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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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背景，要求采访作者。
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利用座谈会和少数报刊对“皇甫平”文章进行责难和批判。他们虚设论敌，无限上纲地指责什么“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它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妄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是“改革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有人公然责问：“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更有甚者，有人公然认为“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商品经济是瓦解公有制的根源”，甚至说什么“80年代改革开放造成新的阶级分化，新的剥削制度和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社会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危险”。有的文章还鼓吹揪党内走资派，说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内确实出现了极少数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要警惕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他们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有的人明目张胆借批“庸俗生产力论”和“经济实用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同志。
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定冒风险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署名评论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我们本想进行批驳，但上海市委领导出于维护大局，指示我们淡化处理，不搞争论。这样我们便顾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数干部群众会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大音稀声扫阴霾针对这种情况，*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而且把*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进行了阐述。1991年9月1日夜，他又下令将第二天刊出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接着，*同志又在9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批评了一家大报对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作了断章取义，片面强调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总书记对那些喜欢拿大帽子吓人，好作抽象争论的人的鲜明态度。
我们根据*同志讲话精神，继续宣传*同志的思想。例如苏联八月变局后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明确提出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阐述只有改革开放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10月间，我执笔撰写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鲜明阐述，同时，也回答了当时有人把我国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妄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要求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矛盾”的错误论调。接着，在12月间，我们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两论《改革要有胆识》的评论，批评那种反对冒改革中的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与论争（4）
真是难忘的1991年！这一年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姓社姓资”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论争，是要不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交锋，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
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同志，尽管已经从一线退了下来，又已88岁高龄，仍以一个老党员老公民的历史责任感，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不辞劳苦，视察南方，发表发聋振聩的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尖锐指出“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判断是非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原则。他要求抓住时机，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注意培养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等等。*同志南方谈话曾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多么巨大的震撼力量，是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
舆论：改革开放的先导又一个大年（壬申）初一（1992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又一次在头版显著地位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这是全国新闻媒体中最早宣传*南方谈话精神的。接着，中央和全国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同志南方谈话精神，3月下旬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通讯，栩栩如生地传播了*同志在深圳的活动和谈话。一个宣传、贯彻*南方谈话，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就此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解放日报》也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发表署名评论，深入阐述南方谈话精神。4月发表《论走向市场》，系统阐述了*同志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对*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6月初发表《论加速发展》，阐述了*同志关于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崭新经济思想，并对加速发展如何避免经济过热作了分析。接着，又发表《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阐述了*同志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根本标准，系统回答了1991年有些人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责难。7月初，我们又发表《论“换脑筋”》一文，阐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必然要求人们在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等方面“换脑筋”，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
回顾从辛未羊年到壬申猴年这一年的宣传报道，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扫除了阴霾，集中体现了党心民心军心之所向，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它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皇甫平”文章，也因此获得了解放。曾被当做靶子围攻批判近一年的“皇甫平”，1992年6月在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这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经济是众望所归，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新闻媒体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不断创新，在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前驱的作用。
原载《炎黄春秋》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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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
◎戴煌
编者按：作为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拨乱反正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的*中央秘书长和*中央总书记，*同志最重要的功勋之一，是在全党同志，特别是在叶剑英、*、陈云等同志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6周年了，今年11月20日是他诞辰80周年的日子，我们特发表此文，以表深切的怀念。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 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老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北京东城富强胡同6号*的家里看望*。*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 *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句话转告给他。” 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同志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核心要求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却出台了。按照“两个凡是”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然是“反革命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决定照旧有效；新中国成立后涉及千百万人命运的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当时的华国锋同志归结为“抓纲治国”四个大字！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说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乎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这等于给“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陈云同志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同志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同志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中央党校校园的时候，他仍在为如何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苦苦思索着。
5月24日，*同*、王震谈话时说：“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阐述道，我们不能把毛泽东针对某个问题的讲话套用到另一个问题上，或把他关于某个地方的指示套用到另一个地方！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东西。
小平同志的谈话，使耀邦找到了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2）
一天下午，耀邦同志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解。”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耀邦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但从1957年开始的20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冤假错案，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大量的被*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