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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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说：“人家张娃爹从大连回来，人家不和我说，是人家村里人跑来告诉我，说你在大连吃不饱，跑到人家张娃家里哭得不行，我想我真是作孽哩，我怎么就信了你爹的话把你送到大连了。我告诉你三爷爷，你赶快去大连把咱娃接回来吧，你三爷爷也是难受的，人家你三爷爷也是哭的，说写封信问问你爹，你三爷爷说问问你爹，兴许张娃爹是胡说哩。我真是作孽哩，你二十五天离了妈，我没有一天让你挨过饿，我怎么能想到把你送到大连是去挨饿了？南南啊，你真是白念了北大了，你念了一回北大，就学会让我娃儿挨饿哩。”
北大桥是大连现在很著名的一个风景点，北大桥的北边，与大海相反的方向，就是我父亲他们的实验场。实验场再往西，是著名的中国第一海军学校，后来改名叫舰艇学院。去年我回大连看到实验场的家属楼都被拆了，听说那片地要另做他用，倒是办公用的楼还保留着，而且都做了重新的粉刷，看上去很漂亮。
在西侧的山坡上有一座看上去最漂亮的楼房，以前是我父亲他们的办公室，现在成了专供招待客人的培训中心。我邀请和我同去的几个同事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我说我以前就住在这里，他们羡慕不已，说住在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一定心旷神怡。
然而1983年，还没有北大桥，那座楼也还是名副其实的灰色办公楼。我住的房间，是一层进门左手的传达室，十二平米左右。大概有两年的时间里，夜里我一个人住着一座楼。
从十四岁开始我便被告知我是一个大人了。
我父亲说：“你要学会自立，将来是要靠自己的。”
那年春天一个夜晚，我父亲和另外一个叔叔，用自行车驮着被子送我去办公楼住。
我父亲说：“好像三毛流浪一样。”
放好了铺盖，他又用一段圣贤的话教育我，是一段所有初中生都被要求背下来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
我父亲他们离开后，我先是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前所未有地自由。然后坐在书桌前给奶奶和三爷爷写信，我想表达的是一切都好请他们放心，春节期间我父亲给我做了强化补习，很快就要上学了。但当我写下“奶奶三爷爷”几个字，就泪眼模糊，写不下去了。
有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贴着持枪连环杀人犯的通缉令，松涛海浪的夜晚，我曾非常认真地思考过如果杀人犯夜里造访办公楼我该如何应对。
楼外有一棵苹果树，苹果还没熟的时候就被我摘光了，藏在书桌里。
我那时候不明白，吃苹果有助于消化，是不能用来充饥的。
表面看来，我那几年的日常生活有一种榜样的味道。每天6：30起床，走五百米左右去家里的厨房吃饭，吃完后洗碗刷盘子，带上中午饭的饭盒去学校上课，下午5：30放学，又回到我家里的厨房吃饭，吃完后洗碗刷盘子，回山坡上的那座楼，完成作业，刻苦学习。星期天或假期我会多去一次我父亲他们家的厨房，吃中午饭。吃饭的时候我常常动静很小，我认为能不打扰别人就最好不要打扰。我父亲偶尔会走出来在厨房里和我说几句话，我也尽量听着不作任何争辩。不吃饭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在办公楼后的山上大声朗诵各种要背的内容，朗诵累了，我还会要求自己用树枝在地上解答几何题，这种时候，我假想着自己是阿基米德的传人。有几个假期我要求自己清晨去爬海边的山头，看着太阳升起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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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第十二章（2）
我父亲的同事们都夸我是一个大胆的孩子，还有人表示我是整个大院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因为我是模范中学的学生。拿着连续两年的省三好学生奖状，我父亲托人让我得以插班读模范中学的初中，后来又考上了本校高中。我曾经无限同情那些没有考上本校高中的初中同班同学，看着他们只能转学或者去上师范上技校，我觉得他们的一生就这样完了。
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大胆的孩子，我不过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大人们希望一个孩子做的。他们的希望证明了流行口号的力量，比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诸如此类。当然起初我也完全臣服于这样的希望，考试名列前茅的时候也难免得意洋洋。我们那时候流行做题比赛，我曾经暗下决心要把能找到的数学和物理题全部做完，我甚至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
那时候明目张胆自行其是的都被叫做坏孩子。这种孩子在我们大院里就有很多，很可惜我与他们疏于来往知之甚少，只是根据传闻听说他们是如何不堪：抽烟打架交女朋友，胡作非为，还有就是他们得到了应得的惩罚，最为骇人听闻的一例，是一个家伙因为聚众欣赏黄色录像被公安局拘留了，而他的妈妈，我父亲的同事之一，服了一次安眠药后又跳了一次楼。
坏孩子在我们学校极其罕见，如果某个家伙准备变为坏孩子了，稍有蛛丝马迹就会被那些特级教师们察觉并采取措施让这个家伙变回正经，要知道，这是考察一个普通教师能否胜任特级教师的主要指标，办法无非是两个：同学，你是准备找家长呢，还是不在模范中学念了？我们班有个孩子喜欢较真，有一次化学老师小钢钻批评他时这孩子抬着头看天花板，小钢钻让他低头，他仰着头不低。小钢钻是个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外号小钢钻，说明他足够硬，便去摁那孩子的后脖颈。摁不下去，小钢钻就说话了：同学，你是准备———如此等等，那颗尊贵的头也就随之低下了。还有一个女同学，企图穿着牛仔裤进入教室，但刚到校门口就被满头白发的教导主任请到教务处去了，然后第一、二节课我们都没有看到她，因为她要回家换裤子，我们从此也知道了：穿牛仔裤的就是坏孩子。
我所苦恼的就是在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之间作选择。
1985年春节，我回了一趟山西。蛋蛋和他的女同桌如愿以偿上了康杰中学，赵元和陈娟娟也上了康杰中学，兰兰姐姐和银环都上了闻喜中学，狗娃去闻喜读初中，小宝去新绛读初中，闷闷还在官道庄读五年级。
奶奶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她需要摸着我的脸来判断我的胖或瘦。
奶奶说：“娃儿啊，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三爷爷说：“娃儿正在长身体，是该瘦的时候。”
奶奶说：“你爹怎么不让你姐姐和你一块儿回来啊？”
背过奶奶，三爷爷说：“你一个人住，怕吗？”
我说：“不怕，都好几年了，开始的时候怕，现在不怕了。”
三爷爷说：“不怕就好。怕的话就唱戏，唱唱戏就不怕啦。”
三爷爷说：“不穿棉袄，冷吗？”
我说：“不冷，同学们都不穿棉袄。”
三爷爷说：“我就不信，我让你大哥给你买身棉袄寄过去。”
三爷爷说：“人家大连有卖馍的地方吗？”
我说：“没有，在家里自己做。”
三爷爷说：“要不你带些面去找人给你做？”
我说：“不用了，我吃得饱。”
三爷爷说：“饿的话就要赶快写信告诉我哩，我给你想想办法。”
夜风中，蛋蛋小宝和我站在土将台前，看着去周村的路。
蛋蛋说：“老家太落后了，什么都不行，黑夜连电都没有，早上才送电，啥球都不能干。”
蛋蛋说：“你还喜欢银环吗？我听说她在闻喜胡球来哩。”
蛋蛋说：“我肯定要离开闻喜哩，我女朋友也要离开闻喜哩。”
小宝说：“你球就知道女朋友，我看再过一年，你女朋友肯定就要生娃儿啦。”
三爷爷说：“好好学习，你小爹照顾我和你奶奶，你别多想。”
我就像一列运行良好的列车，在既定的轨道上安全奔走。
变化出现在1985年下半年。
高一时的班主任是个物理老师，她为了不让物理好的同学受干扰，大扫除的时候，就分配同班的林小军和我去打扫学校图书馆。从此我开始了和林小军真正的友谊，也开始了课外书的大量阅读。但学校的课外书非常有限，凑巧的是，1986年春节，实验场大院管理图书馆的阿姨也觉得我不错，希望我去帮她整理图书馆。这里才是课外书的天堂。
归去来 第十二章（3）
在有限的高中同学聚会上，他们会回忆起那年寒假过后我的变化。他们说我好像突然有了病一样，不再关心数学和物理，也不再热衷于课堂上的做题比赛，而是摇身一变对他们大肆宣讲北岛顾城柯云路和张贤亮以及李泽厚###，偶尔还会和哲学老师当场辩论，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漏洞百出。这些举动很快便颠覆了一个好学生的形象让大家非常意外，接着居然还敢逃课了。逃课归来的我，往往无视老师的批评，向同学们继续贩卖兜售新的名堂，比如尼采萨特马尔克斯和塞林格。他们觉得我的世界简直目不暇接日新月异，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最先进的文学青年，也还停留在曲啸李燕杰以及“风流啊风流”的阶段。
二十年后的此时此刻，我犹豫着不知道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通过阅读那些错误人生观产生的妄想，会远远大于色情暴力作品带来的影响。或者说色情暴力的叙述尽管也会让我热情高涨却终于能够悄然释放，而错误的人生观却会形成剧烈的冲突郁积心头助长我的偏执。
人们在炸山移石准备建设北大桥。
我甚至和其中的一个电焊工成了好朋友。
我在作文中认为改革就是要“天堑变通途”。
接受了实习老师方小燕的邀请，我和林小军去大连外国语学院听哲学课。
1986年春天的傍晚，我们背着书包，拎着饭盒里面有勺子咣咣当当。
教授无法回答“时间是意识还是物质”这个问题。
在方小燕男同学的宿舍里，林小军和一个家伙在下围棋。
方小燕和我讨论北岛和顾城的高下。
同班的张丽向我借琼瑶的书，我说琼瑶的书太无聊，要看就看三毛的。
学校旁边的公园山上，林小军和我争论物理和哲学的优劣。
我认为改革的时代更需要哲学，他认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
一天中午休息时间。
“有你的信。”张丽在我面前一闪而过。
兰兰姐姐的来信，她写到，银环并非像我想的那样还在上高中，而是半年前便退学了，去县城的一个玻璃厂上班。
她还说恐怕自己不久之后也会步银环的后尘。
当夜我便写了两封信，给兰兰姐姐和银环。
问银环：为什么退学？
问兰兰姐姐：为什么说，会步银环的后尘？
在等待来信的随后几周里我神思恍惚，各科小考的成绩每况愈下。
从小钢钻开始，老师们使用反常二字来表示对我的担忧。
做早操时小钢钻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昨天考试没带脑子吗？”
放学时张丽和我一起走。
张丽说：“你爸爸最近出差了吗？”
我说：“没有啊。”
我们各自低头又走了一段。
张丽说：“你会报北大吗？”
我说：“不会。”
张丽说：“你说我报哪儿好？”
我说：“不知道。”
张丽说：“你知道什么？”
中秋节，银环的信来了，还是中午休息时间，张丽给我送来的。
银环的来信中有如下的话：
“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童年少年时代的太阳又出现了。”
一个结论经过反复思考逐渐完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生活，我现在所过的生活都是为了考大学。但我和林小军在大连外国语学院转来转去很多次，我一个人又通过和海军学校的几个学员的交往，结论发现大学和理想是全然无关的，所以我的生活是全无意义的生活。
而我又自诩是个有理想的人，一门心思考大学，难道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浪费时间吗？
我决定离开大连，我已经确认了我的理想是改变我的故乡，不让银环或兰兰姐姐悲剧重演。
姐姐在路上碰上了我，她在另外一个中学上学，平时不住在家里，住她姥姥家。
姐姐说：“平平，我可听说你旷课了，你到底怎么了？”
姐姐说：“平平，你为什么什么都不愿意和我说呢？”
姐姐说：“平平，我是你姐姐啊，你怎么……”
她哭哭啼啼地走在一边。
1986年10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上了一天的课。
晚自习前的休息时间，我和林小军站在校园里的阅报栏前，就一篇科学救国论大发感慨。
林小军对科学能否救国也开始深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