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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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绝不是为了玩弄女性；愿做烟花总管，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欲”。他提倡爱情要以才识做基础，所以他为自己的书定名为《女才子书》。他认为配得上“美人”称号的，也不能单以貌做唯一标准，必须有内在的东西，才能进入他所评选的美人行列。他在《郑玉姬》中，借王百彀之口，为“美人定案”的标准：“夫所谓美人者，有情、有才、有韵，三者缺一不可，而岂一端之美，足称绝色”！
从这方面，也看到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是融会不少前人的作品，以为己用。并且根据他的认识，重新作出适当的估价，才能超迈前人。
当然，如果仅从这些方面来考察《红楼梦》和《女才子书》，两者有某种相通的地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作者思想的影响和发展，来加以考察。
钓鳌叟对《女才子书》卷九《王琰》的评论说：“自世风日下，而贤能才节往往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能发这种议论，→文¤人··书·¤·屋←能写这样的小说，自然不可等闲视之。徐秋涛还有个观点，认为史家异口同声说，因为西施而使吴国倾覆，因为昭君而杀画工。这都是为亡国解嘲罢了。后来曹雪芹把这思想大大发挥，并且成了曹雪芹一生的“偏颇处”。
对妇女问题，明代李贽，最称卓识，他为妇女讲道，士绅诬告他男女混杂，有乖礼法。有司以此定他为“淫僧”。这不但压服不了他，他反而大声疾呼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站在卓文君这边，认为“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乎！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他为卓文君辩护，而自己却为人所诬，投狱而死，但他视死如归，至死不悔。
徐秋涛借幻庵评语，表现出同样的见解，认为：“荀奉倩谓：妇人，才智不足论，当以色为主。此语陋甚！”他评点古来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卓文君、崔莺莺、关盼盼、步飞烟、霍小玉、朱淑贞”等人，都名列“同榜”。这些人都是触犯道学家尊严的，都是名教的罪人。而徐秋涛对她们寄以“思慕之情”。他认为：“古来名妓，有足当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古来婢妾，有可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这对《红楼梦》中宝玉“家乡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是否也有某些影响呢？因为我们看不到曹雪芹的“情榜”，但这正、副、又副的三段分法，恐怕多少也有些关联吧？
徐秋涛借友人月邻之口，来评《女才子书》道：“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虽云十二，天下美人，尽在是编矣。”这可以说是该书的结语。他把妇女的品格，分为三种。依他看来，贤、智为上，胆、识次之，情、韵又其次。“兼是数者，而又才色并绝，斯则希世而不能一见，所谓圣之时也。”
就这点来说，对曹雪芹也不无影响。《红楼梦》中，称紫鹃为慧，湘云为憨，探春为敏，平儿为俏，晴雯为勇，尤三姐为情，香菱为呆，迎春为懦，宝玉为情。在未写完的稿中，对黛玉的判词，则是“情情”，也是以才情等做标准来划分明。不过，我认为徐秋涛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把贤、智列为第一等，而对才、智的内涵成分，因袭的观念又占了很重的比例。曹雪芹则把比重放在情、韵上面，把贤、智也给以更复杂的内容，如许袭人为贤，以宝钗为智。对贤、智有他独特的评价，决不把贤、智奉为最高标准。道学的贤，他更是深恶痛绝。和徐秋涛的标准也大大不同。徐秋涛的贤，譬如包括“不妒”之类的内容，还未曾摆脱旧思想的羁绊。曹雪芹则和他相反。写黛玉硬是善妒，所以授人以“小性子”的话柄。可是黛玉的个性，也正在这里突出得最鲜明。
李贽说：“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若皆乡愿之徒遂以为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以为圣人，益可悲矣夫。”把这种观点借来，用在分析《女才子书》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上，就可看出曹雪芹和徐秋涛也有这种认识。他们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也大都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徐秋涛的笔墨未曾放开，这正反映出他的思想也未曾放开。可是，表现在曹雪芹身上，就不仅是放开，而是超迈前人，独步古今了。
我们知道，曹雪芹可以称得上杂学家。本来中国古代思想分类上，就有“杂家”这一流派。明清之际，“杂学”这一门，又极突出。曹雪芹的“杂学”实际上是和“时文”对举的，并不能用字面来测度它。那样就会造成错觉，以为驳杂不纯就是杂学。杂学家既是对抗时文的，当然也必然无意科举了。他们的精力也必然转向另一方面，用各种知识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徐秋涛大概是个落第举子，紫袍朝服对他已经无缘，因此，他也追慕屈子之后，以香草美人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在明末清初，苏杭一带，纺织业甲冠全国，市民思想正在抬头，对徐秋涛亦必有所推动。当时，汤显祖的剧目颇为盛行。小青这个人物，是汤显祖引为知音的，名流学士，浩如烟海，而汤显祖独瞩目于小青。徐秋涛说：“情之一字，能使人死，即不死，亦使人痴，大都闺阁尤甚。”小青并非情死，而是以死向旧礼教抛掷了投枪。因为杜丽娘是想象中的人物，而冯小青则是现实中人物。《女才子书》把小青列为第一，表现了作者的卓越才识，否则也就写不出《女才子书》了。书目次第，是他自己拟定的。后来的版本，有的把郝湘娥放在首位，看来也绝非作者本意。
无独有偶，小青在曹雪芹心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和脂砚一点儿都未曾回避《红楼梦》曾直接受到《牡丹亭》的影响这个事实。
曹雪芹和徐秋涛对冯小青的态度，得到一个交点，也就是他们在“赏音”方面，起了共鸣。
在对小青的评价上，徐秋涛认为：“千百年来，艳女、才女、怨女未有一人如小青者。”他把小青的遭遇，比作屈原，说：“冯生之前身似楚怀王，妒妇之前身似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姬病日苦，益明妆靓衣，又似当年汩罗将沉，犹餐英而纫蕙也。……三闾求之于世人，不得，而索之于云中之湘君。湘君女子也，因想轮结还现女子身而为小青。……”
他把小青比作云中君，使我们不能不想起晴雯来。晴雯的嵌字格，又恰巧有个“青”字。宝玉对晴雯之死，也是把她的遭遇比之于屈原、贾谊，而使晴雯化为芙蓉女神，将和日月同辉！
《女才子书》作者对妇女充满同情，他把封建桎梏下女性的身世，有意和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对男人主宰的世界着实看穿，才执意作书，写出“吴侬面目”，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画像。他用“十年”写成《女才子书》，也是为“结一天极想于无何有之乡”。至于个人“虽既蓬头挛耳，踯躅泥犁，可以无憾”。全然不怕伧父含讥屠沽起诮。“当将若辈置于烟涛孤岛之间”，“而使排激澎湃之声以移彼之冥悟”。这种愤世疾俗的“宣言”，振聋发聩的气势，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应使《女才子书》在我国文学史上得到应有的地位。
目前，我还没有掌握曹雪芹读过《女才子书》的直接材料，仅从内证发现一些有关联的印证。曹雪芹会看到很多前人的作品，但他无须向读者交待他曾看过什么人的作品，受过什么人的影响。不过，就我看了《女才子书》的感受来说，总甩不开它们有某些继承关系的联想，这就引起我非要把这点出来不可。我想不妨再举一例，以做本文的结束。
小青临死之前，召画师为自己写照。写毕：“揽镜细视曰：‘得吾形似矣，犹未尽我神也。’故置之。画师遂又凝神极巧，重写一图。小青又注目熟视曰：‘神是矣，而丰态未流动也，得非见我目端手庄故尔。’矜持如此，乃令置之。复命捉笔于旁，而自与老妪指顾语笑，或扇茶铛，或捡书帙，或自整衣褶，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想会。须臾图成，果极妖纤之致，笑曰：‘可矣！’”
但是，那真正画出神采流动的第三幅，竟然未曾传世，人所得见的，只有第二幅。“但不知第三幅更复如何！”
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造成悬念的同时，触动人的想象力，使人们在想象中，得到小青活脱脱的形象……因为“意态由来画不成”，读者只得在自己心目中把人物塑造出来。
在《红楼梦》中，有脂砚一条眉批，说他多年访求名手，欲得林黛玉画像，可惜都未成功。忽然，有一天，有人携来一幅画，他见了认为满意，但因索价太昂，深悔没有买下，不知已流传到何处了！
这种批语，也起到增强正文艺术感染力的作用，使人看到此处，不由掩卷遐思，在想象中，为林黛玉画出既真实又理想的形象来。
1984年7月22日大暑
（原载《曹学论丛》，1986年5月）
＇1＇《女才子书》是春风文艺出版社根据大连图书馆藏本，由马蓉同志校点，于1983年9月出版的，本文即以此版本为据。
《红楼梦》与《女仙外史》
在《红楼梦》批语中，有“宵小群居终日图”和“望族序齿燕毛录”这两个名儿出现。这两个名字，给后来传说中说曹雪芹精通各种技艺的《废艺斋残稿》里面章节的题名，起了提示的作用，是可以断言的。不过，它们也很可能都是冒称的。
《红楼梦》批语中提到的《女仙外史》一书，和曹雪芹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但至今似乎还没有人对它进行过探讨。现在，我不揣冒昧，愿在这方面，略抒管见，以就教正于海内外学者专家面前。
与曹雪芹同时人李绿园，写过长篇小说《歧路灯》。有人说，“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蒋瑞藻著《小说考证》卷八）
这话也是不确实的。因为《岐路灯》写成的时候，《红楼梦》程甲本尚未付梓。同时，从两书来说，也看不出有什么“脱胎”的痕迹。但是，《女仙外史》这部书，对《红楼梦》有过影响，这倒是实有其事的，可是反而没有人提及此事了。
我见到的《女仙外史》，是康熙五十年付梓的“钓璜轩贮版”的印本。作者吕熊，字文兆，号逸田叟。曾著有《诗经六义辨》、《明史断》、《续广舆志》，还有三唐六义并诗古文诸稿，恐怕都未及印行。
陈奕禧曾为《女仙外史》作序，引吕熊为“友”。称许他：“文章经济，精奥卓拔，当今奇士也。”陈奕禧是位名气很大的人物，又是位大书法家。在江西南安郡守任上，曾邀吕熊来修郡志。这时，吕熊便以《女仙外史》出示，请他作序。后来陈奕禧便以自己的力量，为此书刻板印行，号称为“新大奇书”。从此，吕熊竟以此赢得了“天下士”的美名。
《女仙外史》是一部一百回的小说，主角是演义明代山东农民起义的女英雄唐赛儿的故事。书中描写历代的女奇人，又杂写女仙女魔，都奉唐赛儿为首，随她东征西讨，致使永乐皇帝对她束手无策。最后，眼巴巴地看她升仙而去。
《女仙外史》有广州府太守叶旉作的跋语。叶旉很有魄力，在封建鼎盛的当时，居然敢于写道：“故谓赛儿曰妖妇者止（永乐）一人，而称之仙姑，为佛母者，举天下后世皆是。嗟乎，一人之笔，又曷能胜众口耶。夫如是，则逸田叟之以女仙而奉建文正朔，称行在，建宫阙，设銮使，访求故主复位，与褒谥忠臣烈媛，讨殛叛逆羽党，书年纪事，题曰外史，虽与正史相戾，自有孚洽于人心者，垂诸宇宙而不朽！”
这书又经过刘廷玑的“品题”，曾为《女仙外史》列出二十种长处来。刘廷玑号“在园”，著有《在园杂志》等书。此人也是一位值得研究的人物，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北方流行的会道门中人，至少他有参与此种活动之可能。他在黑社会中有势力。有一次，他故乡的家被盗，后来土匪得知是他的家，又将原物退回（见《在园杂志》，我因手中无原文，不能引用）。
吕熊本人自称从正统观念来写这书的：“托诸空言以为外史”，“以赏罚大权，畀诸赛儿一女子”。吕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站在唐赛儿这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他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