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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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算来，我爷爷、伯母的父亲、伯母三个劳动力，加上太原工作的伯父，和我奶奶一个管家，管理养活着一九六○年代王、李两家两辈六个孩子，还得供应我父亲这个北大学生，这的确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大哥说：“要没有三爷爷，咱们家肯定早就饿死了。”
虽然三爷爷和我爷爷兄弟二人分了家，但申才小爹还是由我奶奶一手带大的，等于没分家。在大哥的回忆里，三爷爷是一九六○年代官道庄多次重大战役的总参谋长，作为官道庄的库房保管，他拥有一些有限的资源来解决我们家的温饱问题。
大哥说：“三爷爷是咱王家支撑门户的人。”
大哥记忆里的三爷爷，经常还要连夜赶写大字报，以便官道庄的革命方向跟得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他的回忆，解答了我后来多年的疑问：1。为什么没有念过书的三爷爷，会写一手好的毛笔字？2。为什么此后多年，村里的干部总喜欢向三爷爷请教村里的安排？我还以为三爷爷是通过打麻将来团结年轻人呢。
我问大哥是否跟着三爷爷学会了用土枪打麻雀，大哥说：“不敢学，你不知道吗？我和申才小爹都胆小，都不敢学。”他五六岁的某天，亲眼旁观了三爷爷一次土枪走火的全过程，熏得三爷爷脸上红黑相间。后来大哥向奶奶汇报了这次走火的情况，奶奶说：“你三爷什么都想玩耍哩，等哪天土枪炸了，会把他炸死的。”这个预言，吓得我大哥差点尿裤子。
我大哥还记得他背着马扎陪老爷爷去平阳镇上看戏，足以让他心旷神怡的一些时刻都和出门有关，他小时候在尧村小老姑家和唐店老舅舅家住，都是经常的事情，但必须跟着奶奶。他还记得奶奶的父亲，就是唐店老爷爷，他每次跟着奶奶去唐店，唐店老爷爷都会带着一条狗，坐等在唐店村门口的桐树林前。
大哥说：“你知道奶奶的小名叫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但大哥的答案是：“奶奶的小名叫女儿。”因为每次唐店老爷爷见到奶奶，都要说：“女儿啊，你回来了。”
唐店老爷爷去世，六岁的大哥和奶奶、伯母，坐着爷爷赶着的马车提前去帮忙。大哥说他清楚地记得是在大老舅舅家操办的一切，这也是奶奶和大老舅舅家亲近的原因之一，奶奶的母亲和父亲都主要由大老舅舅这个抱养的哥哥养老送终。另外一个原因是大老妗子为人大方，大哥想吃什么，大老妗子都会要求大老舅舅出门采购。但大老舅舅说话口气很硬而且带着脏字，比如他的口头禅是：“穷他妈的”。
就在操办唐店老爷爷葬礼的某个夜晚，我大哥目睹了一次奶奶修理她大哥的全过程。必须跟在奶奶身后的我大哥，一走神不见了奶奶的踪影，于是放声大哭：“我要我奶奶。”路过的大老舅舅对他厉声呵斥：“你奶奶蒸了一夜的馍，都顾不上去尿一泡，你穷他妈的哭什么啊？你奶奶连尿一泡都不行啦？”我大哥先是吓得一愣，接着看到了方便回来的奶奶，再次放声大哭。奶奶说：“娃儿啊，你怎么啦？”大哥说：“我老舅舅骂我哩。”奶奶转头说她哥哥：“你把我娃吓着啦，我不在你家里住啦，现在我就走……”大老舅舅说：“穷他妈的……”奶奶说：“你就会说穷他妈的，你对别的人这样说我不管，你要再敢对我的娃儿这样说，我就不和你来往啦。”大老舅舅说：“你的孙子就是宝贝，我不敢啦能行吗？”大老妗子对我大哥说：“娃儿啊你别哭啦，你老舅舅都骂了我几十年啦，我都不敢说他一句话，你奶奶今天是给咱俩出气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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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第三章（1）
1988年，十九岁的夏天，我去山西省闻喜县塬上中学，看望一位曾经影响了我出生的人。
塬上中学在官道庄以西十里的周村，是周村镇镇政府所在地。前面我已经说过了，奶奶的娘家唐店就属于这个镇。
1988年的那个夏日午后之前，我去闻喜县北的垣曲县中条山铜矿看望了我的一位远亲，翠翠姑姑。翠翠姑姑比我父亲小几岁，是我二老爷爷的外甥女，官道庄之于她，就像唐店之于我。她高小时的同学，很多是我父亲在官道庄的小弟：发发哥哥，还有张娃叔叔，就是在我父亲光辉事迹的直接激励下，也考上了大学。
后来翠翠姑姑从闻喜中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她见证了我父亲的中学生活，也见证了我伯父在太原最初的岁月。和翠翠姑姑每个周末相伴前往太原铝厂，给伯父洗衣服打扫卫生的，还有一位名叫芳芳的阿姨，她是我父亲闻喜中学的同班同学，考到了太原的山西大学。翠翠姑姑的回忆，几乎处处都难以摆脱芳芳阿姨的影子，这促使我能够鼓足勇气去找到芳芳阿姨。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前二十年里的两大悬念之一。
那个夏天的中午，我在官道庄家中吃过午饭，骑车去周村。二十分钟后我到了塬上中学，问了一个人，就打听到了芳芳阿姨的房间，那是一排教师宿舍模样的平房，芳芳阿姨在。
她是一个高挑清秀的女人，她说：“你找谁？”
我说：“我找芳芳老师。”
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张翠翠是我姑姑。”
她愣了一下，说：“你进来吧。”
然后她去拿了一个暖瓶往洗脸架上的盆里倒水，说：“来，你洗洗脸。你姑姑还好吧？她还在垣曲吗？”
我说：“我姑姑挺好的，前些天我刚刚去看过她，她让我问候您。”
她把暖瓶放下，看了我一眼，说：“水有点烫，等会儿就好了，你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我吃了饭从家里过来的。”
她眯眼看住我，说：“你姓王？”
我说：“是。”
她的肩头一震，低眼转身去看脸盆里的水，取下架子上的一条毛巾，丢进水里，摆了摆，用那毛巾捂住了脸。
奶奶偶尔会说：“要是人家芳芳还在咱们家……”等我成年之后，我会跟着她说：“那一定比我妈强多啦。”听我这样说，奶奶就要说：“你这娃儿净胡说哩，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妈啊。”
芳芳阿姨是我父亲的前妻，他们被誉为闻喜中学一九六○届的金童玉女，他们的婚姻简直称得上是天造地合，奶奶以及家里人无不为此而自豪。据说芳芳阿姨是为了照顾家里人才放弃了去清华大学读书的机会，转而选择了山西大学，后来毕业时又出于同样的原因，回到闻喜教学。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我父亲和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母亲的相爱。
据说我父亲放弃芳芳阿姨的主要理由是如下两条：1。芳芳阿姨家里人希望他能倒插门；2。芳芳阿姨想要孩子。但我奶奶觉得这是胡扯，奶奶说：“当初他们结婚，人家芳芳家并没有说不倒插门就不嫁闺女”；其次，直到我父亲和母亲的结晶———我出生了，人家芳芳阿姨也没有生孩子。
即便如何放大我的想象力，也无法还原我的父亲母亲相识相爱的过程。我只是从他们的合影里，可以看到他们幸福的样子：圆明园废墟上有点傻笑的我母亲；北京大学校匾下傻笑的我母亲等等吧，一概傻笑，摄影师都是我父亲。
在翠翠姑姑的回忆里，她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和发发哥哥结伴到北京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接见，两次接见，前后三个月，发发哥哥住在我父亲的宿舍里，翠翠姑姑就住在我母亲的宿舍里。我父亲和母亲暧昧的样子，把翠翠姑姑搞得很糊涂，她和发发哥哥不由得悄悄嘀咕，但也不敢多问个究竟。要知道，我们父母那一代还是很有规矩的，小弟小妹不能随便质问大哥的事情。后来我问翠翠姑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翠翠姑姑说：“我就是觉得很糊涂，也觉得他们很糊涂，总之，大人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吧。”
很多年后，当我比较了解北京女孩了，我也开始试着理解我母亲。总的来说，北京女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傻愣傻愣的，表面上桀骜不逊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实际上一塌糊涂，不威武不富贵也屈了也认了，岂不是更加糟糕？而我的母亲，几乎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算得上是高干子弟。简单地说，北京孩子的学习曲线无非如此：在派的方面，高干子弟向中南海的小孩学习，大院里的孩子向高干子弟学习，胡同里的孩子向大院里的孩子学习；在痞的方面，则是反过来。女孩子很难学痞，所以基本上就是派。这么一个讲派的小姑娘看到了完全不懂派的土包子，难免就有向他传授派的冲动。反之，一个土包子，碰上一个这么傻派傻派还全然不自觉的小姑娘，也难免有特别的好奇：她到底是真傻呢还是假傻？历史地看，她是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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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第三章（2）
等到1968年她怀孕在身，这个故事就从傻乎乎的幸福，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了。
大概在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对一个朋友吹牛说我母亲的家族如何显赫，这位朋友很认真，就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去图书馆查资料，查完对我说：“你姥爷他爸是个大汉奸。”———说得我很没面子。我在网上一搜，发现我姥爷他爸果然是个亲日的大汉奸，我姥爷他哥也是个大汉奸，而且都作为汉奸成了历史名人。至于我姥爷怎么由一个大汉奸的儿子，和另一个大汉奸的弟弟，摇身一变为中共高干的，的确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但1968年的高干子弟，已经身陷绝境。我的姥爷和姥姥被打倒下放去了河南某地的牛棚，怀孕的母亲之绝望可想而知。科学地看，我母亲怀我应该是1968年六七月的事情，在此之前，她已经知道了父亲已婚的事实，也知道了芳芳阿姨的存在，但她对爱情的幻想和她骨子里的一贯极端的派，妨碍了她进行客观地分析，我猜她是试图通过去山西老家生我的行动，来解决一切问题。如此之下，我父亲答应了陪她回山西的决定，但先由我那小老姑接她回山西。选择小老姑的原因，是因为她是我们家唯一的公社干部，是不怕去北京的人。
这是小老姑唯一一次来到祖国首都，她的激动掩盖了此次行程应有的困难。时任山西省闻喜县平阳公社妇女主任的小老姑，日后经常以夸耀的口吻极尽粉饰向我叙述她的辛苦，事实上她给我母亲的印象却不尽人意。
我可以想象：1969年3月，作为一个未婚先孕者，满脑子试图冲破封建束缚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了爱人的家人，急于诉说的愿望是何等强烈！但面前这位一口闻喜方言的姑姑却一门心思四处闲逛以及检查身体求医看病，给我母亲的，又是何等的失望。
我无法想象的是：二十五岁的我的生身母亲，在踏上前往山西的漫漫长途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她的爱情，以及她身体里正在孕育成长的骨肉，一切，都在未定之天。
到达闻喜后，小老姑并没有带我母亲直接回家。我母亲被安排在了闻喜中学我父亲某位老师的家中，等待我父亲归来会合。我想那时候官道庄家中的气氛一定极其诡秘莫测，在小老姑描述了她成功的北京之行后，我奶奶陷入了她一生中最大的道德困境，这是一个有辱门庭的难题，曾经让她无比自豪的儿子如今却使她一筹莫展。奶奶说：“这可怎么办啊？真是羞先人哩！人家芳芳还在咱家里，人家你妈怀上你就跑回来了。”芳芳阿姨当时在五里外的平阳公社中学教书，每逢周末，会回到官道庄家中住两个晚上，和我奶奶睡在一个炕上。芳芳阿姨越是一如往常，我奶奶的煎熬就越是难以忍受。
奶奶说：“只有等你爹回来再想办法啦。”
然而这时，我父亲却突然没有了音信。
我父亲在北大待了八年，却只得了个学士学位。1964年就该毕业了，但革命要求他们等待分配，他们就只好等待分配，等来了文化大革命，一待又是两年。1968年终于等到了离开学校去接受再教育。我父亲学的是军工技术，又是地道的贫下中农出身，所以没有被分配去民用工厂，而是分配到了武汉某军工厂接受再教育。但我母亲学的也是军工技术，却因为成分问题，分配去了天津喇叭厂。应该就是离京接受再教育的前夕吧，这是我猜的啊，他们两个在离别时刻感情冲动私定了终身。
这样说来，我父亲是在武汉委托奶奶派了小老姑去接我母亲。由此也可见那时候天津喇叭厂的管理是够乱的了，居然可以允许一个未婚先孕的走资派女儿请产假。
但我父亲为什么突然就杳无音信不能如约回家了呢？据他日后解释，是接到了一个秘密的任务。从他工作的性质来看，这的确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他的工作是研究水声比如测试鱼雷或潜艇的声纳等等军用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