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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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发哥哥家由卖粽子起家，后来经营车马店，发发哥哥的父亲———我们后来叫他大宝爷爷，因为发发哥哥的大儿子叫大宝———驯养骡马的本事远近闻名，他们家也更加称得上是财主。
发发哥哥家和我们家的交情，我猜：首先，因为两家家境接近；其次，发发哥哥的爷爷深受我老爷爷的影响，非常认同我老爷爷的持家原则，即不参与村里的派性斗争，所以解放时只被划了上中农；再次，大宝爷爷是我三爷爷最好的朋友。
闻喜县在1947年和1949年先后经历了两次解放，这对家境殷实的我们家和发发哥哥家是考验也是教训。我老爷爷和发发爷爷通过1947年解放的过程，在预测了大势所趋的正确前提下，开始悉心研究土改的政策，真正明白了钱财乃身外之物，保住身家性命才是上上策。他们甚至商定了更加激进的方法，就是假借赌花花牌去输掉自己的家产。1949年二次解放时，他们联手成功地输掉了各自过半的家产，而且主要输给穷人，因此乐善好施与大手大脚败家的名声共存。
他们还商定了一个危险的计划，那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发发哥哥家的窑洞深，就决定继续挖暗窑以藏匿粮食。我们家的窑洞浅，恐怕挖下去会惊动背后的邻居，于是选择在三爷爷家住的前头院挖地窖。挖掘的行动只能选择夜晚进行，仿佛越狱一般的一铲一锹，历时长达三个月之久。
我们家的过程更加惊险一些，难题是：如何将主要存放于后头院的粮食转移到前头院。那是一些多么和睦刺激的夜晚啊，我爷爷和我奶奶负责将粮食打包，三奶奶和三爷爷搬家一样，从后头院扛着伪装成包袱和铺盖的粮袋转移到前头院里，四爷爷和五爷爷负责将粮食倒入地窖里的大缸封存。
在此前后，奶奶担任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官职，就是官道庄妇女主任。但一年左右她就辞职了，原因是那时候斗地主，包括批斗她曾经引以为豪的唐店举人家族———乱棍可以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打成肉酱。作为干部，除了要再接再厉地揭发地富反坏右，还得去参加塬上几乎所有的批斗现场，她受不了。我见过她那时候的一张照片，的确称得上英姿飒爽，可是那张照片在别人家的相框里，已经找不到了。
归去来 第二章（2）
我长大记事后，没见过一个真正的地主，听说他们都被镇压了，所以我见到的，只是一些地主的后代，他们在村里很受歧视。比如一个地主的孙女，和我同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我们村的第一美女，但我小时候，就觉得她很不顺眼，后来她嫁给了同村一户很不堪的人家，也是斗地主的历史成果。
卸任公职并没有影响我奶奶的大家长风范。有一次，我的老爷爷到平阳镇上看戏，和一个邻村的老奶奶发生了口角。据说这位老奶奶的娘家也是唐店，也有五个儿子，是平阳镇著名的“五虎”。这位老奶奶也许出于竞争的心理，或者就是开玩笑，戏台下竟用拐棍戳了一下我的老爷爷，被我奶奶知道了，就成了大事情。我奶奶不依不饶地满世界找那个老奶奶，找到了，是在戏台下的大街上，当时镇上逢集，人很多，但奶奶还是当街数落了人家，据说那老奶奶的五个儿子中的三个都赶来了，但就是被我奶奶说得没法还嘴。
奶奶说：“人家都说你们家有五虎，人家不是夸你哩，是说你和你娃儿们只知道欺负人哩，是恶虎。为什么好好的娃儿都成了恶虎啦？就是因为有你这个母老虎。按说你也算是我唐店的姨哩，可你这个样子，我真的为咱唐店脸红哩丢人哩。”
于是赶集的人就都知道了，官道庄王天温的老婆、王家才他妈、唐店的王家女儿不好惹。以至于那老奶奶找到唐店我奶奶的娘家，对我奶奶的母亲哭诉道：“我的姐姐啊，人家你女儿在平阳集上把我数说的，我以后可怎么在人家平阳活人啊？我干脆上吊吊死算啦！我真是白活啦，咱女儿当着人家全平阳的人骂我是母老虎哩，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再去人家平阳集上见人啊？”
这次事件，搞得我爷爷很不好意思，是不是有人据此推断他怕老婆，我不知道，但我奶奶从此的确名声大振。
1951年，二爷爷上吊自杀后，新婚的二奶奶旋即改嫁邻村。接着五爷爷被害，尽管被镇压了的凶手临死前交代这次行动杀错了人，纯属一场误会，但对我老爷爷，却是巨大的打击。他的深谋远虑在那一年里如此无济于事，他无法想象两个儿子都接连走在了他的前边。年底前三奶奶的去世，使得1951年成了我们家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灾年。三奶奶留下了一男一女，三岁的申才小爹和不满周岁的茵玲姑姑。五里之外名为小庄的一户人家领养了茵玲姑姑，我奶奶担当起了抚养申才小爹的责任。
富农的出身，以及冒险埋粮食之外，奶奶没有告诉我们的还有：1954年四爷爷的去世，使我们家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迷信的高潮，伴随着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件，一度让我们家不可自拔。
有一阵子砖头会冰雹般落到我们家的后头院，最初全家认为得罪了什么人，是被得罪的人往我们家扔砖头，于是三爷爷带领着大宝爷爷连续两昼夜蹲伏在窑顶上进行监视。然而光天化日之下窑洞里传来了奶奶的惊叫，三爷爷和大宝爷爷急忙举目四望却一无所获，砖头还是如陨石雨般地落在了院子里而且有些发烫。在发发哥哥的回忆里，其间他常常深夜听到我三爷爷的叫门声，大宝爷爷起身下炕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抓起铁锨或者锄头往外冲。
面板上的草以及棉花消失，紧随在砖头事件之后。某天奶奶正在面板前和面，面板上却突然出现了一团带着泥土的草。某天我爷爷在院子里弹了一堆棉花，我奶奶叫他到西窑里喝泡馍，爷爷刚刚端上泡馍，却听去了院子的奶奶说：“他爹啊，你刚刚弹的棉花在哪里啊？”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埋藏在前头院的粮食因为有水烂掉了差不多一半。尽管当年埋藏的过程仓促紧张，但还是最大可能地考虑了雨水渗漏的问题。进一步的发现是，保存粮食的缸外泥土并没有任何雨水渗漏的迹象，那么缸内的水又从何而来呢？
声名远播于平阳周村两镇的一位阴阳先生认为，问题出在那条陪伴我爷爷贩卖辣椒的黑狗身上。据说那黑狗每逢我们家有人去世，总会提前多日呜咽哭泣。阴阳先生说：“见过牛哭见过马哭，就从来没听说过狗娃儿会哭的。你们家的狗娃儿会哭，肯定就是有问题。”
那黑狗极为凶猛，除了我们家人，只有发发哥哥家的人可以亲近。我们家没有人能够忍心接受阴阳先生的要求动手，就只好由大宝爷爷来承担杀狗的重任。大宝爷爷本来决定黑夜下手，左思右想之后还是选择了一个中午勒死了那条黑狗。
我爷爷推着一辆独轮车给黑狗下葬，车上还摆放了几碟小菜。我伯父和我父亲，以及发发哥哥都非常踊跃地要求前往观礼，但我爷爷要求他们都穿上白袄白裤。我父亲和发发哥哥就放弃了，他们说：“不穿白袄能行，非要穿白袄，球就不去啦。”
发发哥哥说：“那个时候我妈一提起你们家，总是哭的。她是心疼你奶奶哩，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了，搁在一个不能承担的人身上，肯定就垮了。你老爷爷已经不管家了，就是你奶奶管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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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第二章（3）
我父亲1955年进闻喜中学读初中时，我伯父已经是平阳镇供销社的一名店员了。伯父高小毕业后，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考不上初中，就做了店员。申才小爹刚上小学，他不喜欢念书，念书让他经常昏昏欲睡。奶奶晚上在炕上缝棉花，要求申才小爹坐在背后读书，但小爹还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奶奶说：“你小爹说，大妈啊，我就是不想念书，我就是想在咱家里种地哩，真是把我气死啦。”
一年后，发发哥哥也考上了闻喜中学，他每逢周六，都会站在我父亲的教室外面喊我父亲相伴回家。发发哥哥说：“你爹本来是不想回家的，人家你爹是想去看县里蒲剧团唱戏哩。可我在他教室门口一站，他的同学就会跑去说，南南，你村那娃儿唤你回家哩。他就只能带上我回家啦。”
无论发发哥哥家，还是我们家，埋藏的粮食显然都要吃光了，否则他们不会觉得吃饭是个问题。
很多年后，发发哥哥清楚地记得，那时一个柿饼一块钱人民币，一茶缸白开水需要三毛钱，对他和我父亲来说，这些都是需要认真计算的花费。
但他们的中学生活却是满意甚至有些自豪的。闻喜中学的前校长出任行署教育局长，为当时的闻喜中学分配了许多戴帽的右派，正是这些右派，造就了闻喜中学一时的辉煌。据说右派们不但教学有方，而且多才多艺，主要表现在：由上海迁来闻喜的巾单厂要组织舞会，出任舞会乐队的就是闻喜中学的右派老师。
奶奶说：“人家村里人都说，你南南就是能干的，上课也不好好听课，在闻喜，不上课的时候，还想着看戏哩，可一到考试就是第一。人家你爹从小到大，从唐店到平阳，从平阳到闻喜，一直就是有名的好学生。”
1957年，我伯父和同村一户李姓人家的女儿结婚。这户李家，和我们家在一个胡同里，两家的距离，不过两分钟的路。第二年，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我伯父提着二爷爷的箱子，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去了太原，落脚在太原铝厂，这就算进城当工人了。过了不久，因为吃不饱，他们又相伴回家。结果，同村的其他伙伴留在了家里，我伯父却被奶奶痛骂之后，哭着离家北上返回太原。关于这次痛骂，有很多种说法。最为夸张的一种，是奶奶顾全大局，为国家培养干部。这种说法，流行于1970年代伯父出任太原铝厂革委会副主任期间。
奶奶说：“在家里坐着就能吃饱啦？”
伯父被奶奶骂回了太原当冲压工，工伤使他的右手只剩下了大拇指，却坏事变好事，从工人变成了太原铝厂的保卫科干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20元人民币。
1960年，正在棉花地里摘棉花的我父亲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给他送喜报的是发发哥哥，据说我父亲因为期盼心切已经熬肿了眼睛。
奶奶说：“人家发发跑到咱家里说，奶奶啊你南南考上北大啦，比秀才还要厉害哩，要在以前，咱家就应该立旗杆哩。我说发发啊，南南能考上北大是好事，可你要你奶奶拿什么来立旗杆啊？”
我父亲是我们村历史上唯一的北大学生，这应该是很光荣的事情，足以和唐店的举人相媲美。但范进中举，有乡绅送钱祝贺，我父亲上北大，却成了家里头疼的事情。家里变卖了一部分家当，奶奶经常说起的是“铜火碗”，我猜可能是铜制的火锅，总之凡是铜制品白铁制品都卖掉了，以及奶奶陪嫁的玉手镯，甚至还变卖了某间房顶上的瓦，来给我父亲准备路费和行李。
经过各项运动，贩辣椒已经划归到了投机倒把的行列，我爷爷养家的路就剩下老老实实挣工分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去了外面，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只有我爷爷和伯母两人。
我的大堂兄大娃1958年出生，二堂兄二娃1962年出生，三堂兄三娃1966年出生，所以我奶奶的任务就是在家里做饭以及管孩子。大哥说从他记事起，就是和奶奶“打脚头”睡。这是一种睡觉的方式，一老一少睡一个被卧，小孩的头挨着大人的脚。三哥的记忆也是如此，倒是二哥和伯母在一起的时间要多一些。
伯母的母亲去世得早，在我大哥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他姥姥的印象了。伯母在她们家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伯母的大弟弟大旺，后来被我们叫做大舅舅的，和申才爹爹同岁，1948年出生，也就是说伯母出嫁时不过九岁；小弟弟小旺1955年出生，更是小得可怜。她出嫁到一个胡同里的王家，方便照顾家人，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考虑。伯母的父亲，我们叫他舅家爷爷，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脾气古怪的老人，他的嗓门很大，据说他只听我奶奶一个人的话。我小的时候，他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感觉上，他更像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曾经目睹他在我奶奶面前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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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第二章（4）
这样算来，我爷爷、伯母的父亲、伯母三个劳动力，加上太原工作的伯父，和我奶奶一个管家，管理养活着一九六○年代王、李两家两辈六个孩子，还得供应我父亲这个北大学生，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