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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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刻意封存的想念，一幕一幕地跳映出来，定格在小的时候。
我原以为，人的记忆很脆弱，特别是小时候的事，因大脑发育不完全，会像消了磁的录影带一样，留不下多少真切的印迹。偏偏是爸爸的眼神，像一个烙印，徽记般地刻在我脑海里，竟从未模糊过。
那是大饥荒时期，家里本不宽裕的粮食被保姆偷偷地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爸妈因饥饿而浮肿，有几次妈妈竟晕倒在上班的路上，被人抬进医院。我记得一个星期天，爸爸带着我，骑上家里的那辆老牌海燕自行车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天之前，爸爸曾在军事学院外的荒地里发现了一些残留的干枯韭菜根，为充饥，他拣回来一些，用木盆泡涨，然后煮了充当粮食的替代品。
惑 06（4）
那天，爸爸驮着我再到那里，他把我安放在地边的田埂上，用一顶硕大的草帽为我遮出一片阴凉，然后返身向赤裸的土地深处走去。那年，我不足三岁，不知度日的愁难与艰辛，独自玩着手边的草茎与土块，身边放着那个后来跟了我整个童年的红漆皮小暖瓶。烈日下，爸爸翻找着度命的韭菜根，当我抬眼望去时，远远地，只见爸爸被当头的骄阳罩了一层耀眼的光焰，身上那因洗旧而发白的人字纹军装也发散着光芒。在空无一物的视野中，爸爸那瘦削的身形被光影环绕，竟有着一种奇异的神韵。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爸爸就像一个高大的神，强烈地吸住了我的目光。
劳作中的爸爸不时地也朝我这边望过来，或许，他只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待在远处吧。但是，我至今都宁可认为，在他看来，空旷视野中的那个小小的我，也像一幅别致的画作。那天，我穿着一件绉纱的小花裙，一头卷发像我出生时他第一眼见到的那个洋娃娃样。在平日里，他就总爱对妈妈说，见到我什么烦恼都没了，还说最喜欢看我用那双“黑豆罐”似的眼睛注视他时的神情……
就这样，我们四目交汇。他温和的微笑透过发亮的眼睛传递过来，让我不觉距离的遥远，感到安全，也忘却了空气的焦灼与炽热，我摇摇摆摆地朝他走去……
就是这一幕，许多年后想起，我都觉得不同凡响。我甚至一直认为，是爸爸静谧、温暖的微笑和眼神，溶解了我后来经历中的许许多多个艰难时刻，我因此从没怕过什么。
然而，此刻爸爸已不能再用那样的眼神注视我了，就像一个永远都无法再追回的童话，这让我觉得难过，无力面对。
脑子在混乱中，像一面快速闪动数据的电脑屏幕，跳动着爸爸的神情，也跳动着江川带给我的幻灭画面，不知不觉地我的眼泪滴落了下来……
没想到，这个早晨一塌糊涂！
惑 07（1）
昨天因江川的电话弄得整个上午心绪不宁，没干什么。说是放手了就把一切关在了门外，不会再有任何牵挂，但这个电话，还是让我对“无动于衷”有种背叛的心乱。
想起当初传统的浪漫约定，那是在北戴河看海。沙滩上有一群小孩子奔跑着放风筝，我和江川拥坐在海边美轮美奂的夕阳下，看余晖写意的光晕在翻飞的风筝上滑翔。孩子的指间也流动着迷魅的光影，夕阳把不舍的眷恋渲泄得如此生动、欢娱。江川看着，禁不住说：“黎，以后，一辈子，你都要像那些牵着线头的小孩子一样，永远不许松手。”
我靠着他，陶醉着：“我会让风筝飞得很高、很远的。”
江川笑了。
我扭过头，凝视着他问：“你———会飞走吗？”
江川把头贴近我的脸，说：“不会的，亲爱的。”他的神情纯挚而郑重，随即认真地解释说：“风筝要是失去了牵动的线，那它就再也找不到飞的快感了，只能是一种无目的的飘。”
我也笑了：“那我就牵着那根线不放喽———”
江川把我更紧地搂在怀里，口吻不容置疑：“这才像话！说定了，以后我们都要用一生来接受飞和放线的快乐。要是你飞，我也会一直牵着那根线的！”
我们像一对不谙世事的傻小孩，相拥着，拉勾为誓。在我们的心里，以为誓言可以持续到永远。
其实，要说我对江川的信任，那也是因为江川的阅历让我信服。他初中毕业后，像所有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去了兵团。在我的概念中，凡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可说一生难忘，那经历也就会刻在记忆中，不能被轻易地磨灭掉。而兵团在我看来还与下乡略有不同，那里似乎有更强的一种团体感，有些部队的影子，因而也聚集着更多青春勃发的苦乐豪情。我比他们略小几岁，但心里一直自以为是同龄人。的确，小我几岁的人，在生活观念以及许多方面都与我确有着不少差异。在我当编辑之后，一些作者朋友中，竟有很多也是下过乡或到过兵团的人。我对这一个群体，不知为何就是有着一种天然的好感。
但是，生活变得实在太快了，那纯真的浪漫也太遥远了……
场景推移到海南，那是我和点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探亲。
点点将近6岁，到了秋天就该上小学了。江川说春节正忙不能回家团圆，于是，执意要我带孩子去那里度个无忧无虑的假期。那时，正是他辉煌鼎盛的时期。
海南是个迷人的地方，迥异于北方的风景以及热带植物，还有渔民独特的水榭、竹屋以及三亚细如绸缎的白沙滩和碧透的海水，让女儿开心不已。她赤脚沿着海边奔跑，时常被海星、贝壳吸引，玩得忘乎所以。我没有想到，她甚至敢抓着张牙舞爪的大龙虾的剑须，大胆地欣赏着那硬壳的家伙威胁地拍动尾翼，发出竹板敲击的示威之声。那一个月中，江川尽量让我们转遍了海岛，女儿清脆的笑声便荡漾在澄澈无尘的空气中。
但是，一个月中，江川身边形形色色的人和无休止的应酬，让我也几近疲惫。海口的夜是特别的，华灯初上的喧闹过后，至入夜时分，生活才真正开始。那些生意上的“伙伴”以宵夜为名，坚持要拜望我这个“嫂夫人”或者“弟妹”，其排场可以称得上大手笔。我不习惯那样一种应景似的奢靡与浮华，看着一瓶一瓶XO在豪放的话语中被消耗着，我总觉自己也变成了别人拜托生意的一个噱头。江川谈笑风生中依旧不忘对我的细微关照，看在眼里的人们便愈加恭维江老板的至情至性以及我“命里自带的高雅”。那样的时刻，我不知说什么，心里一直惦记的反倒是女儿，总想着快快逃离。
毕竟，女儿是不会被带到那样一种“社交场合”的。我不能回回拒绝因我造出的由头，她便只得交由秘书带，照看晚间睡觉。可是，我一直不太放心那个眼睛里总含着异样神情的年轻女人，总有不安让我神经紧绷。江川无大不可地安慰着说：“她人不错，四川小地方出来的，是个苦命的孩子。别太介意了。”我不能说什么。但是有一天，公司负责财务的另外一个女人，不知为何与江川发生争吵，甚至叫着板，让我很不舒服。随后，我便看到了两个互不说话的女人，彼此眼中射出的那道仇视的剑光。
惑 07（2）
我带点点离开海南的那天，江川驱车送我俩到机场。安检过后，机场总调度室却播报了飞机延误的通告。江川和我们娘俩隔着一幕玻璃墙，彼此却听不到相互在说的话。那一刻，一种喻示划开我拥塞胀满的心，女儿不安地叫着“爸爸”，想要出去，而我觉得自己从这一刻真的是失去了什么，不听话的眼泪竟簌簌地掉落下来……
电话铃响。心思的游移不定，让自己好一会儿不知身在何处。少顷，传来杂志约稿的催促，暂时切割了我紊乱的头绪，思维被画上一个休止符。
赶紧收心，静了约两个时辰，在晚些时候，我开始动笔写。
近些天来，出版改革的探讨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预热阶段，人们胆子突然放大了起来，有点像90年代初经济改革陷入困窘而后豁然开朗一样，这次却是涉及意识形态这个最后的堡垒。如何进行体制与机制的变革，说法自然很多，阻力大也可想而知。从身边沉闷的气氛中，我能体会到权与钱分离是对多少要员构成了难割难舍的欲望纠扯。阻滞是避不可免的。署里的一位领导已讲了多次，但推进显然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我无法介入这样敏感的讨论之中，便选了一个有关市场化进程中借资、借力、借智慧以谋求发展的实务问题。晚间用邮件方式传了过去。
今天，早晨起来后，我不想再分心，打定主意要先给那个锁定在谈话圈子的简志峰局长回信。昨晚临睡前，发现他的邮件已候读多时。
坐在电脑前，琢磨着他信中谈到的问题，心里忽然觉得事情有些意思，那个隔着电脑与我面对的人，怎么身上会有一种令人“眼生”的张力呢？话题一下切入到最关注的点上，还每每让人不能懈怠。
我又看了遍他的邮件。简志峰说，近期国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有一个观点，就是提出了“出版改革要向经济改革借鉴什么”的问题。他说，希望听到我的见解。
我觉得，他对此恐怕早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我显然不能因此就草率言之。那么，就不妨借着经济学带给自己的眼界和观察，进行一点有效的交流吧。
一改以往直接打开邮箱随机写些看法的习惯，而是打开了word文档，不准备让邮箱通常设定的时间限制或网路的不稳定来挤压自己思维的正常流动。严格讲，这种从未有过的“灵机一动”，让我竟感到了一点快意。一段时间来，不管是对什么，我都已很少再有这样的兴致了，特别是泛泛扯淡就更觉无益。但是，也许是他触及的话题都在敏感点上吧，干不了事的压抑似乎一下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释放口，下意识觉得，应该把这样一些思想的记录留存下来。
我跟他谈了自己的几方面考虑，诸如，经济改革当初是摸着石头过河，结局有不确定性，而今我们已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努力避免行为的非理性和操作上的简单化；改革的目的是激活经济，在效益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由此，造就奇迹的同时，也要给更大多数人希望和安全感，所谓顾及成本与收益的比率，等等。最后我说，出版改革显然与当初经济改革面临的情况已经不同了。现在人们已无须再争论要不要改革，而是纠缠在怎样改和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无疑，这次会更深的触及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这一痛点，所以在意识层面上，也会因观念和利益识别的差异而发生不同步与不均衡的情况。但是，改革的关键在“体制”这一要点上，这与经济改革没有区别。
与简志峰的交谈，不觉间似有点像熟人间的交流了，这让自己吃惊，也始料不及。话一出口便说得如此大胆、无所顾忌，似也超出了自己近期应有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更没芥蒂的是，信的末尾，我还提出了一个纯私人性的请求：“再回mail时台头直接写名字吧，私下里我习惯直呼其名的方式。看着你一遍遍地称我‘林社长’，感觉上有点怪怪的。”
说来也真是奇怪，他明明知道我现在的头衔是“总编辑”，却偏偏称我“社长”。这在某种意味上说，尤其若是在本地圈内，肯定是犯忌的。新班子调整前有过的那段插曲，圈内人无所不晓，班子内一些人对此很介意，班子宣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减”我的“权力”，并把我筹划与组织的项目一件件搞垮或推翻。所以，若是再有人这样称呼我，那肯定是会让某些人觉得我隐藏了一颗觊觎之心，更有骨鲠在喉的异物感。
惑 07（3）
其实，当不当社长我着实不太在意，我只是不太明白，人的事情安排了，事的事情为何也非要改变。事情总有一个道理存在的，但“是与非”莫名地转换成了“权威”概念上人际关系的交换与制衡，岂不怪哉———“事业”何在？
不过，我对简志峰所说的“感觉怪怪的”却不是由于这层因素。在习惯中，我确实是喜欢直呼其名的方式。至于他为何如此称呼我，我没多想，当时看看也就一笑了之。生活中，谁称呼人不是拣顺口的以示尊重呢？即使没有任何厉害关系，也不妨碍人们对生人直意地表达一种“礼貌”，中国人重视这种礼貌的传承。何况，第一次见面时，我谈话的内容、视角以及后来涉及的这些思考，哪一点给人感觉我像一个单纯搞案头业务的总编辑呢？我想，这个错觉是我造成的。
其实也难怪，前些年我虽为副总编，管了编辑业务，但还管了太多生产经营与管理的事情。那是一种无奈下的产物。有一点让简志峰说着了，就是全国教育社比其他同行在各方面都“势弱”。当初老社长赴任时，他曾好好地培养过几个人，他的书生气与宽厚让他喜欢高学历和看着顺眼的人，也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