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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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烈烈的“文革”，像爸爸一样“失踪”的人，突然有一天才一个个地又出现了。当时，站在妈妈面前的人，手里拿着爸爸简单的行囊，妈妈的眼泪一下就掉落下来。问：“人……没了吗？”
自和爸爸相恋开始，妈妈就没停止过类似的提心吊胆。我们都曾听爸爸讲过战争时的残酷，他曾说，抗战时的一次突围中，身边前后左右的战友一个个全都倒下去了，他命大，只负了轻伤。入朝前，爸妈结婚，当时没有一个人赞同妈妈做的这个选择。虽说爸爸最终完整地回来了，但身上也多出了几块炮弹留下的疤痕。
妈妈没法不往坏处想，来人赶紧解释：“不是，不是。黎医生，别紧张。林主任是我们专家组带队的，他现在军委炮兵汇报，过一两天才能回来。”
妈妈总算把心又放回到肚子里了。
爸爸回来后，给我们讲了很多越南战争中的故事，我们听得惊心动魄，但也怀揣着许多兴奋。爸爸他们调研组，不像轮战的部队每隔一段时间会调回国内休整。他们是自始至终，而且要深入到各前沿部队实地观战、了解各类情况，所以经遇的事是各种各样。爸爸告诉我们，那儿的气温湿热难耐，炮盘的温度常常高达50度，战士们非常艰苦。可是，那么湿热的天气，我们的部队却连澡也不能洗，因为当地的水塘只要我们的战士下去，就会得一种怪病，症状跟感冒差不多，而一旦按感冒治，就可能会死人……
爸爸说的多是些见闻，我们知道这算不得什么机密，不过，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滋味，我们能体会。可以说，自小我们就了解战争对军人意味着什么。
爸爸从越南带回的唯一纪念品，是一根藤子棍，比手腕略细。他说越南蛇特别多，地形复杂，不要说穿越林木荆棘地带，就是晚上睡觉蛇都可能爬上竹架床袭人，所以藤子棍是好东西，打蛇最得劲了。我们对待那根藤子棍像对待一件武器一样，很珍爱，以致家从军事学院搬来苇城，我们也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对于这样的经历和由此慢慢沉淀下的感受，百姓的家庭是难以体会的。
在爸爸赴越那两年，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苦，生活中的难事是随时会有的。那年月，在经历了困难时期后，为共度难关，军队曾两次减薪。原本不宽裕的日子，加上老家塌河，房子没了，月月要按时寄钱，亲戚们也多要接济。可以说，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好几个冬天，我们三个孩子每天天不亮都会随妈妈去大院锅炉房的煤渣山拾煤核儿。那是冀北，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我们的手裂开一道道口子，气管炎也成了我们逃不脱的恶疾。还有一回，我们哥仨赶在一起出麻疹，高烧数日，把妈妈累得不成样子。等我们好了后，妈妈也住进了医院。那些天，我和弟弟就只能由哥哥照顾，他常常是背着弟弟、领着我一起去食堂吃饭，也一起去医院看妈妈。最抓瞎的还是邢台大地震。上级发布预告，说地震有可能波及学院所在地。当时，大家都不敢再住家里了，可妈妈无力像有些人那样在室外搭个临时处所，哥哥不过9岁，我和弟弟就更小了，帮不上忙。正值天寒地冻，妈妈愁得不得了，哥哥懂事地安慰着妈妈说，我们就住家里，然后用心地把急需物品打成小背包，并带着我和弟弟做危急时从窗户逃生的练习……
惑 25（3）
人们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军人的孩子从小就有应对危难的沉着和勇气。那时节，妈妈带着我们，说过分点儿，有点像孤儿寡母。但是，这一切若要与爸爸提着脑袋在战场上相比，那就真不算什么了。
正是这些经历，使我一直认为，人的身份“标签”，其实不见得像人们看到的表象那么肤浅。只是我也不否认，生在不同的家庭就是会对人的眼界、见识有不同的影响。至于人最终会成为什么样子，则是与一个家庭的风格及个人心性有关了。
我们受爸爸做人的影响，都不太擅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点在我们长大后没少为此吃苦，不过，却也是改不掉和不能改的。曾经，在我当兵的那段日子，逢周末义务劳动，全体去菜地或是猪圈干活，恰恰干得最好的是被时时提醒有“骄娇二气”的干部子弟，相反某些平民出身的女孩那才叫“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人活络，命也就好。所以多少年后，我早已对此不太在意了，既被认定先天缺陷，那何不甘于认领，我行我素也算活出一份人的自然吧。
此刻，我不怀疑简志峰所说抱有与我充分讨论出版问题的兴趣，交谈历来是智者的大脑锻炼与精神考量，只有对等与相当才能擦出火花，形成一种有意趣的碰撞。不过，我此时没想那么多，任由着心情信手便回了一封轻快的短笺。内容很简单，也有些调侃。我说了没有立即回复的原因，说了有封阴差阳错硬是让他没有见到的信，然后附加一句：“不过这也怪你，谁让你变得那么快呢？看来以后要把行踪交代清楚哟！”之后我又“幸灾乐祸”地说早上见到他的邮件，倒真是让我有意外之喜，因为事先没有想到，所以自然比预期中的等待要多出几分开心。再之后是我把话拉回来，表示了一点应有的同情：“仔细想想，好像有点不公平，你那儿着急我却有意外收获，实在该存些歉疚之心。作为补偿，即付一mail。因手头有比较急的稿子要处理，我们回头再谈。”于是就此止笔。
心情不错，人的神经似乎也就没那么紧绷。下午陆成杰来了社里，他一露面便被各色人各种事缠了个不见缝隙，社内的社外的都在找他，签字报销的也是进进出出，我很想说说近日工作中的一些事，却插不进去，于是打了个电话，预约给我留点时间。
下班的点已经过了，我依旧在等着，反正有干不完的事我并不着急。
电话终于来了，陆成杰疲惫的声音传了过来：“林黎，你过来吧。”
我听出了他的倦意，心想今天是不宜放开谈了，拣着紧要的事说吧。
我想的没错，陆成杰坐在他的转椅里用手捏着头，我常规性地打了招呼，然后顺其手势坐到了他旁边的沙发上。“够累吧？我简单说……”
他示意我不急，并打断我的话，“坐会儿，坐会儿。”然后无可奈何地一笑，说：“这段时间总半边头皮疼，事太多了，睡不好觉。”他简述了几件正在干的事，如地方教材的建设，说局里和教委组成了联合工作组，让他当组长。“你知道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协调起来需要功夫啊。还有选题、书号等的审批，以及印刷业整合等等……”他透露出一种参与其中也日显“重要”的信息，但同时我觉得他也泄露了一点不易觉察的边缘处境的微妙感触，“我现在兼的头衔太多了，各种会牵扯了不少精力，连妇女儿童的什么会也要我去参加，真是不得消停”。在他轻描淡写的言语中，我隐隐觉察到那种为“打杂”而生的苦闷，但是奇怪，他今天为何要和我说这些呢？
一年多来，我俩之间实际上有着一种关系的怪诞及交谈的阻碍。记得班子调整之前，也就是临近揭锅的那几日，我被召去局里谈话，在院里正遇陆成杰，他热情地招呼说：“林黎，我可等着你请我客啊！”不几日，他被宣布兼风华社社长，任命时局里留了个不明不白的说法，即他不在的情况下，由我牵头。什么叫“牵头”？若“主持工作”大家还好理解，即使派一位副局长坐镇，也还说明对原打算任命者的一种肯定。在干部任命中，什么时候有过如此非专业的定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世人都通晓的道理，而名不正言不顺，又如何牵得了头？那一刻，在座的人便都清楚了，这仅仅是种说法，是做给老百姓看，并为局里推翻了所有“组织程序”和民意后做出的一种尴尬的姿态。
惑 25（4）
班子宣布后，陆成杰与我有过一次交谈，他说他没想到会让他接手风华社，是突然决定的，事先一点不知情；他说在风华社只认识我一个人，而我们是朋友。我心里虽对突然发生的剧变有猝不及防的不适，但对他的诚意我还是心有所动，我说：“放心，你不必为此不安，这与你无关，我会配合你工作的。”我当时说的都是心里话，因为我即使再不痛快，也不会迁怒于不相干的事与人，何况我这些年来一直把工作当成事业看待。至于陆成杰说“我们是朋友”，虽有过之，但也是有一点原由的。两年多前我们同团出访美国，那时他博士毕业正准备出任大学出版社的副社长，出行的日子有过比较愉快的经历。之后他推荐一个职工的孩子进风华社，而那孩子条件很好，正符合我社用人的需要，也就正式录用了。没想到山不转水转，他不久通过公开竞聘做了出版局的副局长、我的上司。为此，我们出访团的成员还讹他请了顿客。这种种的因素，在我的心里其实都有着一种不生嫌隙的默认，而且凭心而论，对他的脱颖而出我还有着几分激赏。
但是，谁也不曾想，他到风华社的不多日子，情势就急转直下，发生了那许多令我费解而有失水准的决策。当然，现在想来，我已逐渐理清了事态原委，知道当初任命一事既可发生超常规逆转，那么其中不为人知的复杂就可能延续其负作用的影响力。至于陆成杰，他初来乍到无论是出于一种妥协的官场敏感而求自保，还是心高气傲有欠老练，都应说是我原本就该预料到的。当初，只因自己太专注于事，以致忽略了环境变化人也要做出适当的对策调整。但这种种曲折，却令我与他之间变得真的很难相处，一段时间中我甚至不知如何与他沟通，不知该以何立场同他谈工作。沉默了近七八个月，我尽管了解了他许多做法的情非得已，心里有种对常人心态的体谅，但看着风华社在日趋失掉经济主体意识的轨道上渐行渐远，却也不愿再公开表达那层“理解”，而他也已形成了一种固定化的面孔，以致我俩之间除了非说不可的事再无半句闲谈。
此时，我脑子快速旋转着，在想他是出于什么而表现了一种不同寻常。我揣度着他刚刚所言是暗示一种局面向好的转变呢，还是借此传递一种打破僵局的意愿？一时难以辨别，本不想接话，但不知是天生情愿接受善意的习惯，还是出于自己心态真的变柔和了，不自觉便说出了一句以往职业习惯养成的建议：“你该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了。压力过大、神经过于紧张，都会造成失眠和头疼，长期下去会患神经衰弱症的。”
陆成杰难得松弛地一笑：“我这个人除了工作没什么爱好，有些时候也是没有办法，谁让咱年轻呢。不过，你说的话我听得进去，我早说过，在风华社我只你一个朋友，还是你能理解我。”
我听得出他话的弦外之音，但疑惑仍使我不确定能否与他开诚布公的交换看法，想想反正今天没时间了，他一会儿还有个饭局。犹豫了一下，我探询式地建议：“等你有空，找个时间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吧，有些想法我也很希望和你交流一下。”
“行！下周吧。”陆成杰爽快地答应了，这多少有点出我意料，不过我却因此有几分舒畅。我就势简要地把选题论证的准备情况向他作了说明，顺便征询他对论证时间安排的意见，然后我谈到杂志回款等几件具体工作所遇到的环节性障碍，他疑惑地问：“库房雇人，负责杂志的发货、退货不是早安排过了吗？当时咱俩一起布置的。”
我摇了摇头，告诉他这事始终没有落实。我说：“我今天只是跟你念叨一下，关于杂志的一系列问题，找时间我再跟你详谈吧。”
这时催他赴宴的电话响了。时间掐得刚刚好，我起身告辞。
惑 26（1）
2003…3…21 不对等的较量与权衡
上午编辑案头基本功竞赛在出版局会议室如期举行。各参赛单位相当重视，有的竟由社领导带队，这给学会的人很大鼓舞，觉得我们几个还算做了点有价值的工作。竞赛结束后，时间已过12点半，想到大家回单位也赶不上饭口了，我便在外面像模像样地请几位吃了顿正式午餐，算是慰劳大家连日来的辛苦吧。不过，席间话题又没离开过工作，我们把阅卷的时间、进度以及后面的相关事情做了分工，商定由陈名晖主阅试卷，而我配合承担一部分的工作量；小韩负责采购证书及奖品；王成负责落实颁奖会前布标、证书的书写及公榜事宜。一切都安排得妥贴而紧凑，大家有种快意和小小的成就感。
回到出版大楼，我便陷入到出版社的具体事务中。
几乎是没等坐定，也没顾上给自己泡一杯茶，张智一脸沮丧地就推门进来：“林总，事情真没法干了！小谭被发行科召回（他还是习惯用老称谓），说是让他去催以往发书时的旧账，把杂志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