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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鹞匏撸业字皇O乱桓觥≡碌纳罘选D鞘闭执模芗以谙愀畚奕魏巫什勺龅盅海洗∏笠淮胃肚宕睢! 〈腔嶙叨淖式稹谡庖坏悖芗也鸥颐罢饷创蟮姆缦铡! ⌒以说氖牵坏绞郑陀谢跷锎恕2芗一芟虑砩嫌忠�98万 港元买下1918年出坞的旧船——1300吨级的Eastern Trader号。 曹文锦回忆道,岁尾年检,官气十足的英籍验船官百般刁难,说我们 这两艘船是废铁,不肯发证。我们一家急得吃不下饭,原以为船是会走动 的资金,现在连走的权利都没有!幸好我在圣约翰大学练就一口纯正的英 语,跑船检机构多方求情,才获准航行。 朝鲜战争爆发,曹家财运亨通,两堆“废铁”成了聚宝盆。帝国主义 对中国全面禁运,只要有胆识,就有发大财的机会。曹文锦每每追忆那段 航运的黄金岁月,都抑不住内心之喜悦: “我的事业的转折点正是那个时期,那时150美元付运一吨货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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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载大批特需物资往内地,并兼做入口生意,业务急剧增长。” 大利与大险是孪生兄弟、否则运价不会这么高。当时有多少货主船主 遭不测呢?无统计数据——反正给曹文锦撞上了。 那时,国民党军队为防解放军越海解放台湾,在台湾海峡布水雷。若 绕过台湾岛,不仅船程远,而且风浪大,千吨级的小海轮很不安全。曹氏 船队的元勋Ebonol号通过台湾海峡,触雷沉没。 曹文锦沉重地说道:“更惨的是保险公司竟以战争风险为理由,一分钱 也不赔,这打击不能说不大。然而,我的第一反应是 ‘必须生存下去’,什 么发财大计暂且搁置一旁,首要解决的是保着老本,一步一步地踏实苦干, 伺机再发展。” 这次惨重的教训,使曹文锦不再对航运业孤注一掷一尽管50年代航运 业市道很好。 “船虽然是可走动的资金,但更稳妥的办法,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 只篮子里。” 曹氏一直到90年代都未放弃航运业,但从1954年起,就开始走多元化、 跨地区发展的道路。1955年,曹文锦与日本药业公司合作,在香港销售药 品及化工产品。 曹文锦的投资重点在外国,他对香港的前景一直不看好。 朝鲜战争结束,曹文锦动念到东南亚发展。正好,一位上海朋友在马 来西亚新山开办纺织厂,资金周转不灵,向曹文锦借钱。曹文锦给他30万 元,作为股金投资。但最后,这家纺织厂仍无起色,濒于倒闭。这位朋友 只得请曹文锦去接管。曹文锦在朝鲜战争时期与内地有生意来往,被马来 西亚拒绝入境。曹文锦几经周折,方准许入境。他来到新山,新山一片荒 山野地,纺织厂仅几间铁皮屋。曹文锦体谅了朋友的难处,全力把纺织厂 维持下去,并扭亏为盈。 60年代,曹氏又在马来西亚投资办了两间纺织厂。曹氏在大马期间, 结识马哈迪医生,现在马哈迪为大马首相。曹氏在大马大展拳脚,想必有 诸多便利。 此外,曹氏在泰国和新加坡,有多项投资。 “分散投资,分散风险”——这是曹氏鸡蛋哲学的具体体现。 曹文锦于1966年万立成邦航业,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从“万邦” 一词的含义,可知曹氏船队基地并非在香港一处。 1986年,曹文锦与大马政府创办国家轮船公司,曹氏占其股分的3。2%。 该公司在大马挂牌,近期市值达45亿马元。另外,曹氏还参股投资建造一 处大马船坞,并发起创办大马第一所航海学校——大马马六甲航海学校。 在泰国,曹氏拥有70%泰国国家轮船公司的股权,拥有25%泰国联合 船坞。另外,曹氏参与建造泰国货柜码头,该码头年处理货柜20万个。泰 国传媒称:香港船王曹文锦氏,控制了泰国的航运事业。 曹氏家族独资拥有船只44艘,总吨位157万吨。分别在香港、新加坡上 市的万邦航运,曹家持股40%,旗下船只20艘,总吨位75万吨。按曹氏持 股量计,曹氏拥有其中的30万吨。这样,曹氏家族独资拥有的船只吨位185 万吨。 曹文锦在香港五大华人船王中排行老四。与排行第三的赵从衍比,悬 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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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谁是最后的赢家?在航运鼎盛时期,难以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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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心旷似海包玉刚下洋远航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包玉刚下海最晚。包氏稳扎稳打,建立起总吨 位1300万吨的庞大船队,不仅雄踞香港航运界之首,而且被传媒公认为世 界第一船王。包氏经营方式看似笨拙,实际上大智若愚。一日,老船王董 浩云致信编辑部,指出计算包氏船队吨位有误,掀起轩然大波——谁是真 正的世界船王? 建国之初为何未接管香港? 1948年冬,国民党败局已定,全中国即将解放。12月,港督葛量洪给殖民地部报 告,要求英国增援香港。年初,香港驻军增至3万多。10月,广州解放,港英当局惊 恐万状,香港传言四起,人心惶惶。 为什么解放军不一鼓作气解放香港?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承认所有帝国主义强加于 前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而仍容许英国继续治理香港呢? 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 当时,大西南、沿海许多岛屿尚未解放,国内还有国民党残部,新政权需要解决 的问题太多,一时还顾不上香港问题。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港英当局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的人士在港避风及活 动,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英国政府未像美国政府那样积极支持国民党打内战。 香港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开放 上海等通商口岸,那么,进出口贸易对香港的依赖将会加强。 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香港的地位如何,取决于英方对新中国的态度。 1949年11月l日,英国政府在备忘录称:中国国民党当局“除代表其统治集团外 再也不代表任何东西”。1950年卫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苏联代表提出关于把国民党 集团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交大会成员国审议时,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投票反对 苏职的提案,唯有英国投弃权票。1951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英国迫 于美国的压力执行对中国禁运,指令港府断绝与内地的贸易来往。但实际上,港英当 局在执行过程中根不“得力”,且“默许”民间的“非法走私”,光通过海关放行的进 入内地的商品一年也有数亿港元。1950年1月6日,英国外相在给中国外长的照会中, 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经过多次谈判,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 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国家。 英国这样做,只是出于在华利益与香港地位的考虑,但客观上对中国有利。 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灵活做法(维护对香港的主权,但准许英国在香港行使 治理权),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在香港第二代航海家中,包玉刚下海最晚——他在朝鲜战争结束的第 二年,还在跟父亲包兆龙争执要不要买船。 当时航运界行家普遍认为:有志航运的人,若没遇上朝鲜战争的大好 时机,休想在短时期内发大达。 包玉刚不仅下海晚,下海前连海水是咸是淡都“拎勿清”(搞不清,指 毫无航海知识)。包玉刚后来者居上,成了世界最大的船王,创造出海上神 话。 是命运之神独钟于包氏,还是包氏的确有非凡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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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热血 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 解放前,江浙有“无宁不成商”的说法。经商是宁波人的传统职业, 如果一个宁波人,10多岁还呆在老家不出外闯荡,会被人认为没出息。 宁波自古就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商埠。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中国最早 开放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华商洋商汇集,氤氲的商业气息熏陶着宁波一 市七县(鄞县、镇海、象山、奉化、定海、嵊泗、慈溪)的人们。 现在海外的宁波籍商人约有30万人之多,形成财力雄厚的宁波帮,不 少人成为商界翘楚。 在香港的沪商中,又以宁波帮风头最劲。如纺织业巨子。南联实业主 席安子介;原中华总商会会长、幸福集团主席王宽诚;棉纱大王,南丰集 团创始人陈廷骅;影视巨富、邵氏兄弟公司的邵逸夫(请参阅广州出版社 出版的《影视巨富——邵逸夫传》);香港船王、海外东方创始人董浩云; 还有一位就是本章主人公包玉刚。 1918年农历10月13日,包玉刚生于宁波的包氏祖屋。在此之前,父亲 包兆龙已有一子(玉书)一女(爱菊)。包玉刚出生后,母亲还生下一子三 女,他们是三子玉星、二女美菊、三女素菊、四女丽菊。 父亲包兆龙在汉口开一间平和鞋庄,性格豁达,谈吐风趣幽默。他忙 于生意,一年中在家的日子很少。 钟包村在宁波市近郊,是一个小村庄。包玉刚是在当地名校叶家义庄 上的小学。包玉刚在班上成绩不算拔尖,不过,宁波人对后代的学业并不 苛求,只要求后代会识字算数,将来能应付经商即可。宁波中学极少,宁 波少年往往读满小学就到上海等地“学师”。 包玉刚成绩不拔尖,天资却聪慧,他讨厌刻板的背古诗文的教学法, 喜欢读上海出版的稚儿课外读物,尤好幻想。 宁波离海有数十里。一次,包玉刚随父亲去镇海,乘船顺甬江而下, 终于见到宽广浩瀚的大海。水天一色,千帆竞游,尤其是硕大无朋的海轮, 如一座大山在大海中移动。 第一次看海的感受,深深印在包玉刚幼小的心灵。 1931年,13岁的包玉刚小学甫毕业,只身去汉口。这对宁波人来说, 幼小的年龄独闯天下已见怪不怪。包玉刚先到十里洋场上海,来不及上外 滩逛街看景,就买下船票乘小轮航抵汉口。 包玉刚最初在父亲的鞋店帮忙。一天,包玉刚提出他想继续读书。包 兆龙感到奇怪,经商是宁波人与生俱来的祖业。经商经验是学师学来的, 不是读书读会的。包兆龙是个开通人,答应儿子的奢求。宁波人不让后代 多读书,不是缺钱,而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世俗偏见。但这种情况到 三四十年代已有较大改观,上海不少宁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国留洋。他 们说,以后经商,光会写货价打算盘可吃不开了。 包兆龙送儿子上汉口的一所中学,包玉刚勤工俭学,放学后或周日便 到父亲的店帮忙,读书、学师两不误。 几年后,包兆龙在上海开天宝钱庄,包玉刚随父亲来上海,一边读书, 一边在钱庄帮忙。中学毕业后,包玉刚进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做职员。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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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攒了一笔钱,进大学读书。然而,抗日战争使得包玉刚的大学梦幻灭, 上海的大学纷纷南迁。 日治时期,上海的中央信托局业务停顿,职员或散去,或去昆明的临 时总部。包玉刚决定离开日伪统治的上海,去昆明续职。华东中南的许多 地方被日军占领,火车不通。去昆明只有绕道香港。 包玉刚先回了一趟宁波老家,新婚妻子黄秀英坚持与丈夫同行。从1939 年到1949年,夫妻俩相濡以沫,一起度过10年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岁月。 这是包玉刚第一次到香港。秋高气爽,夫妻俩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 通工具山顶缆车登上太平山顶。碧蓝色的维多利亚港,舢舨与海轮穿梭进 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与在宁波所见到的大不一样。 船与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刚的脑海里。 包玉刚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 任。后转到工矿银行,任衡阳分行副经理、重庆分行经理。 1945年,抗战胜利。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收日本帝国银行资产。经改 组后,在原址设立上海市银行。才28岁的包玉刚被任命为业务部经理,次 年,包氏又被提升为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仍兼业务部经理。包氏年轻有 为,深得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副市长吴国桢赏识。 包玉刚一家住在安亭路20号一幢洋房里,家中有舞厅、钢琴,包氏有 银行配给的专车。几十年后,包玉刚女儿去故居探望怀旧,发现里面竟住 了5户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适。但此中的滋味,只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 货膨胀,挤兑风潮一波高似一波,国家银行成为市民戟指唾骂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