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经济分析-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绱耍坏饣嵛ケ郴岢杀靖拍睢＜彝ブ鞲痉竦淖钚≈担布慈绻挥姓庑┓袷倍约彝ピ斐傻某杀荆撬氖奔溆糜诖渭咽褂檬钡募鄹瘛＜偕杷驯谎盗烦晌幻墒η夷茉诼墒κ挛袼ぷ魇钡氖杖胛�10万美元，但她却选择了做一名家庭主妇，而她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履行的各种责职在市场上只要用2万美元就能雇人完成。由于她选择呆在家里，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她在家里的服务被其家庭看作至少价值10万美元；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家庭为了增加实际收入，就可能早已让她做律师工作而雇佣其他人来履行其家庭职能。所以，如果她已致残，那其损失至少是10万美元。虽然它还可能更高，正像一名歌剧演员的价值（不包括其终年收入）可能超过其从事其他职业的价值一样，但对家庭主妇服务的评价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家庭主妇这一领域缺乏一个显性市场。
虽然机会成本方法的运用并非总是很容易的，但这方法的确可能是更为可行的。试考虑一下由于以下情况而产生的估算问题：由于一妇女成为（和仍为）家庭主妇，她的市场收益能力赶不上她如果不作为家庭主妇时可能已达到的水平。如果恰当地运用，机会成本概念就会要求估计在她不成为家庭主妇而进入市场情况下的可能市场收入（market earnings）到底是多少（扣除与其市场工作有关的任何投资成本——如教育——后的纯利）。法院虽然在这种案件中仍不会使用机会成本概念来决定损害赔偿，但它们正通过考虑家庭主妇的家庭服务质量证明而向它逼近。这是一种避免错误地用家庭佣人成本估价这些家庭主妇服务的间接方法。
当作为伤残损害结果的收益损失在很长时间内才能被认识到时，刚才作出的两种关于受害人收入的未来变化和选用利息将这些收入折合成现值的假设都将严重影响赔偿数额（award）。（贴现的作用表现在表6。2中。）让我们先考察一下未来收入的估算问题，然后再讨论适当贴现（利息）率选择问题。
表6．2不同时期和不同贴现率情况下，每年2．5万美元收入损失的现值
时间贴现率
2％5％10％12％
10年224，565美元193，043153，615141，255
20年408，785311，555212，840186，735
30年501，603384，313235，673201，138
为了回避决定受害人是否可能在某段时间改变职业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决定从事故到退休这些年中每年可能得到的薪金是多少。这一研究的起点是衡量该职业的年薪。例如，如果受害人是一位25岁的卡车司机，那我们有必要知道的就不仅是25岁卡车司机的薪金，而且还包括26至64岁那些卡车司机的薪金（假设他永久残废而退休年龄为65岁）。下一步就是决定这一职业的薪金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要预测改变某一特定职业薪金水平的许多因素是很难的——如该工人受雇的行业产出需求的变化，或行业工会组织状态的变化。这些影响未来薪金变化的因素在损害赔偿中往往一般被忽略不计。可预见的薪金变化原因有三个方面：（1）依过去该行业的雇佣经历来决定解雇的可能性；（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通货膨胀。
让我们考虑一下（2）和（3）。生产率（Productivity）是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率。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 of labour）的增长就是每小时劳动的产出量的增长。如果除去雇主的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会使他——对工人需求的竞争也将迫使他——向雇员支付更高的薪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看来是与工人平均每年大约3％的实际（即对通货膨胀作调整后）收入增长有着重大关系。
由于我们已获取了卡车司机在其工作年限中每年可能得到的实际薪金（通过其生命周期、失业和生产率增长作用而调整其当期薪金）的估计数，下一步就有必要将其每年估计薪金相加，直到依保险统计计算出来的他可能生存到的那一年末为止。我们还可以——虽然我们不久会明白没有这种必要——调整我们对其实际薪金的估计数，以反映估计发生在他工作期限内的通货膨胀对名义工资（nominal wages）的影响。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会用投资者预期（investor expectation）——如反映在像美国政府债券（government bonds）这样的长期无风险证券利息中的——来估计未来的长期通货膨胀率。
利率由三个主要因素构成。第一是扣除所有损失风险和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预期后资本净收益的实际机会成本。第二是补偿投资者可能无法取回资本而必需的风险报酬，这种酬金将为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所影响。但在美国政府的债券中不存在风险因素。第三是贷款未偿清期限内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如果贷款期为一年而在这一年中美元的购买力预期下降4％，那么即使没有违约的风险，放款人也将要求偿付没有使其资本在一年中增值4％的机会成本，以赔偿其在这一年中的资本购买力损失。
资本的实际无风险成本的合理估计数为2％，而长期政府债券的现行利率约为10％，这样长期预期通货膨胀率就为8％，这是在事故受害人伤残预计会持续多年的情况下用以估算通货膨胀的一个相关数。由此，我们应在工人损失收入每年估计数上再加上8％。
所有这些完成以后，我们还应将每年的估计数折算成现值——一笔用作投资时将会产出收益（本金加利息）以弥补每年损失的金额。现值数由用于贴现计算的利率所决定。利率越高，现值数就越小（参见表6。2），因为更高的利率将使增值速度更快。我们可以利用长期债券的名义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即包括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利率。这可能是一种很高的利率，它会导致比使用较低利率时更低的现值，但原告不会受损害。名义利率高是因为它包括了已用作使原告未来收入损失升高的通货膨胀因素。在对现值作出正确计算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是一种假象。如果我们要估计真实（不计通货膨胀）的原告未来收入损失，那么每个估计数都会低8％，但我们可以用比真实情况低8％的利率来将这些估计数折算成现值。
但是否在两种情况下都应该使用无风险利率（联邦政府发行和担保的证券利率）吗？不是。其损害赔偿相当于现值的收入损失流量并不是一种无风险的流量——死亡、失业、其他原因引起的伤残都可能将之中断。所以，如果原告是厌恶风险的，那他就将认为其收入损失有风险流量的无风险等值对他更有价值。风险因素必须加入贴现率以使现值下降到这样一个水平——而现值的这一水平起到了它想替代的有风险收入流量的同样效用。
这里还有一个复杂情况。第5章中讨论的家庭生产理论表明，个人实际收入并不限于他一周168个小时中40小时所赚的市场收入。使一人无力从事市场工作的严重事故可能也损害其非市场时间的生产能力，而他可以用之创造娱乐、爱或其他基本的家庭日用品。第二职业（即兼职）的薪金额可能被用作估算无能力将不用于赚取市场收入的时间用作其他生产的机会成本。但如果这么做，那么就应该减去薪金中代表工作成本补偿的那一部分（包括无金钱收益的闲暇放弃和任何工作中的危险和不舒服），以决定工人因伤残造成的净损失。
6。12对痛苦的损害赔偿及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估问题和过度赔偿的风险
在本书第1章中涉及的、外行人困惑不解的金钱损失和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关于对痛苦、容貌毁损、行动能力丧失和其他由事故引起的苦难（即使收入不受影响）实行损害赔偿（往往是非常实质性的）的评判。这样的损失也产生机会成本。人们将付出代价避免它们，并要求对他们遭受的风险索取赔偿。
对痛苦的损害赔偿，即使是明显慷慨的话，也可能存在对受事故伤害的受害人补偿不足（underpensation）。因为视力和肢体的丧失减损了可以用金钱购买的愉快，所以为了使受害人取得其事故前的相对同等满足，通常就需要一大笔钱。这个问题在死亡案件中显得最为严重。在交易立即发生的前提下，大部分人不会用其生命去交换金钱，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其生命变卖的收益。如果说死亡案中的适当损害赔偿是无限大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表明，致命事故的最佳几率为零，或几乎趋近于零（为什么这样限定？），而且很明显地人们不愿意单独或集体地负担竭力减少致命事故发生率所必需的成本。
法院将令人困惑的生命价值适当评估问题置之不理从而已使之得到了解决。死亡案中的损害赔偿普遍限于给生存继承者赔偿的金钱损失（在有些州，算作已故受害人的遗产）加上医疗费用和受害人死前所遭受的任何痛苦的成本。给生存继承者的金钱损失为受害人收入损失减去其生活费用。除了死亡案中要减去受害人的个人费用（食品等）而伤残案中不减去外，其损害赔偿计算是一样的。其隐含的假设是，已死去了的人不可能因生存而取得任何效用！
当一个人死亡和致残时，除了他的现存继承者外，常常遭受损失的还有其雇主。雇主对他们的雇员进行培训投资是希望培训会产生更高的生产率以作为补偿。由此产生的人力资本与机器一样是雇主的有形财产，而对其破坏就是一种实在的成本，正如有些外国法院已（默示地）承认在雇员受损害的情况下给予雇主损害赔偿所表明的一样。普通法法院过去曾裁定给予这样的损害赔偿，但现在不再这样做了——因为它们错误地认为这样的赔偿表明了雇主“拥有”雇员。
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是对儿童生命价值的评估。虽然我们常常无法找到收益损失的估算基础，但可用父母将其孩子抚养到死亡之日的金钱和时间（时间可依市场机会成本而货币化）投入作为父母损失的最低估算以确定损害赔偿的基础。如果孩子的预期价值对父母来说低于投入成本，那么他们就不会投资。当然，儿童的价值可能要大得多，但要进行全值估算将会碰到严重的困难。
这种评价的方法随着孩子变大而变得越发不可靠，因为到那时父母将通过从孩子处取得无形服务（如，快乐、漂亮、拥抱）而更多地收回其投资。在另一方面，孩子越大，就越容易预测其市场收入。
对死亡案件的估价问题可以通过区分由危险活动引起的事前（ex ante）和事后（ex Post）效用变化来解决。如果我开车上街不小心，这就会有伤害许多人的危险。通过研究危险职业工人所要求取得的薪金和更为深入地研究人们在安全和购买火烟报警器、使用汽车安全带之间的自愿抉择（voluntary trade－off），我们对冒伤害和死亡风险所默示承担的成本有了一些了解。这些研究可被用作估算我危险驾驶的成本，而我对危险驾驶成本负有责任，无论我的车是否真正撞了人。如果我的车确实撞死了某人，那么对我征收的损害赔偿也不会更高了，因为假定如果受害人已取得了我危险驾驶的事前成本（ex ante cost），那么他就该承担风险。由此，他的遗产继承人和其他任何我驾车危及的人就有权取得那成本以作为损害赔偿，而不会比之更多。
要注意的是，这样计算的事前损害赔偿总量不会与某实际受害人的普通法损害赔偿总量相等。以下事实并不表明100人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只要求从我处取得5000美元就会忍受风险：我的行为使100人中的每一个都遭受1％的丧失生命风险，而其生命在一个利用传统损害估算方法的侵权案中的价值可能为50万美元。即使暂且不谈风险厌恶问题，由于大多数人从生命取得的收益中既有金钱方面的也有非金钱方面的，所以他们承担死亡风险的要价要比因死亡引起的纯粹金钱损失高，而普通法制度试图予以补偿的却只是纯粹金钱损失。
而且，要使上面提及的损害评价方法适合于寻求那种使法律补救动议取决于受害人的制度，这好像具有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许多危险行为的“受害人”依事前方法甚至不会意识到对他们会有危险，并且偶然遇险死亡的某人的遗产继承人也不会有特殊的激励去进行诉讼；所以能收到的也只能是他的事前风险酬金，而这通常只是一笔很小的数额。
最后的可能性是从事前成本来推断事后成本（ex postCost）。假设我们知道为了承担万分之一的死亡风险而平均每人需要100美元。我们能推断他将其生命价值视作100万美元吗？我们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