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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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光接着说：“张耀祠同志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副主任，并不主管宣传工作，信访会议也不是讨论宣传工作的会议，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讲话？”他特别指出：“张耀祠讲话中说‘有人说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起来就不一样了’的话，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话对安定团结是很不利的。”
我们这个联合发言的分量是很重的。杨西光对这些事情很熟悉，讲起来如数家珍。我们这次发言全凭事实讲话，我们表示，如我们的讲话与事实有出入，希望到会的人包括汪东兴、张耀祠出来补充与更正。
当然，这个联合发言很长，我也不能全引了。在发言中，我们还批评了《红旗》杂志的熊复，讲了彭德怀的问题，拥护中央要中组部彻底审查康生的问题，等等。
在12月14日，王惠德、杨西光和我又作了第三次联合发言。这个发言是在听了华国锋、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后作的。这次由王惠德主讲。在发言中，我们除了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祝贺外，着重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事情。我们说：
“华国锋同志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
“我们完全同意*同志讲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不再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这个发言中，我们对汪东兴的书面发言表示了态度，我们引用了宋时轮在中南组的发言，表示同意当中所列举的汪东兴的错误，并且说：“在阻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汪东兴同志不仅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而且是有思想路线的错误。”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是否定的。上次我们曾经讲过他在6月15日中央直属宣传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他曾经针对那篇文章讲过这样的话：“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汪东兴同志还讲过，报纸上报道*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叶主席的话就不精辟吗？同时，汪东兴还对今年以来各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特别反感，他说：“还有一些特约评论员，写的东西不好。特约是谁呀？不知道。听说有的是社科院的，有的是党校的，有的是组织部的，这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有问题。”
概括起来，我们的联合发言最后指出：“事实表明，汪东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就他目前的觉悟来说，要求他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实在担心，汪东兴同志的这种态度，对党中央核心领导的统一意志是有损害的。我们建议中央敦促汪东兴同志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除了同我（两次是同我和王惠德联合）有上述三次联合发言外，还同王惠德有一次联合发言。这四次联合发言，每次都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立下了第一功，党校《理论动态》孙长江等同志、南京胡福明是第二功，杨西光也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但是，我看到最近出版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书刊，对中央工作会议上杨西光的组织活动没有提到，故而在这里把他和我们的联合发言提供出来，一则为了纪念这个人，二则为了供研究者参考。
原载《炎黄春秋》1998年第7期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1）
◎周瑞金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新闻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理论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舆论先导作用，这是20年来贯穿我国新闻工作的一根鲜明的红线。
从三个重大历史关头上看舆论先导新闻工作，是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它总是灵敏地反映着人心所向和时代发展趋势。20年前，“*”结束不久，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发动和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这场大讨论和*同志在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讲话，成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宣言书。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当时，广大干部群众都在深刻思考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不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深化、扩大？面对这种困惑，*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作了两次重要讲话，*总书记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讲话中阐述了*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上海《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半月谈》，根据*和*同志的讲话精神，发表评论文章，倡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9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思路。由此引起一场改革开放“姓社姓资”的论争。1992年初，*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在党的十四大上，全党统一认识，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历史新阶段的又一个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可以说是新时期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同志在年初去世，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摆在党和人民的面前。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需要妥善解决，新的思想理论疑惑需要加以澄清。*总书记在这年5月29日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高举*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成为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宣言书。又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北京一些新闻媒体闻风而动，根据*同志“五·二九讲话”精神，兴起新一轮思想解放的舆论宣传，为十五大召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综观20年来我们党面临的三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的新闻媒体都是敏锐地以*理论为指导，紧紧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发挥了改革开放舆论先导的作用。在坚持*主义思想路线，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国广大新闻工作者甘冒风险和压力，作出了应有的重要贡献。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2）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上海《解放日报》社工作，时任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报社的社务、党务和评论、理论、经济宣传等一部分编务工作。我亲身经历第二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的舆论宣传全过程。因此，本文将着重回顾这一段新闻工作的体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为推动改革开放而发挥舆论先导作用的。
面对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波，在一段时间，我们的宣传工作存在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有的甚至偏离了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同时，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在滑坡，国有企业的改革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底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总书记根据*同志讲话精神，在七中全会开幕式上重申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提出要大胆利用一些外资进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强调“即使冒点风险，也一定要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
1991年初，*同志按习惯来上海过春节。1月28日到2月28日，他在上海视察了好几家企业，仔细倾听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并就改革开放问题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他又一次阐明“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志恳切“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鼓励上海干部群众“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凭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觉得*同志的两次谈话很有针对性，他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的。他两次强调市场与计划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正是“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核心，是深化改革的新思路和主要方向。这不仅对上海工作，而且对全国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同志不是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吗？当时我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深感有责任遵照*同志的指示，加大改革开放的宣传力度。于是，我主动邀集两位同志一起讨论撰写四篇署名为“皇甫平”的文章，阐述*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第一篇题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放在“辛未羊年”春节（1991年2月15日）刊登，鲜明地提出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要增强改革开放的历史责任感，强调“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第二篇题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刊登），强调“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特别提出“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两者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再次强调“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滞”。第三篇题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3月22日刊登），明确提出对改革开放中的新探索，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而坐失良机”，要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第四篇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12日刊登），强调改革开放需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干部的选拔任用一定要是人民群众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做出实绩的人。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3）
《解放日报》这四篇署名评论当时读者称为“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少人来信来电询问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受启发，有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一些干部来信赞扬文章以加大改革开放分量为主旋律，“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一些经济专家学者反映，文章对市场与计划关系的论述是“及时雨”，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加强我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全国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驻上海办事处接到本省、区、市领导的指示，要求收集“皇甫平”全部文章，并向报社了解发表背景。一些外国驻沪的领事馆和记者也纷纷来电话询问文章背景，要求采访作者。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