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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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掉一角，您抱起电话机，继续指挥战斗，打得800多名日军大队最后只剩30多人逃窜。
1942年，日军3万余人发动了以山西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为目标的“五月大扫荡”。5月24日，八路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头突围：彭德怀率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从西北方向突围到太行第2分区；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野战部队政治部直属队由政治部警卫连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到太行第6分区。而您则要求留下，负责掩护总部转移。此时，您身边只有1个警卫连，在与成千上万名日军激战两个小时后，方撤出麻田。25日上午，总部机关终于突出重围，但当您带领最后一批队伍于下午冲到最后一道封锁线十字岭时，不幸被炮弹击中，以身殉国。
噩耗传出，全国为之震悼。
聂荣臻司令员泣诉道：“我素以铁石心肠自夸，然而今天，毕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这就是我们的老战友、八路军的名将——左权同志战死在太行山上。”
朱老总痛悼挽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并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左权同志对民族对人民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他生活艰苦，从来不为私人作任何打算，他同士兵一样吃穿，到34岁才结婚。抗战以来，每月领5块钱的津贴，没有一点私积，没有任何财产。”
您在黄埔军校时的领路人周恩来闻讯后，立即从重庆发电报到延安询问，在悲痛之际，写下了《左权精神不死》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高度评价说：“左权同志不仅是革命军人，而且是革命党人，他参加共产党在黄埔时代，成为他以后近十年政治生活中的准绳，以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
正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的您的妻子刘志兰，得知您牺牲的消息后，十分悲痛，她怀抱您的女儿左太北对朱总司令的慰问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教育好女儿，长大继承父志。
最悲痛的莫过于彭德怀副总司令了，他想起了你们相处的日子，您多次掩护他冲出重围。他把您的女儿左太北抱走了，一直抚养到新中国成立后长大成人。
左权的最后一张照片（1942年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等，都以大量篇幅讴歌您的光辉业绩。登载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写的悼诗和悼文，报头醒目地用大标题写道：“太行山、五台山上千万万的战友一致高呼着：左权同志精神不死！”“太行山、五台山上千万万的战友齐举拳头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报仇！”
祖国怀念您，人民想念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您牺牲地辽县改名为左权县，将十字岭改名为左权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还在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建造了您的纪念堂。太行山上的民歌唱道：“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左权将军牺牲为的咱老百姓，咱边区的老百姓要为他报仇恨。”至今，那些和您相识的太行人民在谈到您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这如泣如诉的歌。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决定，您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30多位军事家的行列。2002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撰写出版您的传记，将编写《左权传》的任务下达给军事科学院。我作为课题组的特邀撰写者之一，沿着您出生成长的足迹，来到您的故乡黄猫岭，走进培育您奋进的醴陵渌江中学、黄埔军校，探访您战斗过的淡水城和惠州城、江西苏区赣南大地……这些地方都曾令您魂牵梦绕，也令我在瞻仰之后无限感慨，由衷钦佩翻腾心头，万千思绪涌上笔端。2004年春，在您诞辰100周年之际，《左权传》正式出版，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您的光辉业绩在全国再次广泛传颂。其实，您的不朽功勋早已铭刻在人民心中。
民族的忠魂，不朽的名将，您从湘江岸边黄猫岭走来，跨入南海之滨黄埔军校的大门，征战万里，最后宿营在太行山这高天厚地的黄土上。一座巨大的丰碑树立在华夏儿女的心头，一枚金光灿灿的无形的开国元勋勋章闪耀在千里太行。
热血沸腾的黄埔军校生活
——访黄埔一期毕业生侯又生
1987年5月，在安徽巢湖县城，笔者访问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本书作者在湖南省醴陵县左权纪念碑前留影
（2002年11月）安徽省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侯又生老人，他谈了黄埔军校，也谈了许多人生的哲理，使笔者获益匪浅。自此后，笔者曾同侯老保持着长达10多年的通信联络，直到几年前侯老去世。侯又生老人又名侯爵（1950年底改名），曾两度黄埔军校，他兴奋地说：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永远难以忘怀。在本书出版之际，现撷取当时采访侯老所谈在黄埔军校学习和生活见闻的几件轶事，以缅怀侯老。本文初稿，侯老生前曾亲自修改过。
从孙中山卫士队考入军校侯又生，祖籍广东梅县，他的父亲是跑南洋的小商贩。从少年时，他就喜欢看《三国演义》，崇拜诸葛亮，萌发了从军当军师的想法。加之家庭生活困难，在读了3年小学后，到汕头学徒。在汕头，他独自跑到潮汕镇守使刘志陆处，在厨房当勤务兵，不到3个月，家中就把他领回去了。但他想当兵的愿望一直埋藏在心底，当他从南洋等地做工回家后不久，1922年底，又经一位堂兄介绍，到广州市驻军机关枪营营部当上了上士文书。
1923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侯又生报名去了孙中山卫士队，在那里当卫士，负责保卫警戒大元帅府的安全。他回忆说：“记得孙中山先生的那位俄国顾问经常出入元帅府大门，而他往往又多是夜晚才从珠江上下船进入元帅府，我们守卫在大门口的士兵就向他问口令，他回答不上来，只是紧张地用那夹生的半俄语半汉语的话回答道：‘俄来……’我们听出是俄国顾问的声音，也就放他进来。他走到卫士面前点点头，满意地跨入大元帅府。久而久之，卫士们便习惯称这位俄国顾问为‘俄来’。其实，他的真实姓名读音很长，我们也叫不上来。”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黄埔长州岛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对于这所军校的性质和将来的作用，孙中山卫士队的卫士们早就听孙中山先生多次讲过，于是当军校刚开始宣布招生，卫士队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加应考。为了便于管理，军校还规定，原来当过兵的可以报考军校班长以上干部。孙中山卫士队的每个人当然都有这个良机。当时，卫士队的全体卫士都准备参加考试，心情格外激动。侯又生为了有更大的把握，决定既报考干部名额又报考学生名额。他马上抓紧时间复习，并请在广东高师读书的叔叔侯昌龄帮助辅导。
黄埔一期毕业生侯爵（又生）1988年春节给本书作者的贺年卡
侯又生在上小学时，只学习了四则运算，他说他那时最大的学问是知道“公倍数”，对其他数、理、化再深一点的知识可说是一窍不通。侯昌龄帮他拟了国文题，说出题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并教一些数学中的比例等基本知识。侯又生也经常翻阅《广州民国日报》等刊物，“临阵磨枪”地似乎真的学到了一些政治术语和常识。没想到，上了考场后，他发现原来押的题，八九不离十，基本上全押到了。
邓演达负责监考，可能是因为侯又生戴的是卫士的帽子，很显眼，邓演达专门拿起侯又生的试卷看了看。侯又生问：“对不对？”邓演达点了点头，又去看别人的试卷去了。考试结果，出乎侯又生所料，他竟然干部、学生两边都考中了。成绩名列本期第169名。他所在的卫士队去了30多人，只考中了他和杨步飞、冯圣法3个人，许多高中生都没有考中。
军校学习生活黄埔军校的办学方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对原来当过兵的，比较重用。一般都任命为班长等职务。侯又生接到录取通知后，按规定于1924年5月3日提前两天进校，一般学生都是在5月5日进校。进校后，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又进行面试，考试的题侯爵90寿诞时赠送本书作者的照片目是：“为什么军队要练习齐步走？”侯又生回答说：“形式上的统一，以求意志上的统一。”侯又生从王伯龄的脸色上看出，他并不太满意。几天后，侯又生被分配到第2队第19区队第7分队，任副分队长。正分队长是余海滨，是个老兵，后来在第一次东征中牺牲。
侯又生回忆说：“记得当时我所在分队队列中按高矮个排列顺序是：王家修、李延年（实际上他个子最高，因为他长得瘦，不好看，就排在第2名）、焦达梯、周士第、侯又生、酆悌等。在课堂上我和周士第同桌。”
侯又生是在大元帅府由冯自由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到军校后又重新登记。廖仲恺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们刚来不熟识，填加入国民党组织的介绍人，就写我好了。”由于叶剑英是侯又生的梅县同乡，时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侯又生就在登记表介绍人一栏中写下了“廖仲恺”、“叶剑英”两个人的名字。
考入黄埔军校在当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为能考入这所革命军校，很多同学都费了不少心思。如黄鳌和郑洞国，他们两个人是表兄弟，在考试时，郑洞国身边没有中学毕业证书，便借了黄鳌的毕业证书去登记报名，考试中用的也就是黄鳌的名字。同时，黄鳌也参加考试。结果两人都考中，又恰好都分在第2队。所以，一旦有信件寄来，一喊黄鳌，两个人都争着跑上前来要信，成为当时大家逗笑的一件乐事。毕业前夕，郑洞国才正式恢复正名，大家方知有这段趣闻。又如周士第，籍贯本是广东省，在登记时他担心广东人参加考试的人太多，不易录取，就改填为河南省人，进校后才公开说明自己是广东人。这些小事都反映了当时广大热血青年渴望进入这所典型的革命军校的迫切心情。
在军校刚建立时，校内国共两党斗争并不明显。有许多共产党员的身份都是公开的，与侯又生同队的同学洪剑雄，是校内知名的共产党员骨干分子，他经常给《向导》投稿，给侯又生留下的影响很深，为此对洪的才干也非常羡慕。还有周士第、李之龙等同队同学，活动都相当出色。平定商团前夕，李之龙等人经常在夜晚去江边观察商团运载武器的船只。因为侯又生当时在班里负责，李之龙等人晚上出去都打个招呼，侯又生也知道他们一定另有任务，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可以休息，不出操了。在当时，有些人认为侯又生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侯又生诙谐地回忆说：“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是个思想糊涂分子。将近毕业时，周恩来主任曾找我，选我去特别训练班，我退却了。对于后期军校内两派的斗争，我是持观望态度的，抱定了哪边也不参加的态度。”
军校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有时，侯又生曾产生过学不下去了的想法，但他最后仍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军校的伙食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娱乐生活也很丰富，新成立的“血花剧社”编排了很多节目，印象较深的是，同学曾扩情长得像老太婆，每逢有老太婆的角色，也就必然由他主演，同学们背地里曾叫他“老太婆”，也是句笑话而已。那时，同学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难得有一点空余时间聚在一起，就笑语连声，那首著名的《国民革命歌》，大家即兴填了多首新词，竟也成了同学们逗趣时私下的“流行歌曲”。
关于前几期学生编队情况，侯又生的记忆是这样的：第1期，第1、第2、第3队，是硬考来的，每队定额是120人。第4队是备取生和保送生合并成的1个队，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参差不齐。第5队，是吴铁城的警备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但第5队并入时间很晚，不算第1期，而明
侯爵先生送给本书作者的全家福照片（1993年夏摄影）
确规定是第2期，但在同时学习。而与之几乎同时并入黄埔军校的第6队，是程潜军政部讲武学校的学生，由于东征中急需人，这一队中老兵又多，有实战经验，并入本校后马上开赴东征前线，算为第1期。另外，还有一个第7队，不知什么原因，后被取消。第1期学生毕业后，由于东征等原因，大多数并没有立即离校，所以再开办第2期，由于受校舍限制，招生名额受到很大影响，人数比第1期少了近三分之一，但素质却相对地提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