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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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后），因为都不是出自儒家的典籍，不合儒家的口味，所以斥之为“浅陋”。曾巩更认为这是一部“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曾子固序》）因为暴露了许多反动统治阶级黑暗丑恶的东西，所以被定为“邪说”，把它整理保存下来，为的是做反面教材，让“当世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这是一部“邪说”，这样就容易禁绝。这些批评，正可以从它们的反面来肯定这部书。《战国策》的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下面就简略地就某些方面做点介绍。
　　（一）要求统治者要重视人民赵惠文王死后（前266年死），太子赵孝成王即位，其母赵威后执政。齐襄王派使臣问侯赵威后。威后还未拆开齐襄王的问侯信，首先问使臣：“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臣极为不满地抗议说：“今不问王，而先问岁与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赵威后认为“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末者邪？”（《齐策四·第七章》）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威后这种“民为本”，“君为末”的观点和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是一致的。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能）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辛弃疾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论盗贼劄子》）黄宗羲也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可见”民本“思想在中国源既远，流又长。赵威后重视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从她反对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看出。威后继续问”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威后认为，于陵子仲上不能对国君有所帮助，下不能治理好家庭，对外又不能联络诸侯，修好邦交，这简直是给人民做榜样，带头不给国家做事；对于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杀掉？赵威后痛恨于陵子仲那种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正表现了她的积极用世的精神。韩非子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奸劫弑臣篇中说”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贪）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以少而去之（我看轻这种人，要把他们除掉）。“赵威后似乎有点干涉别国内政，其实不然。她这样公然宣称，不只是对于陵子仲和齐国的看法，而是对所有象于陵子仲这样的人及齐国的这种态度表示公开否定。
　　（二）要求为国立功，不能元功无劳享受高官厚禄赵策四记载，赵威后刚执政，秦国乘机攻赵，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求以威后幼子长安君作抵押，才出援兵。群臣进谏，威后不肯。触龙以“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为辞进说威后。威后醒悟，乃以长安君质于齐，齐兵乃出。作者进一步又借子义之口说“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作者不仅向封建的“世卿”、“世禄”制度宣战，而且更是对君主世袭制度大胆的挑战。这种反对“世卿”、“世禄”制度的思想在当时是普遍的。商鞅就主张“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英明的国君，任用的人必定是有成绩的人，奖赏的人必定是有功劳的人。）（《商君书·错法》）荀子也提倡“尚贤使能”（尊崇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荀子·王制》）范睢给秦昭王的上书就公开提出“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秦策三·第八章》）韩非也主张“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真正能治理国家的大臣，功劳多的人要给以高的官位，尽心竭力的人要给以丰厚的奖赏。）（《韩非子·守道》）这种呼声和舆论不是一时一地一人的，而是普遍的，长期的。多少人在为此而呼吁、争取和奋斗。可是两千多年来，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或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度一直在中国实行着，直到现在才算实现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愿望。
　　（三）规劝统治者要“贵士”
　　“贵士”就是尊重知识分子。看下面一段有趣且颇有意思的对话：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下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鎰。’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颜斶又劝告宣王要“无羞亟问，不愧下学。”宣王很有感慨地说：“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而且请求做颜斶的学生。（《齐策四·第五章》）颜斶是一个不畏权贵的知识分子，你看他在国王面前那种不卑不亢的从容态度。宣王是一个从善如流的国家元首，你看他最初对颜斶那种轻蔑态度，而以后又那样诚恳地自我反省，甘愿当颜斶的学生。岂不发人深省。王斗对齐宣王直言正谏，批评他“好马”、“好狗”、“好酒”、“好色”而“不好士”，并且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自己标榜的所谓“忧国爱民”的谎言，说“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縠也。”齐宣王终于承认自己“有罪于国家”，并改正了错误，“举士五人任官”，因此“齐国大治”。（《齐策四·第六章》）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有一段“致士”的议论：“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呴籍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燕策一·第十二章》）他不仅非常深刻。具体地阐明了国君对“士”的不同态度所得到的不同结果，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所谓“治民者”与“被治者”的正确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正确关系。
　　（四）歌颂不畏强暴，不辱使命的外交官秦始皇想并吞小国安陵，假意说要以五百里地换取安陵，安陵君婉言拒绝。秦王不悦。安陵君派唐睢出使秦国。秦王说“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听寡人，何也？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诸广于君，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唐睢对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秦王大怒，进一步威胁唐睢说：“公尝闻天子之怒乎？”唐睢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也，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睢说：“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唐睢列举了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韩傀的聂政，刺杀庆忌的要离。然后说：“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唐睢挺剑而起。秦王不得不恐惧屈服，“长跪而谢”。（《魏策四·第二十七章》）公元前230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始皇先后灭掉了韩、魏两国。秦始皇想以讹诈手段吞并当时魏国的附属小国安陵。唐睢出使，深知秦国统一天下已成定局（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如果用一般游说之辞去说服秦始皇放弃吞并安陵的野心，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秦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恫吓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相对抗，即以“同归于尽”的威胁回答了对方骄纵蛮横的“恫吓”。终于使秦王不得不惧怕而谢罪。唐睢在骄横的“霸主”面前，正气懔然，不屈不挠，维护国家尊严，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这种机智勇敢，不畏强暴的性格，不是令人敬慕吗？
　　（五）颂扬坚持正义，解人危难，不计报酬的高尚品德秦围赵都邯郸，赵因于前260年被秦军大败于长平，损兵四十余万，已无力抵抗，只好求救于姻亲魏国（赵相平原君赵胜之妻乃魏公子信陵君无忌之姐）。魏安釐王因慑于秦兵威力，又因忌刻其异母弟信陵君，因此在救赵问题上与信陵君意见分歧。安釐王以为：救赵，恐得罪强奏，祸及本国；不救，又恐秦灭赵，复侵及魏。所以安釐王首鼠两端。虽派大将晋鄙领兵往救，而止于荡阴不进，按兵观望；又派客蒋军辛垣衍劝赵尊秦昭王为帝企图以此解邯郸之围，让赵国屈膝投降，以保全自己。鲁仲连，齐之高士，生平不仕于诸侯，最喜为人排难解纷。得知“魏将军欲令赵帝秦”。鲁仲连站在反侵略的正义立场，坚决主张抗秦，反对投降，和“帝秦派”辛垣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鲁仲连揭露了秦国的好战本质，并用历史上大量事实反复说明“帝秦”的危害。指出秦果称帝，“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鲁仲连以坚持正义的战斗精神，以机智雄辩的生动言辞，服之以理，动之以利。辛垣衍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而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这样，大大坚定了赵国抗秦的信心和决心。最后，“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迫使秦国引兵而去。鲁仲连折服辛垣衍，救赵于危难之中，“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受。”又“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人也，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赵策三·第十三章》）后来鲁仲连又解救齐之聊城，齐人欲封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大意是：与其贪富贵而屈从于人，不如处贫贱，轻世俗，无所忌惮。）（《史记·鲁仲连列传》）唐代诗人李白爱慕鲁仲连的性格，写了一首古风引鲁仲连为“同调”：“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
　　（六）揭露反动统治者残忍、横暴、昏庸、荒淫秦惠王之妻、昭王之母宣太后，宠爱近臣魏丑夫，太后病将死，下令：“为我死，必以魏子为殉。”魏子十分担忧。庸芮为魏丑夫劝宣太后说：“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庸芮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于是宣太后这才取消了让魏丑夫殉葬的残暴丑恶的命令。（《秦策二·第十六章》）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元年）已废除了“从死”（殉葬）（见《史记·秦本纪》），可是这个残忍、荒淫的太后还死抱住旧恶习不放。庸芮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方法，特别是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重重地刺中她的隐处，使她在既感到恐惧又感到羞耻的情况下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荒唐的命令。
　　宋康王（前328年－前286年）打了几个胜仗，骄横自信，不可一世，急欲称霸。以皮囊盛人血，高高悬起，以箭射之，血下滴，乃以为“射天”之戏，认为己胜于天。并以鞭“笞地”，认为己已“威服天地鬼神”。又“剖伛之背”，“锲朝涉之胫”观其异，以为戏。其残暴昏庸，真是令人发指。全国为之骇乱。齐国乃出兵讨伐此昏暴之君，民皆四散而不为守城，遂被擒国灭（《宋策·第八章》）《史记·殷本纪》记载殷朝最后一个君王纣，也有类似暴戾之行。周武土伐纣时，百姓皆倒戈，终灭纣。不治国，不爱民，残暴无道，终遭灭亡。这是历史的必然。所以尚书酒诰说“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
　　（七）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人面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