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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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要认为他只说了一两句，看问题要看本质，咬人的狗不露齿，别说他还有言论，没言论他也是右派。”吕南的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了。经过一个时期的批斗以后又突然沉寂下来。吕南想又和“肃反”一样要把我挂起来了吧！
他想错了。突然一天处长来找他：“你和家里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这问题提得突如其来，吕南马上说：“是不是要处理我？”没等对方回答，吕南的妻子哭哭啼啼地闯了进来：“你明天就走了，为什么不回家看看？你到底是下放还是劳改？为什么连家也不回？”吕南急得问那个处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劳改？我有什么问题？要说清楚。”那个处长一看瞒不住了，马上说：“不是劳改，下去锻炼锻炼！以后还回来工作。”吕南说：“我得回家看看，我爱人刚生了小孩！”处长劝说着：“不要回去了，这不是你妻子来了吗？回去孩子哭大人叫的也不好！”正在争吵着，来了一辆吉普车，省公安厅来人了：“谁叫吕南？”吕南说：“我是。”来人说：“你被捕了，上车！”吕南对处长大喊大叫：“为什么？你不是说下放吗？”来人不容他分说，马上把他架走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6（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躲过了初一，也难逃十五。老百姓常说的这几句话，用在白刚交心上正合适。交心这一关终于不能逃脱，今天轮到他了。交心关，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那些从社会上来的小偷、流氓们，说起自己过去的那些错误和罪恶来，简直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津津乐道。别人的批判也都是官话，什么思想根源挖掘不深啦！检查不彻底啦等等。就是真正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或是没有多少问题但是已违心承认了自己罪恶的右派，交心这一关也是不难应付的。可是白刚什么问题也不承认要过这一关可就难了。这关，真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因为你说没有问题不等于说政府冤枉好人吗？这就是继续放毒，谁敢放你过去？
有些右派一直不认罪，到这里以后，便采取幡然改悔的办法，“彻底”认罪了。白刚办不到。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只能蒙混过关。有了吕南那些话垫底儿，他也不那么害怕了，顶多是皮肉吃苦呗！
白刚真的像叙家常一样，讲起了他那一条条的事实。也故意说得生动些，像讲故事一样，首先从“肃反”讲起，说“肃反”领导怀疑他和胡风分子有牵连，如何斗他整他。由于他和领导一直对抗，有问题的重点人都解放了自由了，他还一直被看押，因此对领导不满等等。听起来“对抗”啊“不满”啊也似有检讨之意，他就想以这种似是而非的叙述，混过这一关。但叙述时间长了，终究有人听出点门道来了，他这不是检讨呀，便喊叫起来：“少说过程，讲你那反动言论！”
“不说说这些情况，后边那些言论说不清。”白刚还继续说自己的。有人又喊叫了。但班长说话了：“让他说完！”花班长对很多人都是严厉的。可能是干馒头还在发挥作用，对白刚倒是有点照顾，明显看出了问题，却不想深究。人们看到班长这种态度，多数人自然也不愿意那么积极。又加白刚平时文文静静，吃亏让人，不生是非，人缘不错，人们也不想为难他。但也总是有好事者愿意起哄，斗一场打一场，热闹热闹，也显示一下自己的积极。虽然势孤力单，有人还是不时地冒出一两句来：“说你的反动言论！少扯闲篇！”
白刚看看不说点言论不行了，便说：“肃反以后领导给自己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他特别加重了没有任何问题这几个字，这样就说清了“肃反”中的是非了。然后才说但由于对“肃反”中被批斗看押七八个月不满，鸣放时说了“那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讲了半天过程，这时才说出了一句言论，但仍不加批判，又说另外的问题。
“你说说这是不是攻击‘肃反’？是不是攻击党？”这里都是“老运动员”（政治运动中被斗的人），还看不出他这种蒙混过关的态度吗？所以又有人喊起来。白刚早想好了，不到最后关头，不正面回答这类问题，可是再继续罗列事实好像又不行了，所以一时沉默起来。会议一僵持，便看见有些人叽叽喳喳，有人已在摩拳擦掌，准备动手了。在机关批斗时为这句话就僵持了很长时间，大家说这就是攻击党攻击“肃反”，白刚说我说的是事实，明明没有问题，把人关起来，硬让交待反革命活动，那时有理能讲清吗？算什么攻击？在这里他不想辩论，但也不能违心说话，所以他仍是说另外的事实，喊叫的人更多了，追问他是不是攻击？不利的局势眼看一触即发，围攻殴打已不可避免。
正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突然进来一个人，人到声音也到了：“别让他说了，说也是放毒。右派就是因为反动言论，让他交待也是放毒，说肃反不讲理，不是攻击是什么？还用问吗？他的言论还多着哩，不能再让他放毒了。”然后转向白刚：“今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此人是谁？就是公安厅下放的秦大队长。他显然已在窗外听了多时了。听到这里要形成一场武斗局面才进来制止的。这里的队长常常采取在窗外偷听的办法参加晚上的所谓“学习”。如果都是在屋里听会，便会队长在时一个样，队长一走又是一个样，那么多班，队长哪能都参加？采取偷听办法便可以以一当十，不知队长什么时候会站在窗外，所以都得时时小心谨慎认真学习批斗。
白刚心里明白，秦大队长是有意给他解围，可是其他人都蒙在鼓里，还认为真的是怕扩散那些反动言论造成不好影响。这样的情况在别人身上也发生过，尤其是说到毛主席如何如何时都是立即制止不允许再说下去。所以秦大队长那气势汹汹的训话，大家也心服口服了。
秦大队长掩护白刚过关，固然和他们以前相识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因为他看了白刚的档案。白刚的档案里只有白刚说到的这一句话算是个具体事实，似乎有些问题。其实从他“肃反”中的遭遇看来，这句话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档案里就凭这句话构成一条重要罪状：恶毒攻击“肃反”运动。反党集团问题只凭几个人矛盾百出的交待，而且有的人承认又推翻也难认定。其他的问题更是大帽子底下没人了。不过上级认定了他们没权推翻，但是他心里有数，觉得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太为难他了。他虽是个小干部，但是不盲从不轻信，在是与非敌与我的界限变得稀里糊涂没人再较真、没人敢较真的时候，他凭着一份老公安的良心，保持了独有的一份清醒。但正是这份儿清醒，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凭着他的能力和厅长的亲密关系早就应该青云直上了，何至于到这穷乡僻壤干这种苦差呢！而且以后也终因这份清醒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6（2）
“交心”这一难关虽然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对白刚来说，没有带来轻松愉快，相反却在精神上是个很大的打击，更加抑郁不欢，很难打起精神来。因为支持他勇敢斗争下去的那个精神支柱垮了。他一直相信换个地方问题就可以解决，现在这种幻想彻底破灭了。他看清了，没有地方去讲理。不是少数人受了冤枉，这里的许多右派几乎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正像不久前他有许多理由说明他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一样，现在正好相反，有许多理由说明自己以前那种信念是多么脱离实际和多么幼稚可笑。以前那么坚定地相信的那些原则和道理，在现实面前已经被碰得粉碎。现在他却不理解以前为什么会那么傻？
现在他心灰意冷，既然那么多人都搞错了，他们怎么会纠正？今后怎么办呢？看起来要想早日出去，只有低头。低头？向那些捏造事实、亵渎真理的人低头？向那些视人如草芥、滥用权力、草菅人命的人认罪？不！难道为了求得一碗残羹剩饭，就无视人的尊严？现在他虽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政策和原则，但自己却一定要像人一样地活下去。思想里斗争了许多日子，他还是决心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安危不二其志，险易不革其心。死在这里也认了。
不过，他思想里总还是萦绕着这样一个想法：几千万党员，几亿人民就会永远容忍这种是非不分的局面？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大一个党，难道会没有了希望？冥冥之中虽经多次反复，总是断不了这样的念头——会有希望的。不敢肯定时也还是退一步想，但愿会有这一天吧！可是看看越来越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即便有这一天，也不会很快到来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身体上，别让身体垮下去，一旦形势有了变化，自己还能等到说理的那一天。
希望就是力量，只要希望之光没有熄灭，就会点燃生存下去的力量，会克服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困难。这里的生活的确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俗话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绑上就挨得了打。现在也只有面对现实，他准备在这里好好劳动了！
白刚积极劳动，并不像有些人是为显示自己，取得领导的好感，以求早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这时对迅速解决自己的问题已不抱幻想，他不需要向谁显示自己，也不乞求得到谁的夸奖、赏识。因为他知道他的“不认罪”，在这里等于判了“死刑”。他在政治上是没法儿翻身的，他们永远会对他另眼看待，他必须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后来的发展证明，事实也正是如此。不管他如何积极劳动，如何负责地工作，不管他付出了多少辛劳，甚至立了功，但每季每年大批受奖人当中也没有他。
尽管不奖励他，但不能不利用他。白刚积极劳动，干者无心，看者却有意。队长们整天在地里转，明处、暗处都注意看每个人的表现。他不管有人看管，没人看管，都是闷着脑袋干活。虽不“认罪”，但很踏实，绝无逃跑之意。这一点每个队长都是看得清的。在一次重新分组编班的大调动中，秦大队长竟然宣布白刚为班长。每个班两个班长，他们这个新班花班长仍然是班长。但队长宣布时，他是第一位，意味着他负主要责任。
离开大队以后，白刚和花班长说，你是老班长了，以后可要多负责任啊！白刚不想干，说这话是真诚的。花班长说：“领导让你多负责任，你就别客气了。”话虽这样说，却很不高兴。他是老班长了，白刚才来了几天，却排在了他的前面，心中很不服气。
让白刚当班长，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让不“认罪”的人当班长这太少见了。他也不想当这个班长，既然没地方说理，自己也没希望脱离这个鬼地方，何必假充积极呢！况且背着个“不认罪”的罪名，也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开批斗会、学习会，班长是主持人。你不发言？那就是思想上有问题，不靠拢政府。发言吧？说什么呢？说别人不接受改造，那么你自己呢？“不认罪”是最大的抗拒改造。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但想不到偏偏让他当了班长，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独特世界”和外部世界对人有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外部世界里认为绝对不可用的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这里你只要不逃跑，好好劳动，便认为你是靠得住的人。逃跑，是领导最头痛的问题。因为只要跑上几个人，便会弄得这整个“世界”不得安宁。可是这个问题又是防不胜防，逃跑可以在不同类型的人身上发生。一般说，越是外部世界认为可靠的人——阶级成分好、罪行轻微甚至还谈不上什么罪行的人，在这里越不安定，越容易滋生逃跑的念头。
那些小偷、流氓、无业游民不会顾虑自己的地位、脸面，也不怕出去以后生活无着，身无分文也可以到处流浪。他们挨得了饿，受得了苦。有钱了尽情挥霍享受，吃喝玩乐，搞男女关系；没钱了施展一切手段偷抢行骗，甚至杀人，只要能弄到钱就行。被人捉住了，打一顿不怕，关几天无所谓，只当休息。抓回来无非还是这种劳改生活。所以他们认为跑出去还多少能自在几天，不跑白不跑，在这里只能死受罪。当然逃跑抓回来是要受皮肉之苦的，要蹲禁闭室。但十几天的禁闭，换回一个时期的风光自在，在他们看来这也不是赔本的买卖。有些人在外边走南闯北，一年半年才抓回来，那就是大赚特赚了。万一抓不回来呢？那不是自己解放自己了吗？有些人就是一去没有了踪影。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6（3）
更惹人生气的是有些人不见人回来，给熟人却书信不断。一忽儿发自黑龙江，一忽儿发自新疆，不久又来自西藏。当然这些信队长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