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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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相远了。薛宝钗是拿爱情做政治的交换，这一点贾宝玉感觉得分明，有一次薛宝钗又拿大道理向他讽劝，贾宝玉就说：“林妹妹从来不说像你这样的混账话！”薛宝钗急着道：“呀呀！我们这混账话！”（原书未在手边，大意）宝姐姐说的未免都是圣贤话，而贾宝玉斥为混账话，足见他俩的政治观点距离之大。政治不能联合的男女绝做不到爱情的联合，这一点薛宝钗也完全明白，所以她在和贾宝玉讲爱情的时候，她是把政治观点当作先决条件来解决的。
其实在大观园里面，待贾宝玉最好的不是林黛玉，而是花袭人、王凤姐、薛宝钗。袭人服侍他可以说无微不至；而王凤姐在贾府中权势最大，可以处处给他以便利；薛宝钗有美貌，对他注入以最大的暗示。但是《红楼梦》在“堪羡优伶有福，可叹公子无缘”、“王凤姐巧设相思局”、“宝钗扑蝶”那些地方，把她们的冷酷、没有信义，一点都没加掩饰地揭露出来。因为贾宝玉终于认清了她们这一伙之所以对他好，都是附加着政治的说教的，对他好是一种手段，达到政治进攻是最终目的，贾宝玉看到了这个，转过来想不顾一切地和林黛玉来联合的时候，可惜已经迟了。贾宝玉就用死来完成它。贾宝玉没有对于薛宝钗的爱情加以承认，是贾宝玉拒绝对她的政治进攻加以承认。贾宝玉反抗的不是薛宝钗的爱情，而是反抗她的政治使命。贾宝玉从来没有考虑对于这种政治使命的妥协，所以他对于薛宝钗的哀悯，不能缓和他们政治的敌视，贾宝玉的这种不能妥协，使他们之间的爱情没有得到挽救。林黛玉做了封建贵族社会政治进攻的炮灰，薛宝钗像一个献身的女间谍一样，来执行封建贵族社会的命令而牺牲了一切。贾宝玉从来没有妥协，把眼泪哭干死了，身殉了林妹妹的爱情，说明他始终和林妹妹是一伙的。固执地反抗着封建贵族社会的政治嘱托，丝毫没有考虑到和市侩主义妥协，作成贾宝玉和林黛玉中间的反市侩主义的唯一的联合，这才是一部悲金悼玉的《红楼梦》真正的意义所在。
高兰墅从来没有了解过曹雪芹，所以他续的那一半是把曹雪芹糟蹋了。曹雪芹穷困而死，是十分显然的，是一个人的死亡。高兰墅使贾宝玉披着大红腥毡、光着脚板去成仙，对着自己的父亲还拜了四拜，这是使贾宝玉皈依了贾政了，是把贾宝玉对于他父亲的政治斗争很巧妙地取消了。高兰墅终于使贾宝玉中了他最反对的科举，使贾宝玉没有死在绳床瓦牖之中，而成仙得道去，是代表着御用文人的市侩主义的政治观点而作的，他是有意地在歪曲着的。他是有意识地缴了贾宝玉的械，使他完成了对于帝国的责任，中了举，合于“忠”，使他尽了儿子的责任，对父亲拜了四拜，合了“孝”，而后使他仙去，走回到他的命运的主宰大神那里去，对于人类讲了和，这是高兰墅的恶毒的曲解。对于曹雪芹这样的歪曲而来续他的书，真是对曹雪芹作尽了最大侮辱。高兰墅用他的市侩主义把曹雪芹的反市侩主义轻轻地模糊了，这使《红楼梦》差不多成了一部难懂的书。高兰墅实在是千古罪人，这样大胆而不负责的人，我还很少见过。高兰墅对于曹雪芹的政治观点的歪曲是基于他的市民阶级的市侩主义而作的，高兰墅的对于曹雪芹的情节的没有理解，则是由于他的文学才能的低能。这可以从他对于小红的处理的失败上看出。曹雪芹对于“红”字的处理是何等慎重，岂可随便地安排在一个丫头的身上。分明是因为小红的体态模样像林妹妹，这一点是最大的关键，大概情节是这样的，是在林妹妹死了之后，贾宝玉百无聊赖，偶然之间，发现了小红有几分和林妹妹相像，于是把他向林妹妹的过失和情愫，都一古脑儿地倾注在她的头上，小红是天生伶牙俐齿、骄虚好胜，是个典型的小市侩，并不了解贾宝玉的真正痛苦，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贾宝玉捉弄一通，依着他的势，把他凌辱了一通。这里更加强了《红楼梦》的悲剧的质素。也许原来情节不这样，但是小红在后来一定有一段大故事，是一定的，高兰墅看不出就漏去了。高兰墅的对曹雪芹的没有理解，使《红楼梦》的一致性完全失却了。
贾宝玉的走向真的这面，而且殉了真，是他经历了一个市侩的阶级之后，是他看破了红尘之后，他看破了这个市侩的集团，一切的龌龊丑恶，害人害己，丧尽天良的行为，戕伤人性的道统，才更反映出林妹妹的一片真情的可贵。而在林妹妹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到林妹妹处境的可怕。林妹妹是孤立无援的，伊是孤军作战，在理教的围剿之下，没有人给她做主，她要战斗，她要揭示她的心底的真正的声音，所以，她就孤僻、高傲，针刺别人的短处，解救别人对贾宝玉的包围，用种种的姿态表达自己的痛苦。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穿大观园里的鬼魅们对她是绝对不利的，自己的母亲又死得很早，她是明白自己的处境的，她甚至要和薛姨妈联合，但是薛姨妈哄骗了她的眼泪之后，就舍弃了她，而且为着自己的女儿布置了进攻的阵线，是林妹妹最大的敌人。在林黛玉清楚明白地看清了这些个现实的时候，贾宝玉不但不来积极地援助她，而且他还糊里糊涂地自安于现状，态度模棱、意志薄弱，结果给人乘机而入的机会。林妹妹面对着整个的市侩集团孤军作战，不能够得到援军，终至“以身殉之”了。在林妹妹死了之后，贾宝玉越想越看出环境的可怕，越想越觉得林妹妹的可怜，越想越觉得自己当时的糊涂。市侩主义的集团终于把“反市侩主义”的联合战线拆散了！这是《红楼梦》悲剧的顶点。
林妹妹没有错，她贯彻了她的主义。贾宝玉徘徊瞻顾，不决然地和市侩主义者宣战，也正是他的市侩的特色，而终于作了市侩主义的牺牲。所好的他还能正视现实，所以终能看出这悲剧的本质，而站到反市侩主义者这面，终于完成了反市侩主义的联合。
在托尔斯泰时代，俄国出现了很多忏悔贵族，许多伟大的文学家们差不多都是。尤其是在屠格涅夫的篇章里，他表现着一种对于农民的含着眼泪的眷爱。他差不多把所有的家财都还给农奴。这些中国的罗亭，外国的曹雪芹，他们都是在最后的一瞬间，放弃了维护市侩主义的立场，而宣言了自己明澈的态度。他们施舍了财产，固然不能解决问题的本身，但是却对封建贵族的统治的完美作了一个大破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的男女青年“到民间去”的运动，风起云涌，像中国的“一二·九”运动一样，他们到乌拉尔去、伏尔加去、南方去、顿河去，号召农民和工人起来反抗残暴昏庸的政治。在落后的俄国，这种庄严的感情成了一种民族的痛苦的象征。
贵族的忏悔，就是在于他们应接受了新的号召。为什么俄国十九世纪会出现了许多忏悔贵族，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秩序的变更，唤醒他们对于新兴工业社会秩序的服从。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不是“自然”的宠儿，神权主义已经是淡薄了。贵族的忏悔是在人力已经开始足以控制自然的时候，才能够发生。
像俄国的那样的忏悔贵族，在中国是没有的，像托尔斯泰，最后放弃了他的堡邸，出亡在西伯利亚的荒村，在风雪里悄悄地死亡，对于中国的封建贵族是不堪想象的事。因为中国的封建贵族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市侩主义。这个原因很复杂：第一，因为清朝的统治是一个帝国主义征服下的统治，旗人的贵族是异族，民人的贵族，对满洲帝王也是奴才，他们对于人民的感情是绝对的。第二，是中国儒教的思想，儒教是一种市民宗教，还比不上俄国的正教是农民社会的宗教，儒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宗教，这一点正说明它是一个市侩的说教，所以儒教教得人寡廉鲜耻、男盗女娼了。第三，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历代的学者都是为了这善良的秩序而歌唱，认为这个制度本身是没有罪恶的，永远不会倒的，所以更用不着为迎接新兴的制度来忏悔。第四，中国人对什么都没有执著感，有人派定这是黄老的弥天大罪，那是儒家的栽赃。其实，这是暴君专制的结果。因此中国人对什么都没信仰，所以忏悔的心情也薄弱。由于这种种原因，中国没有忏悔贵族。五四运动是开蒙了，“一二·九”运动是深入民间了，救亡的青年男女在风沙里奔驰着，中国的贵族在酒吧间里向舞女忏悔，他们在××买好了地皮，让儿子取得了外国国籍，他们准备了自己的白俄的命运了。中国的解放是中国现在每个人的责任，因为中国是一个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国的命运的完成是在于统一战线的完成。殖民地次殖民里，“人的觉醒”和“硬骨头”的性格是最可珍贵的。幽囚在明代古屋的张学良的执著，由于他是农民的儿子，他有着土地的执拗的缘故。萧伯纳说他是一个“很爽快的男子汉”，萧的太太说他是“×××的人”，有人告诉我，延安方面要求放他出来。在中国贵族的忏悔是不可以的，要一忏悔便有藏之古屋而不得出来的危险，因为取得了反市侩主义的战斗的联盟的缘故。释迦牟尼说：“众生皆可成佛！”耶稣基督说：“真理的门永远开着！”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941年3月25日写
（原载香港《时代批评》，1941年第69期）
宝玉新释
过去，评《红楼梦》的人，常常因为书中写有宝玉“参禅”和“续庄”（续《南华经》文字）的章节，便想从这些地方寻绎出曹雪芹的思想继承的关系来。从而得出结论，认为曹雪芹解决人生问题的答案，不外求得解脱。而且这种解脱的途径，也是沿着释迦或者庄周的道路来走的。
我们现在就曹雪芹的思想和庄周思想的关系，试作初步探索，看是否真的如此？
主张曹雪芹经历了种种繁华，重重苦痛，而想求得解脱，最有代表性的，应属王国维。
我们都知道：老子说过：“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曾说过：“大块载我以行，劳我以生。”王国维便照这些词句的字面作了解释，说出自己的看法道：“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论）从这王国维把生和忧患劳苦相对立起来。人欲生，而不欲苦，但是忧患和劳苦是无法摆脱的。人所欲者达不到，人所不欲的苦痛，却不能摆脱掉。王国维以此作自己的出发点。
王国维把“欲”作为生活的本质，再阐述欲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是由于不足而生的，不足就是苦痛本身。即使一欲得以满足，但是另外的欲又要求满足，还是得不到最后满足。因之，所谓的“究竟慰藉”是永远得不到的。即使真的所有的欲都得到满足了，再没有可欲的对象了，这时厌倦之情便会乘机而来。人活在世上，就像背负着重担的人一样，总是开脱不掉苦痛和烦恼。这样，人生就和钟摆一样，摆动在苦痛和倦厌之间。
照他的说法，人世生活的性质，可以用下列公式表出：
欲（生活本质）——多而无厌
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
苦痛（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
人生不过是在“欲”和“偿”之间奔波角逐，无法求得“究竟慰藉”，安顿快乐，得到的永远是苦痛。
王国维也曾看到政治和科学是人欲的积极的成果。他说：“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钜丽，然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所异，然则吾人理论与实际之二方面，皆生活之欲之结果也。”
这是他的观点里的一线火花，是值得称赞的。但这个火花很快就熄灭了，他把脸偏了过去。他并不认为政治与科学，或是理论与实际，可以解决人生的苦痛，他认为解决人类生活苦痛的，应该别有良药，就是要用美术来作升华剂。
“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从而去“欲”存“知”，因而得到解脱。他没有说明这种解决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只是说他认为美术才能称得起“其物非实物”。正因为它是物又非实物，才能担负起使“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
随即他又认为“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因此，他的意思就是：人在美术中既可得到对物的享受，因为它毕竟不是实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