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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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力量。”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军校的始祖，国共两党以后创办的各种军校虽然性质、路径各不相同，但都源于黄埔一脉，得益于源远流长的黄埔精神。
多年以来，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弘扬着黄埔精神。如抗战时期的延安黄埔同学分会，以“团结抗日救国”为职责；现代新时期的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以“致力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为己任。因此，发扬革命的黄埔精神，汲取国共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证明，发扬黄埔精神，国共两党紧密团结合作，致力振兴中华，就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好处，相反就会损害国家民族的利益。孙中山曾多次指出：“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并希望“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今天，我们的国家尚未实现统一，台湾海峡两岸面临着紧迫的形势和新的历史要求。国家要统一，是人心所向，是民族意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当前，黄埔精神“爱国革命”的现实意义，无疑就是要促使两岸的和平统一。一小撮“台独”分子妄图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是最大的不爱国和反革命，是现代的汪精卫之流。因而宣传黄埔精神，发扬黄埔精神，发挥好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反独促统”大业中的重要功能，对于推动海峡两岸合作，致力振兴中华，仍有着针对性很强的促进作用。
左起：周恩来、郭沫若、邓小平、彭真、李济深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期间。
黄埔精神，永不消退。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宗旨是：“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所以，每一位海内外黄埔校友都应按照黄埔精神的要求，缅怀为祖国统一、民族振兴抛头颅洒热血的黄埔志士，并弘扬他们的壮志，不遗余力地反对“台独”，以促进祖国的统一与民族的振兴。这是历史赋予黄埔同学的使命。
一日同窗，终生不弃。“军校”有一种特别的凝聚力，在老黄埔人中，常众口传承“咱们是军校X期的”，这句话有着意想不到的亲和力。海峡两岸黄埔师生心中镌刻着两副相同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经年岁月的风尘，尽管一点点冲淡了黄埔将士的辉煌，但黄埔精神却从不曾磨灭；波涛翻滚的海峡，尽管一年年分离了本为一体的骨肉，却分不开“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入校志愿，分不开“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两岸及海内外的黄埔校友，多加强联络，扩大交流，增进共识。以国家统一、民族强盛为最高原则，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殊途同归，共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建设荐言出力。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黄埔精神的加盟，中华儿女更能合百川之力，聚华夏之心，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981年春节茶话会上，邓小平向原黄埔教官季方（右一）等问好。
黄埔后人张惠业先生曾填词《满江红·黄埔魂》一首，歌颂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声威赫，旗帜下，荟萃旷世英杰。惊天地，铁骨铮铮，文韬武略。面对列强，虎狼蛇蝎。热血男儿，壮怀激烈，长剑一挥迷雾散，神戈轻拂乌烟灭。铁流滚滚赴国难，捍家国，拍鞘征乾坤，难消歇。
苍龙吟，猛虎啸；千古恨，凭谁阅？铁蹄声中，尸横遍野，醒狮昂首，拍岸喋血。八年鏖战光天德，侵略梦，瞬间灭。狼烟起，挥师半岛，倚天长缨在手，直捣西方霸权宫阙，心胆裂。黄埔精英在，靖山河，神州悦。
第十四章 拜访黄埔一期毕业生
20世纪80年代初，本书作者作为刚从南疆战场上下来考入军校的大学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历史系本科生（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踏上黄埔岛，开始专业课的实习，曾为半个多世纪前的黄埔一期生所感动和鼓舞。自1983年开始，为完成学业和研究课题，曾在全国遍访当时健在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以及他们的亲属和战友，还有后期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对黄埔军校一期著名人物进行专题研究，如徐向前、陈赓、许继慎、蔡升熙、左权、宋希濂、关麟徵、张耀明、胡宗南、郑洞国、王耀武、杜聿明等。通过深入采访，作者走近他们的战斗岁月和起伏跌宕的生活，深切感受到他们作为那个大变革时代“到黄埔去”的青年军人，不论是辉煌，还是沉沦，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大走向，他们的个人历史就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现代史。采访中，作者记录了大量的笔记，并写出了一批文稿，这些文稿经过被采访人的修改和亲笔签字认可，有的篇目已经在《黄埔》等杂志陆续发表。如今这些黄埔老人绝大多数已经去世，所以现在再看这些采访记录显得尤为珍贵。
勋章铸太行——祭左权将军
1986年11月，我第一次来到广州黄埔岛，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豪地对我说，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有5位在黄埔军校及分校学习或工作过，并打开一本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帅录》和一本黄埔军校《同学录》相对照，在《同学录》第1期第6队的名单中，我看到了您——左权将军的名字，可在《将帅录》里，我却没有找到您……在军校旧址陈列室里，无情的历史告诉我，您的血花已经飘撒在遍地抗日烽火的太行山上。
左权1926年在广州留影从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认识您的照片开始，我又认识了您的许多黄埔同窗和战友。也许我们有着一份特别的黄埔缘分，此后，我又去了您的家乡和您生活、战斗过的许多地方，对您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您的家乡湖南省醴陵县东冲铺黄猫岭，您的乡亲告诉我：1905年3月15日，您诞生在这里一个以租佃土地为生的农民家里，您岁半丧父，艰难的生活磨炼出了您坚毅的性格。1915年，袁世凯正式承认了丧权辱国的日本侵略者的“二十一条”修正案，当时在小学读书的您奋笔疾书“五月九，忆国仇”等标语口号。第二年春荒，您12岁的哥哥外出借粮，因饥饿滑进泥塘再也爬不起来。每当您后来在黄埔军校向同学们谈起这件事，胸中都激荡着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满腔怒火，说罢，眼睛直盯在那手中明晃晃的枪刺上。
在您曾经就读的醴陵县渌江中学，您当年的校友告诉我：您入中学后，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阅读了大量进步报刊，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渌江水中的状元洲上，您和同学们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决心为改造中国社会而斗争。1924年初，您考入了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在广州主办的陆军讲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
在广州黄埔岛，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您的黄埔同学告诉我：您素以勤奋好学、刻苦用功著称于同学之间，您的同学说您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可又从不满足于眼前的成绩。每逢星期天，黄埔军校有专船送学生去广州市内游玩，可您总是利用这一时机，趴在大通铺上，整理课堂笔记，撰写文章。
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们，不可能是时刻都板着面孔，有时你们也互相逗趣，把烦恼忧愁付之于滚滚东去的珠江。课间操余，同学们唱起了私下填了新词的《国民革命歌》：“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吃饭，要吃饭，随便弄点小菜，鸡蛋汤，鸡蛋汤。”您也加入大家的合唱，同乐一堂。然后，又投入肃静的教室或紧张的训练场。
1925年初，军校毕业后，您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历任排长、连长，战功卓著。这时，蒋介石多方拉拢黄埔学生加入国民党右派组织，您却经陈赓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年底，您以出众的才华，被选送去苏联留学，您的同期同学侯又生老人对我回忆说：“当时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人亲自选拔留苏学生，记得先办了一个七八人的训练小组抗日战争时期左权经常佩带的左轮手枪。周主任在此之前亲自找我们每个人都个别谈了话。”伯乐发现了千里马，中国革命又添新栋梁。您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理论。
刘伯承、邓小平在回忆您的文章中说：“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必能旁征博引，知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他，常称扬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
1930年9月，您从苏联回国到上海，旋即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工作。离沪前，您给家中的信说：“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您实现了这一诺言。从此，您的身影始终跳跃在人民军队中，在炮火硝烟里渡过了一生。
您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教官，红1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作战科长、参谋处长、红军第15军政委，后又兼任军长。1933年调任红1军团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您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时年仅32岁。
您驰骋疆场，为中国革命立下赫赫战功。1932年2月的黄陂战役，您巧妙布兵，歼敌两个师，活捉敌军两个师长。4月，您率红15军担任中央红军前锋，劈关斩将，乘胜攻占闽南重镇漳州。红军长征途中，您和聂荣臻互相配合，兵分左右两翼，扫荡大渡河两岸，最后夹攻泸定桥，控制了大渡河天险，护卫全军安全渡河。
东征时期的左权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您和聂荣臻等成功地指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刘伯承高度赞扬您卓越的指挥艺术：“左权同志布置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抗日战争时期的长乐村战斗，您指挥八路军粉碎了日军的9路围攻。“百团大战”的指挥部里，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覆盖了你住处的一方墙壁，您的手臂挥向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报捷的炮声。太行山上，黄崖洞前，您直接指挥总部特务团，创造性地运用“咬牛筋”战术，层层布防，处处主动，以1500余人抗击敌5000多人的进攻，歼敌1000余人，“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中央军委指出，这次战斗“应作为我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您常说：“书本是知识的海洋，学习是进步的阶梯。”您戎马倥偬，却手不释卷，抗战期间，您几乎每一个月就有一篇甚至两篇军事论文问世，系统地论述了我军对敌斗争策略，诸如：《论军事思想原理》、《论百团大战的胜利》、《论我军的后勤建设》、《埋伏战术》等近百篇文章，刘伯承、邓小平说您是“善于从经验中抽取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来指导新的实践”的“八路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您一生译著丰富，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就有40余篇，并和刘伯承合译了《苏联步兵战斗条令》，还有10多万字的译著在您生前未来得及发表。
您的战友、杨得志总参谋长谈到和您相处的日子，说：“左权同志的知识很丰富，每说一件事都很有条理，有根有底。他说历史能说上几个朝代。说天文，他也能讲一套日月星辰。谈战术，自然更内行，有时我们也谈房屋，说着说着他谈到了建筑，什么面积啊，结构啊，好抗日战争时期的左权像是个建筑师。”您曾向黄崖兵工厂的工人讲述用小铁轨铸造地雷壳的物质结构原理，您曾向通信兵指出为什么电话线不能埋设在风化石地段，浅显的语言讲清了深奥的科学道理。
在运用知识上，您是一位辛勤的笔耕者；在指挥战斗中，您又是一位忘我的勇士。1938年2月，八路军总部向太行山区挺进，在府城左侧山上，您指挥仅有的两个连队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血战，您命令和部署护送朱德总司令转移到10多公里以外的安全地带后，亲临第一线，身边曾仅剩下1名骑兵、1支长枪，与300余名敌骑兵鏖战，在予敌以大量杀伤后又顺利撤离。在关家垴激烈战斗中，您又掩护彭德怀副总司令安全转移。敌炮火把指挥所掀掉一角，您抱起电话机，继续指挥战斗，打得800多名日军大队最后只剩30多人逃窜。
1942年，日军3万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