美国马里大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教授罗伯特·普洛文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把近10年来的精力倾注于对笑的研究中,并将其结果 —— 什么是笑,为什么人们会笑得这么厉害和频繁等发表于《笑的科学》一书中。普洛文开始观察那些偶然的谈话,并同时计算当一个人谈话时笑的次数。观察结果使他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普洛文说道:“我开始记录下所有这些谈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说者要比听者笑得频繁得多。” 记录结果显示:讲话的人发笑的可能性要比听众高出约46%。不仅如此,能够引人发笑的句子中只有15%在传统意义上是幽默的。除此之外的大笑与幽默毫无关系,而是一种辅助强调社会关系的工具。 另外,普洛文还发现女性笑得比男性更为频繁,不论是她们倾听还是谈话的时候都如此。一些女士对这一研究结果感到不满,认为这样的研究似乎是在为那些整天哈哈大笑的“傻女人”做辩护;另外一些女士也会笑着说,这种所谓的研究...
自古名妓,风情万种者有之,色艺双绝者有之,情操高尚者有之。董小宛正是这幅绚烂画卷中广为传诵的“金陵八艳”之一,她名震秦淮,千娇百媚的姿色曾引起了一群名公巨卿,豪绅商贾的明争暗斗。千百年来,有关她的故事蒙上了种种历史神秘的风尘,已成为一个缠绵悱恻的美艳传奇。第一章 艺妓世家 董旻坐在船头吹了三个晚上的笛子,什么事也不做。一年前,他也是在这条画舫上连续吹了三个晚上的笛子,勾动了艺妓陈大娘的心。他依稀记得笛声擦着秦淮河的波光柳影飘然远去的如幻心境。此刻,陈大娘躺在舱中忍受着临盆前的痛楚和兴奋,两个养女在两侧用扇子驱赶着暑气和香料燃烧之后的微烟。只有大脚单妈忙进忙出,用七八丈红绸和一百二十支红烛将整条船搞得分外耀眼。...
1王步凡是天野市天南县石云乡的一位副乡长,也是天南县唯一一个干了十二年乡镇副职,既没有调回县城,又没有提拔的副科级乡镇干部石云乡是天南县最偏僻最贫穷的一个乡,多见石头少见人,石头也是百无一用的石头。乡政府处在半山坡那条被人们称为扁担宽扁担长,东边撒尿西边可以看见小二的街道上。可就在这么个街道并不宽敞,经济也不发达的小镇上,一九九四年的冬季竟然冒出一家“想死你歌舞厅”,是一个在广州做生意的商人回家乡办的,一时间成为石云乡的最大亮点。有了这个歌舞厅,小镇的夜晚就再也没有安宁过,歌舞厅里不时传出男人们死狼怪声的歌唱和小姐们嗲声嗲气的笑声。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歌舞厅门口总会早早站着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搔首弄姿嘻嘻而笑的妖艳姑娘,她们用自己的魅力招揽客人,用嗲声嗲气的话语迎来送往。自从这个歌舞厅诞生之后,石云乡就没有太平过,先是两个青年为争一个叫“一枝花”的小姐动起了刀子,...
公民教育是个一直在谈的话题,许多中国学者都意识到,建立公民社会,要从公民教育做起,要写出高质量的《公民读本》来。美国很多学校有公民教育课程,《公民读本》的教材很多,一般是学者写的,各地学校的老师从中选挑。可是,他们的大原则在那里,课本也就大同小异。我随意挑了一本看看。那是密歇根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写的。 前言里引了一个伟大哲学家的话:“了解你自己。”课本认为,你要做个好公民,先要了解你自己。这一部分,一共谈了四章。从第一章,“你:一个人”开始,谈“一个健康的人”、“你和你的个性”、“和他人相处”,直到“做个好公民”。第二章是“你:一个学生”,谈“学习能力的不同”、“改善你的学习”、“清醒的思考”。第三章是“你:一个家庭成员”,谈的是“家庭是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第四章才是“你:一个公民”,谈“你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在国外看到汉字是亲切的,宛若在异乡看到熟人。澳大利亚也有很多汉字,其中两处,我看了,心里却至今不舒服。 墨尔本市至菲利普岛的途中有个小动物园,园子萧条而且破败。汉字先是出现在一扇小门前,歪歪扭扭地写着:厕所。与之并列的还有英文与日文。但踏进小门,前行几步,进入女厕后,英文与日文都不见了,只剩下中文:“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几个字了,小学生都认得。主人把它写好,白纸黑字,贴在墙上,不仅一处,小小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厕内竟贴了三处,都在最显眼的地方。 这是个文明程序并不高的厕所,我指的是它的内外部建设:低矮、潮湿、幽暗、简陋、微臭,与我们国内都市稍像样点的公厕都没有可比性。然而,就是它,居然还有了嫌弃谁的资格,还如此毫不客气地反复提醒前来的人“手纸用后请扔入桶中,便后请冲水”,只用中文提醒。...
电话铃响起来时,俞道丕教授瞥了一眼机座上的红灯,那红灯闪烁得有些刺眼,铃声也显得特别急促。妻子聂惠萍从厨房探出半边身子说:“老俞,你接一下。”若不是太太发话,按这个家里往常的习惯,只要聂惠萍在家,即使电话铃声响一百下,俞道丕也不会先拎起听筒。其实大多数电话都是找俞教授的,聂惠萍只是九州大学校医院挂号室护士,没有多少重要事情须得让电话追到家里来谈。然而聂惠萍喜欢替丈夫接电话,喜欢听到电话那头的人以谦恭口气请她转接俞教授。有时来电话的也可能是聂惠萍的熟人,她就很得体地摆出教授夫人的架势聊上几句,然后再将话筒递给丈夫。倘若电话里传出青春女孩的嗓音,又亲亲热热地称聂惠萍“师母”,聂惠萍忽然间也会吊起嗓...
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个故事。是讲给父母们听,因为令他们感动了,他们会去讲给他们的孩子听的。他们的孩子或者很小,或者已经长大了。 这是两只兔子的故事。一个母亲,一个孩子。它们是栗色的。现在,小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它紧紧地抓住大兔子的耳朵不放,它要肯定大兔子在听它说话。它说:“猜猜我有多爱你?”大兔子说:“哦,我可猜不着。”小兔子说:“这么多。”它张开两只手臂,伸得尽可能的远。可大栗色兔子的手臂更长,它说:“我爱你有这么多。”“嗯,这真是很多。”小兔子想。 小兔子又说:“我爱你到我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大兔子说:“我爱你到我的手能伸到的最高的地方。”小兔子想,这真是够高的,我希望我的手臂也有那么长。...
浦东国际机场,是上海的门户,也是上海的骄傲。它的宏大气势、辉煌格局,令众多中外游客赞叹不已。不过,去的次数多了,我渐渐发现了这个庞然大物不近人情的一面。 第一次降临浦东机场,还是四年以前。那个时候,机场还刚刚试营业。从长沙飞临浦东,飞机停靠在远离出口处的偏远角落,一行旅客在漫长的通道上行走,往前望去,似乎漫无尽头。渐渐地,我们这群旅客距离拉开。我突然发现,空旷的过道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前后的同伴都不见踪影。在夕阳的斜晖之下,我的身影显得格外的孤独。 如今的浦东机场变得热闹多了。然而,在大多数时刻,旅客们依然需要长途跋涉,拖着/背着大包、小包,熙熙攘攘地走在漫长的长征路上。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像香港机场那样,建造一列接驳的小火车?是设计师的疏忽?还是决策者的失误?...
据说物质贫乏时代的人们憨厚又狡诈,大方又小气,貌似公允又十分偏心。这一点我十分相信。我婆家的奶奶经常会绘声绘色跟我们讲述一件事。 呼嗒呼嗒的风箱声停止,拿一瓢水把余火泼灭,揭开高梁篾编的笼屉,一股热气冲天而起。奶奶忙着用水把手蘸湿,把锅里的白面馍和黄面馍拾到干粮篮里。一边拾,一边暗中记数:“一,二,三,白馍,十六,黄馍,十七”我一边听一边纳闷:“记数干嘛?一家人吃饭还要定量?”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一锅薄粥,小葱拌黄瓜,一家人团团围坐,开吃。太爷爷奶奶的公公,唱戏一样站起身来,象老生出台,咳嗽一声:“嗯叹,你们吃吧,我不饿,出去遛遛。”胳膊往身后一背,踱出门去,两只袖子鼓鼓的。瞅他出了门,我奶奶赶紧查数,“一,二,三,嗯,白馍,十五,黄馍十六。”她啪地把筷子一摔,说我爷爷:“你爹这个老不死的又偷干粮给你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