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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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没等坐定，也没顾上给自己泡一杯茶，张智一脸沮丧地就推门进来：“林总，事情真没法干了！小谭被发行科召回（他还是习惯用老称谓），说是让他去催以往发书时的旧账，把杂志撂了。我问是谁决定的，发行科长说是他们的主管副社长胡威。你说，这杂志……还做得了吗？这不成心嘛！”
上午的一点平和心态被一件小小的事就给搅乱了。我知道，这还是冲着我来的。几天前我让小谭他们自己清点退货并追缴回款，胡威是要给我个样看。原本，我的让步已让他觉出寂寞，我突然有所表示，他怎能不立即还击？
这两年，对领导的心气和驭权之道他多少是有些心得了。当初社长谢熙原和书记楚牧天的默契，曾让钱唯强颇有微词，局机关随即传出“铁哥们治社”的说法。胡威知道，当下的掌权者，并不需要一个单位的班子太安静，因为不利于对其有效地行使协调权。特别是像风华社这样有重要经济支撑作用的出版社，就更需要制造不同的声音。眼下，发行虽说已回到了自己手中，但马亮的前车之鉴让他明白，发行最终不会成为自己的力量或是一个地盘。看看刘世荣，不显山不露水地钓着大鱼，未来有着一拼的，只能看编辑出版这块谁持的砝码更重。目前，刘世荣的势头稳中有升，而且他管的教材部连出版都分立出一个独立的部门，收入囊中。那么，显然自己暂时是伸不进手去，而且短期内也不会有机会与其抗衡。再说，此时找刘世荣闹别扭，那也叫不明智，他正走强，现在又有吴友道在后面暗暗作劲，谁不知道他今天的得脸是有上面默许的？所以，避重就轻，就只能是继续和我过不去了。
我清楚，胡威是心急了。他希望在钱唯强采取新的动作之前，也就是安置大少之前，先要从我这儿收获点概念分值。因为，我无能，就意味着他有得分的机会。
美编室主任陈亦庭就此早提醒过我，说：“别小看了胡威，他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小小年纪，‘文革’整人那一套他可知道的不少。”
我不信。想当初，自己进风华社时，胡威曾是个不错的同事。像张智一样，他们都属顺顺当当念大学的那代骄子。尤其他是学理的，不像张智学文，嘴跟脑子一样多几道沟回，常逗闷子。说是揶揄调侃不至于给谁逗急了，但有时也难免不让人心里有那么点不舒服。尽管这几年来，情况似乎倒过来了，张智一门心思地搞业务，胡威则像是钻进了一个魔法的套子，总免不了别别扭扭。但我还是觉得，他没那么老到，只是做事欠考虑，或者说少点整体观念罢了。坏不了大事，也坏不到哪去。
不过，近一时期的征兆，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过于简单了呢？胡威比刘世荣是差着火候的，但之前那一次次得手的快感，似乎大大刺激了他使绊渔利的欲望。近些天来，他找不着大的茬头了，小事上也要逞逞威风、斗斗狠，这让我真的有些替胡威感到惋惜。我还就不懂了，胡威难道真看不明白“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这层道理吗？恐怕到时候他连做个替身的奖赏都得不到。
张智一定是认为我现在太畏首畏尾了，看着我沉默不语，他说：“林总，一本杂志的唯一一个发行人员都被弄走，这么不合理的事，难道都不能解决吗？这还叫干事吗！”
惑 26（2）
我依旧沉吟着。我知道，事到如此确实已不能再熟视无睹了。不说胡威或别的什么人要通过何种方式给我挫败感，可老百姓的生计也都系在这个社上。几年来自有资本的储备，虽说三两年内还经得住折腾，但今天的架势无疑已预示了一种颓象。
然而，我该怎么办？讲道理吗？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我已屡试屡败。通过越级方式向上反映呢？那几乎也没什么希望，一种事情没烂到底就根本没解决的可能。风华社算什么，用人不当又算什么？即使贪、占、要、拿，只要没触及到某根敏感的神经，官场上谁惹“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麻烦？那么，寄希望于包青天吗？恐怕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幼稚！还有就是以恶制恶，人们知道现如今鬼都怕恶的，可这毕竟不是君子所为，我也玩不来这类邪行！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官场借力了。可要借权力角逐的力，还是借好人的力呢？平心而论，我更希望借到的是体制正常运转与监督的力，可这在目前几乎也是一种妄想……
想来想去，还是缺乏更直接的办法。我知道自己此时面对的其实不是哪个人，而是一种权力与利益扭结中套连起的一类势力，所以，个人的力量是很弱小的。没有办法，能依靠的还只能是自己。最实际的做法，是凭借智慧，去一点一点克服，尝试用“曲线救国”的方式，慢慢改善小环境，拯救残局。
我看了看张智，说：“我先约陆成杰认真谈一次吧！”
张智满脸狐疑：“能管用吗？”随后嘀咕了一句：“要是行，早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我无从解释，知道张智说的没错，但不如此又如何呢？
张智走后，我陷入了沉思。想到这些年来风风雨雨的一路艰辛……
大约十来年前，也就是谢社长调风华社之际吧。一切都从那时开始。这个做过老牌出版社副总并当了几年局图书处长的人，一上任就提出了要搞“大教育”的出书理念。他深知风华社存在怎样的欠缺。赴任之前，局长闻汉声也曾明确指示，要改改风华社的门风。大家知道，闻局长曾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风华社老陷在单一做教材教辅的套子里，改点错别字、统一一下体例没什么出息。他说，当年他在文艺社时，第一任社长曾有过一个出色的主张，就是编辑要成为邹韬奋、鲁迅那样的大家，要有学养，不能只是些涂涂抹抹、剪刀加糨糊的文字匠。所以，文艺社多年来业务风气一直很浓，几任社长也都为之努力，最后，社里不仅出了几位小有成就的作家，而且编辑们眼界高了，书自然也就编得有品位了。
谢社长可谓深有同感，他与局长观念不悖。不过，到风华社后，不久就发现这里习惯势力很强，尤其是原班子中个别成员本以为自己能成风华社的一方之主，而局里偏偏另派了大员，心里不舒服，工作中就不免处处抵制。最让谢社长没想到的是，胡威这个由自己最先提拔的年轻室主任，竟也是持老观点的人。这在其后的工作中，让谢社长没少费了周章。
其实，要说胡威记恨谢社长，那是缘于当初局里考察后备干部。谢社长曾说，他思维面有些窄，开拓性不够强，主张再磨练磨练，不急于马上进班子。谁知事后没多久，胡威从局里某人的口中得知了谈话的核心内容，这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那时，钱唯强已从市委机关调出版局当书记，他耳朵里不知灌了些什么，找到谢社长，说局里考虑了各方意见，决定还是让胡威进班子比较好。理由嘛很简单，就是班子中不能都是你谢熙原看着好的人啊。对此，谢社长并没做争辩。他是受五六十年代传统教育出来的人，早在50年代末读高中时就入了党，所以在他看来，组织听自己意见并真实地谈想法那是党性，而服从组织决定也是党性，全为工作，没什么好说的。这之后，胡威顺利地进了班子，不过疙瘩也结下了。
在班子做具体分工时，谢社长的安排让胡威再一次感到了不满。他认为，谢社长分派他主抓发行而我管编辑部，是谢社长对他抱有成见。因此，这又加剧了原有的那点“小过节儿”。此后，谢社长虽跟他私下交换过看法，可最终也没起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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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分工，此事并非谢社长未经深思熟虑。征求意见时，我不知别人是如何表达自己愿望的，我当时曾明确表态，愿去管发行。我的理由是，编辑部的工作近两年已上路了，不管谁分管，有谢社长把关就不会出现大的偏离。至于教材那是收入最大的一块，也相对稳定。惟有发行，弄好了会有助于编辑工作，而弄得不好则会制衡全局，影响到向市场化发展的意图。我说：“目前社里发行的状况，大家心里都有数，无论架构、格局，还是意识、能力，都存在着相当明显的问题。我们要提高发行人员的素质，去改变一种习惯了的工作思路，特别是重新去架构一个工作平台，我想，由我去做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谢社长听着也默默地点着头，我知道他认同我的分析。只见他笑着，随即说：“班子成员若都这样想问题就好了”。
几天后，当他再次同我交换看法时，不成想，我之前的主动请战被他否定了。
谢社长说：“这两天，我思考再三，分析了你们几位的优劣短长，还是觉得由你分管编辑部最为合适。你也清楚，刘世荣调来不久，对业务不是很熟，再说他是机关出身，协调性可能比你们都强，但攻关怕是魄力不足。胡威在业务方面无疑比刘世荣有优势，他在出版社干了多年，出哪门进哪门都清楚。不过，他的想法比较定型。现在，是编辑部要劲的时期，想要夯实整体规划的基础，恐怕他不是个合适的人选……”
我清楚谢社长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仔细想想，头几年爬坡的过程何其艰难，心中自然就会有数。自己刚进风华社那会儿，那叫一种什么状况？不夸张地说，凡有些心气的人，恐怕没谁会想主动到这个社当编辑的。风华社不仅人员的构成七拼八凑，干的事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编辑含量。完全是教育部门给什么出什么，怎么写怎么出，编辑加工就像工厂流水线的一道机械工序，说难听了类同于早期作坊的简单劳动。如此状况，何谈策划选题和独立组稿？当然，好处也很明显。不必操市场销路的心，反正系统发行、学生人手一册，每年四五百万的利润，没有吃饭的压力，而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时至今日，小富即安的惰性不也依然存在吗？
那段日子，对于“大教育”思路，社内反对的声音一直不在少数，只是谢社长也一直坚持。在全社大会上，他曾多次强调：“作为现代出版社，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产品和市场号召力。说到底，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增值，都是要靠品牌影响力，也就是我们的编辑创意与个性化图书逐渐积累出来……”
记得，书记楚牧天也是反复地谈市场意识。他擅长打比方，对大家推心置腹地说：“有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我们以出版精神产品为己任的人来讲，什么是我们的粮草呢？那就是观念和意识。我们的观念、意识若是落后了，早晚有一天，我们现在守着的这块蛋糕，也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和腹中食的。所以，谢社长的主张，我是完全赞同的。我们不能只守着一亩三分地，满足于眼前这点利益。再有，作为出版人，我们还有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所以眼睛就不能只盯着鼻子尖底下的这点地方，要思进取！”
应该说，谢社长和楚书记的话，明白人是有所触动。不过，习惯了旧的思维方式，行为能力的改变并没那么容易。我当时还是个普通编辑，但也是第一个在风华社中，脱离了教材教辅轨道尝试独立策划一般图书的人。要说，也是我的运气好，在不满足现状的时候，恰恰遇上了心无旁骛的业务型领导，于是就有了进行尝试和实践的机会与空间。
那两年，我几乎很少有每天睡过四五个小时觉的。从选题策划到组稿、案头加工，再到媒体宣传及市场运作，一个人贯穿全程。让我欣慰的是，最终我没有辜负老社长的期待，也没有辜负自己，算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当时，一套领市场风气之先的“十作家随笔”在社会上激起一波涟漪，其后一套作家与教育家连手打造的“作文与阅读书系”又全面走红。凭借纯市场化运作，一套书在短期内为风华社净赚了大几十万，上了全国优秀教育图书畅销书排行榜。这个开端，结束了风华社在历次省市级以上优秀图书评奖中榜上无名的历史，也由此打开了学生课外读物的选题领域。这件事，让许多人受到了触动，由此，固有的观念开始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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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种自己的地”还是“耕种他人田”的争议，这其间也始终没有断过。胡威一直抱着瞧好戏的心态，一位当时分管生产的副社长，甚至把堆在库房一直无法消化的高价纸，也都一股脑地用在了我做的书上。目的很明确，让我领教不知深浅的下场。
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
虽说，此后社里的情形是好多了，那之后有了像张智、柳枚一些业务骨干的跟进，编辑室也做了重新调整，但谢社长显然仍是不敢掉以轻心。
就听他接着说道：“一种指导思想的确立，能延展一个出版社未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