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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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互一笑，说起了当初策划“作文与阅读书系”时的事情。赵一帆说：“那时其实想法很直接，就是觉得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学有许多毛病。学生的作文里很少见到鲜活的东西，被教成了八股，而阅读几乎成了一种空白。一个民族缺乏阅读的习惯、缺少心灵的滋养，怎么可能在情感、思想和素质上健全呢？只注重智力是不够的，心智模式、创造力、动手能力等等，应该是被全面关注和提升的重点。现在我还是这种认识。主抓教育后，我就一直在教育系统推行这方面的教改实验……”
我打断他，插话说：“我在报纸上见到了报道。”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几十家实验校，”他接着说，“我还组建了一个研究所，经费没用政府拨款，而是海外的几个有实力的企业每年按一定数额给予资助。办教育，许多有远见的企业家都是愿意参与的。它一方面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促进产品在内地的经销，何乐不为！从他们进行有限投入和在政府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比，他们认为很值得。因为这也是他们在国内继续投资发展所必需的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
“你现在还真像一个官员了。”我说。
“在其位总得谋其政吧。我只是想尽力做点事。最近我约了一批专家、作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共同论证一个适合中国学生阅读的‘指导书目’，希望能更有底蕴，也更合理些。我想按小学、初中、高中不同阶段分出层次，再按必读、泛读给出范围，让孩子们在不同的时期能有不同的收益、不同的快乐。这样也就可以实现一种有效而恰当的阅读指导。你知道，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是跟它的全民阅读量有着直接关联的。你我都到国外走过，知道发达国家的国民，在乘坐公车时都习惯地会拿出书来阅读。在这些国家，一般说是都有权威性的阅读框架的。不过，它不一定是由政府颁布的，但每个受教育者却都会参照着去阅读。他们认为这是完善人生所必需的补给。我希望，我们搞的这个框架，将来也能成为一个最好的阅读指导体系。”
惑 14（2）
“我也正为这事才来找你的。我希望我们社能在出版方面参与、介入。”
赵一帆笑了：“你消息还真灵通。”
“当然，我是搞这个的嘛。再说，我们从十年前就有过良好的尝试，在认知上有共同的基础。现在你做这么大一件事，我当然要与你再次合作了。”
……两个来小时，谈得很投机。中午，想约他出去吃饭，但因他身为会议代表不方便，我便随他在宾馆蹭了一顿准会议饭———在小餐厅交一份加餐券吃西式自助。在他的建议下，我俩各要了一杯红酒。
下午是他们的分组讨论，我不便再留，便起身告辞。临分手我对他说：“开完会，若是还有可能，就到我那儿走一趟吧。”我心里知道，照他目前这阵势，恐怕已不再可能像当年那样有一种随意走动的自由了，但我还是诚心诚意地邀请他。
告别了赵一帆，独自走在北京的马路上。
时间还早，按照以往的习惯，我通常会再办点别的事或去看看朋友。但今天哪都不想去了。想着和赵一帆的谈话，心里有点触动。
天在下雪，不知何时开始的。飘飘扬扬的雪絮飞舞着煞是好看，在这个季节有点少见。大约只是一会儿，视野之内已是一片洁白了。我仰起脸，感受着雪落下时的丝丝凉意，很舒服；伸出手，看雪绒在手心倏忽间融化的过程，也很有趣。仿佛是回到了某一时刻，我踟躇地停住脚步，努力回忆但却不太想得起来……
不想坐车，便一直沿马路走。北京的马路很宽，不像别的城市，视觉上就很空阔，加上地点不是市中心，行人也少，感觉中有种天地之间孑然独行的味道。就这样，置身在空旷中，恍恍惚惚地竟慢慢有点印象了，想起那是许多年前，我一个人冬天去看海，视野中也是这样的一片洁白。不过，那不是雪，而是白浪与迷蒙的天空混合出的色泽。
冬天的海是特别的，海浪的声音带有一种神秘的气息，像是在冬天的山上听松涛一样神奇，会传递出一种浸透人心的感染力。我觉得，人生总有那么几次特别的经历或感受是会留在记忆中的。那次看海，我被它的独特吸引住了，海与天都不似夏季的样子，它们因迷离而融和而浑然一体，分不出边际。当时，我正为一件事苦恼着，它关系到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想让自己静一静，到了海边。
那时还在部队当兵。
时间是1977年，高考已经恢复了。
军队有军队的纪律，容不得自己抉择。不过，那年正好军医大也招生，我已是那唯一一个名额的候选人。照理本可以顺顺利利就能达成愿望了，但那次我却不得已把机会让给了一个比我更需要“机会”的人。她是我的战友，家里有着异常复杂的背景，唯一的亲哥哥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了。她找到我，说她怕回那个复杂的家，而若提不了干就只有复员一条路了———当时部队刚刚实行正规院校毕业的提干条例。我心里也许始终埋藏着爸爸因家庭背景造成的那种负面影响吧，看着眼前的人，恻隐之心让我把机会让给了她。
偏巧，之后不久，军医学校也招生，医院又临时决定让我赴考。我犹豫。因为当军医虽是我的愿望，而中专却不是我的梦想。治病救人不是一般的工作，这个职业怎么可以含含糊糊，从一个低点做起呢？再说，从爸爸当年算起，到我上学的年代，正常地念大学几乎成了两代人留有缺憾的梦。我如今在有可能重新获得机会的年代，为什么不能去实现那个愿望呢？
另一层因素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也是牵动我的一个引力。老师姓孟，是个瘦骨嶙峋不怒自威的人，因患支气管哮喘，眼周经常泛着铁青，眼窝深陷。但是，他却是我学生时代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处在动荡的年代，他依然改不了对知识与好学生的偏爱，当社会上“零分光荣”的瞎折腾过后，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他从沉重的家庭历史问题的夹缝中被勉强启用。他带的班中，我成了一个让他像发现至宝似的学生，于是给我开了许多的“小灶”。高中恢复后，我已当兵，他几次不辞辛劳地跑到家里来，对妈妈说，让林黎快从部队回来吧，这孩子不念书可惜了。还说只要我回来，复学的事他办，并且他来教我。然而，那时的我，却是无法听从老师的建议的。因为，当兵的梦想与上学的愿望，在我心里具有着同等重要的分量。我当时想的是，这两样我都要。虽说军人身不由己，命令就是命令，但我仍想等下一年考大学的机缘。
惑 14（3）
毕竟是太天真了，在部队哪有讨价还价的道理！最终我还是参加了那场指定的考试。心里暗暗地盘算着，权当去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吧，考完了不去读难道也不行吗？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命运就是不遂从人愿的。我在考区以第一的名次被录取，这让我没有退身的选择，所以除了服从还是绝对服从。领导找我谈过话后，心里有些烦，借着出差的机会，独自来到了海边，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海。
几天下来，心有所感。似乎是海天一色的苍茫辽远和海涛涌岸的“哗———哗———”的神秘声响，在不断淘洗着我的心。就那样静静坐着，看着，心境竟然变得舒展了许多。自然造化的伟岸，让人有时能体悟到一种“人”的渺小。时间悠悠，历史悠悠，在没有人类以前，大自然就经历过几十亿年的沧桑变迁，就在这个海边谁能知道它曾经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甚至惨烈的遽变呢？这样想着，就觉得一个人的烦恼在大自然面前实在是算不得什么的。
人置身人群中未必不觉得孤独，可独处或与自然相伴却未必会感到孤单。我审视着以往，觉得自己的梦想常常被践踏、被扭曲变形，甚至当别人毫不羞涩地说出自己的要求，我也总是会做出让别人满足的退让，好像天生该忍辱负重。但是，这难道不是命运的一种历练吗？没人可以逃避该经历的，也没人可以放弃该承受的。我后来想通了，接受了命运的那个安排。
可能是上帝要惩罚我当初任性的贪心吧，之后它也给我留下了一个再难偿还的感情债。多少年后我从部队转业，不敢即刻去看我的老师。因为，他对我的期望那么大，我不能不长出息地去见他。于是，我忍着不去探望，一味努力地做事。当一天我找到中学同学，询问老师家是搬了还是仍在老地方？同学告诉我，几个月前老师去世了……
同学说，老师临终前喃喃自语：“该来的到底没有来……”我被同学的话激得像冻在了冰窖中，愣愣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师的去世，打湿了我梦的翅膀。就像他的姓氏留下了一个巧合的寓意，使我总是在梦中看到一束远光，而那光加重着我梦的分量……
今天，当我又一次面对艰难的处境，虽然不是个人问题的再次审度，但是，面对社会变革特定时期和背景下，种种使人烦恼与心痛的人情与事理、权力与利益纠葛的羁绊，就个人而言，我想，它难道不是一次比“苦其心志”还要更需勇气与耐力的磨砺吗！
看着雪想到海与海边的思考，我有些惊异，那白色为什么那么容易触动我的神经？而那意象似乎也再一次使我的心在释放中又同时被揪得紧紧的。也许，最终还是赵一帆的情绪影响了我吧，他的那种激情和信心，让我觉得还有人在干事业，以致让自己也从中获得了一点做事的冲动和为事业去担当的勇气。我的大脑稍微有了点松动的迹象。
其实，说到工作，我知道自己一直有着一种使命感，或说职业的追求和责任心，只是这段日子以来的困阻，让自己已不知道还能去做什么或能做成什么罢了。我苦恼的不是自己在其中会损失什么，但看着一种曲解了的道理衍生出的事实，带有一种人为毁灭的悲哀，这让我哀惋———官场的事就真那么难于理喻，一切事务非要走到极端才可以看到希望吗？
然而，今天毕竟是有点不同的，今天毕竟是有了一点点好的心情，我不想再在道儿上耽搁了，便直奔车站，乘火车返回苇城。
回到家，想消化一下今天的感悟，给自己沏了杯味道淳厚的铁观音。整理思绪前，打开电脑，想上网看看。有一件小事也让我觉得熨帖，不期中见到了简志峰9、10两日发来的两个邮件……
惑 15（1）
2003…3…11 蜀道之难
今天把北京之行的情况先向陆成杰口头做了汇报，目的很明确，希望能得到他的认同与支持。说到底，出版社的业绩对他这个兼社长的副局长而言，也不是无足轻重的。
我抱着平和的心态，对他说：“这个项目有比较扎实的根基，赵市长直接抓，底蕴比较好。另外那儿也有一个不错的基础市场底盘。若做好了，我们是名利都可兼得。”
陆成杰显得有些犹豫，问：“这个项目这么大，肯定要前期投入吧？”
“投入肯定会有，但主要会在我们承担部分的印制与稿费方面。再说也要分期分批进行操作。目前还有其他一些社已先期介入，我们的关键是现在要有个明确的意向。”我对他讲了事情的背景，讲了赵一帆打算分类但集中出版的设想，也讲了当前介入的可行性前提。总之，是希望他重新考虑外向发展的战略问题。
“你知道，”陆成杰说，“咱们社动任何一笔大钱局里都会很关注，现在又是用钱的时候，盖图书大厦、局属印刷企业改造等等，哪项都要用钱。局里只能是指着咱们了，别的社都没有这个实力。这不，今年给咱们定的经济指标又很高，一点都谈不下来，我的压力也很大。我觉得，现在做这种投入而非产出的事恐怕有难度……”他沉吟了片刻，转而又说：“这样吧，你先整理出一份正规的报告，我请示一下看。”
我知道，他还是在推脱。只是这次他没有直接就把这个建议驳回，还留了个可供探讨的余地。不过，担心并不因之而有所减少，在心里，我仍说不准此事最终会不会又成为一桩无头案……
回到办公室后，重新清理着思绪，心里知道这次是自己又在犯“职业病”的痒痒，便左思右想，搜寻着可供“正规报告”使用的最具说服力的理由。但是，分析了所有那些正常的道理，却无法获得更多的正面信息。相反，想到大半年前的那次交锋，疑虑就更如阴霾笼罩般久久挥之不去。
那是去年中期的事了。当时，各社因积弊难除，问题相继浮出水面。有的社因一些瞎胡闹的事，更是导致了班子成员之间以及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个别社的群众甚至闹出了点动静，小字报贴到各楼层和电梯里，告状信也满天飞。因为这个，局里当不知道或不管也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