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体系动荡的环境下,中国经济步入结构转型的新里程。通过管理水平的提高、管理的创新以及人力资源的开发来提升运行的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低要素价格来竞争,也就自然成为中国充满挑战的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整个经济转型的内容看,管理层面的改进构成了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转型大潮最为关键的微观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活动贯穿于商业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从历史看,商业可谓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而第三次大分工则是商业从其他行业中分离出来,由此产生了商人阶层。比如,吕不韦就是中国早期的一个商业代表人物。虽然商业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原因之一可能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文轻商”的传统思维。改革开放以...
作者:韩东作者年表1961年5月17日出生于南京。1969年11月,随父母下放至苏北农村。1978年中学毕业,考入济南山东大学哲学系。1979年10月,父亲方之病逝。同年接触北岛主编的民刊《今天》。1980年在《青春》杂志首次发表诗歌。1981年参与“云帆”诗社活动,接受校方“专案组”审查。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至西安陕西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1982—1984年写作《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一个孩子的消息》、《我们的朋友》等诗歌。主编油印刊物《老家》,共出三期。1984年调动工作回南京,在南京财贸学院教书。1985年创办并主编民刊《他们》(该刊物共出九期,至1995年为止)。...
袁岳(Victor Yuan):在中国,中学时期的学习压力最大。中学生面临高考。来自学校的、家长的压力,使他们在心理上负担非常重。中学生第二个特点是,在信息获得渠道上比以往其他时期多。这一代中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父辈给予他们的空间相对比以前的中学生多。这使他们能够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信息,从而形成自我主张,形成个性。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对生活的艰辛考虑较少,而勇于尝试新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价值观里,最能表现性格的事情是冒险。他们喜欢体验极限运动,甚至尝试吸毒和性。伙伴群体对塑造中学生最具影响力。这使中国的中学生更趋向美国的中学生。现在,中学生的父母在管理自己的孩子时正在失去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在这方面,老师的能力也降低了。因为老师和家长在管教孩子时失去了参照系——不知道哪种方法是真正有效的。从总体上说,由于现在中学生是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超过上一代人。...
记得十多年前就有人问我,苍蝇、蚊子、老鼠要不要保护?在《我们为什么要热爱野生动物》一文中我回答说,这些动物很多,不用保护,而且应该控制,但也不能灭绝。如果苍蝇、蚊子、老鼠灭绝了,那么吃这些动物的鱼类、鸟类、兽类也无法生存,当然也会影响自然生态和人类自己。而且应该说,现在的苍蝇、蚊子、老鼠所以多,多到不利于人类生存,也是人类造成的。人类滥垦滥猎和滥施农药,消灭了控制这些动物的天敌,又为这些动物制造了暴发的环境,才造成它们的恶性发展。话又说回来,如果苍蝇、蚊子、老鼠有朝一日真的濒危了,我们也应该保护它们。把生物分成益与害,这只是对人而言,或者说是对狭隘的人而言。即使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很难说清每一种生物的益害。医学科学家发现用猴子的肾脏培育出小儿麻痹疫苗,使亿万的儿童避免了夭折或终生残疾之苦;袁隆平科研小组1970年在海南岛发现了几株雄性不育野生稻,实现了水稻杂交...
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作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文化是什么?” 是在1999年的“议会”里。从9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晕眩的症状出现,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他的症状是胃绞痛,想呕吐。到了12月底,预算要三读通过,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24或48小时。议员可以轮番上场,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我对我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当他过了两岁以后,我的喊叫渐渐失去了作用,他最多只是吓一跳,随即就若无其事了。我开始增加惩罚的筹码,将他抱进了卫生间,狭小的空间使他害怕,他会在卫生间里“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断地认错。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他卖力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号——我在这里很快乐。接下去我只能将他抱到了屋外,当门一下子被关上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时,他重新唤醒了自己的惊恐,他的反应就像是刚进卫生间时那样,嚎陶大哭。可是随着抱他到屋外次数的增加,他的哭声也消失了,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这样反而让我惊恐不安。他的无声无息使我不...
取暖运动 长春的冷慢慢地逼近心窝,巫小倩慌了。她不断地给南方的死党打电话取暖,死党们说,找个长春男人恋爱吧,没有爱情滋润,女人容易枯萎。这道理巫小倩哪里不懂,只是要找个男人恋爱,真比考研还难。巫小倩英语也就是个二级水平,不似某些人考研考博,轻松上线,如搞一夜情那般洒脱。巫小倩确实有点想恋爱,在冰天雪地里拥抱接吻,较之南方的情调,必定别有滋味。巫小倩记得有一次在乐购超级商场排队买单,遇一超帅型,极具艺术家气质的男人,侧面令人着迷。但是,非常遗憾,这位艺术气质的男人直到买单离开,也没有回头,错过了与巫小倩一场可能死去活来的恋爱。直到如今,巫小倩都在设想一种假如,假如那个男人回头,即便是一晌偷欢,巫小倩似乎也会心甘情愿。...
他父亲是位大庄园主。七岁之前,他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上世纪60年代,他所生活的那个岛国,突然掀起一场革命,他失去了一切。 当家人带着他在美国的迈阿密登陆时,全家所有的家当,是他父亲口袋里的一叠已被宣布废止流通的纸币。 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从十五岁起,他就跟随父亲打工。每次出门前,父亲都这样告诫他:只要有人答应教你英语,并给一顿饭吃,你就留在那儿给人家干活。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海边小饭馆里做服务生。由于他勤快、好学,且不取报酬,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为了能让他学好英语,老板甚至把他带到家里,让他和他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一天,老板告诉他,给饭店供货的食品公司招收营销人员,假如乐意的话,他愿意帮助引荐。于是,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在一家食品公司做推销员兼货车司机。临去上班时,父亲告诉他:“我们祖上有一遗训,叫‘日行一善’。在家乡时,父辈们之所以成就了那么大...
**最后一张牌作者:张鼎鼎第 1 章 第一章 林跃是个二。 用菊城当地的俗语来说是二百五,用更广为人知的形容是二愣子,用现代的小资的学术用语是EQ存在明显缺陷。 这话不是谁谁往他身上泼脏水,而是经过了时间的验证的。 林跃今年二十七岁,像他这么大年龄的青年在菊城大多都成家了,就算没成家也总有个正式工作了,当然,现在经济不景气,菊城又是小城市,好工作是非常稀缺的,但是但凡有一点机会,人们都会拼命的向里钻。二十七岁的男人,没有工作,那是连老婆都娶不到的。 但林跃不。 林大少爷虚岁不到二十八,但起码做过二十八个行业了。从火车站的扛大包,到超市的导购员,他都干过,而且干的都兢兢业业的,干的其领导都非常感动的想要升他职,但每次他要出头了,人家就甩手不干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激情了。”...
大二那年,“玉米”小姐爱上了“大豆”,他是玉米的老师,一个喜欢画水果与女人的教油画的老师:平头,留小胡子,有时戴渔夫帽,很少笑,甚至有点冷漠。但这一切对玉米而言,都是一种魅力,自以为很冷傲的玉米,终于在一个有月的深夜敲响了他的门:“老师,我很冷” 大豆二话没说,拥着她进去,然后是一声温柔的关门声。他们的年龄相差10岁,这不是问题,真正的难题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师生恋”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往来只能在地下,在后半夜,有点“聊斋”里女鬼与书生约会的味道,也好,这很刺激,玉米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的浪漫。选择什么样的男友,其实就是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说穿了就是体现你个人品味。玉米一向是自负的,在她看来,自己虽不是班花,但绝对是最具个性的那朵。所以,在课堂上,在画室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大豆“四眼触电”,确实,她的身材与活泼热情的性格,无人能敌。大豆是个内向的男...
圣诞节前夕,美国政府属下的机关部门可能会向自己的雇员,即我们所称的“公务员”,重新发布一次所谓的“廉洁指导”。实际上,“廉洁指导”就是一份有关限定接受礼品和宴请的文件。其内容具体详细,文字清楚简明,以便让所有雇员一目了然又牢记在心。以下便是美国商务部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局向雇员颁发的“廉洁指导”。 美国商务部国家海洋和大气层管理局全体工作人员:圣诞节即将来临。不少雇员可能会收到与本部门有业务联系的私人或单位送来的礼品或宴会邀请书。现本局重申有关接受礼品和宴请的限定,请诸君务必遵守。 您不能接受与您工作的部门有关的私人或单位(包括您的权限对其有影响者)所赠送给您的礼品。当然,如果他们恰恰是您的亲戚或朋友,那么您还是可以“笑纳”20美元以下的小礼品。但要是礼品的价值超过了20美元,那么重要的是,您同时还必须向您的上级表明:您是作为他们的亲友,而非特定职务的办公人...
几个星期之前我在中国做了一次关于应聘工作的演讲,我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说:“近些年来,中国人很不幸地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不诚实的名誉和评价。”我用“很不幸”这个词来形容,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极大地危害着中国社会并伤害着中国人民。在我结束陈述之后,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对我说:“你刚才说现在所有中国人都是不诚实的。”我当时认为他不赞同我的观点,于是我向他澄清:“我从未说是‘所有的’。”但他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想不少中国人是不诚实的。” 谈论这样敏感的道德话题一向非常艰难,但我认为“缺乏诚信”作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被记录下来。不诚实的人通常会这样说:“如果我不那样做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竞争,因为其他的人都那样做。”我感叹,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这种想法,那么不需要过多久这个社会就可能自我毁灭掉了。...
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必须把我的坐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我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四岁到六岁,我是对着窗外度过我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 世界,就在窗户的外面。 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想,却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有人走过,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被限制的小小人生。令人头痛的是,长大之后的我竟然也是这样。 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进小学,我读不会课本,做不了功课,念中学,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上大学,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书奇迹般考上的,等退伍有一份好工作后,我却跑去做当时还没有人认同的专职漫画家。就像小时候一样,别人上班,上课,我却只想一直看着,或接触窗户外面那个流动的世界。...
前年母亲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又封了一个50块钱的红包,骑自行车回去送给母亲。母亲连看也不看,就把红包放进口袋,把衣服话桌上,不冷不热地叫我:“坐吧。”我蹬自行车出了一身汗,又累又渴,就去倒茶喝。 正喝着茶,就听见外面有小轿车的声音,那是大姐回来了。母亲好像听到命令一样,立刻迎出门去,守在小车旁边。大姐一下车,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请她进屋,问她累不累。大姐说:“妈,我不累。”大姐坐小车回来,怎么会累呢?真正累的是我,应该问我累不累才对,可是母亲却没问我。 大姐也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又漂亮又贵重。我在商场里见过,最少要1000元,比我送给母亲的那件贵十倍。大姐也给了母亲一个红包,比我的大得多。母亲双手捧起大姐送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再把那个大红包放在衣服上,让众人欣赏。母亲亲手给大姐倒了一杯茶说:“坐下喝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