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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爱国军阀-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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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全大局为保全国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宾馆召开全省地委书记会议,讨论全省粮食供应和群众生活安排等问题。恰巧**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继续调粮。李井泉立即反问道:“还要调?再调一亿斤死的人就要过万,你问他还调不调?”**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决定。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总比发生在京、津、沪要小一些!长期积压的郁愤已经难以再控制,李井泉的情绪处于崩溃状态:“你是个国务院,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呐。你调粮怎么不听听我们的意见。”
全场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肿时有发生,到秋后猛增,死亡迅速增长。1960年初,四川140个县浮肿病流行,死亡率达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可想而知,到1961年,灾害仍在继续,四川缺粮已经相当严重,浮肿和非正常死亡已经压得省委领导们喘不过气来了。
“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哪里还有粮食可以外调啊?四川省委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决定只能再调“死角粮”,即从四川东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区往外调粮。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
声泪俱下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这是一次扩大会议,为着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扭转局面。四川有省、地、县及一些重要企业的领导干部500余人参会。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出了大事,关于李井泉的谣言也风生水起,有说他是为了向中央表功,不顾四川人民的死活。在来京出席会议的四川代表团中,有一些干部因对整个四川调粮的内情不了解,就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第一次检讨并没有获得大家的谅解,他还得进行第二次检讨。
检讨要怎么做?有苦难言的李井泉彻夜难眠。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第二次检讨,李井泉声泪俱下,却只检讨自己对情况估计不足,要负主要责任。与会的很多同志都落泪了,但有些同志还是不满意。
周EL、邓XP、朱D等都参加过四川组会议。这样的局面,中央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才能让李井泉过关。周EL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邓XP讲话了:“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调粮调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朱D专门召开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语重心长地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听到这些话,四川的同志们如梦初醒,情绪也就缓和好多。
3月底,周EL通知东北三省和四川的同志到北京研究粮食问题。会议期间,周EL称赞四川和黑龙江两省能从大局出发,不讲价钱,外调粮食支援全国。第二天,四川同志李大章向周EL如实汇报了四川粮食仍有很大缺口,粮食供应仍然很紧张的情况。周EL听后,当即决定,原计划调出4亿斤粮食现在不调了,今天四川有困难了,全国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补给四川一亿斤粮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苏几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粮食帮助四川。这一举措,无疑给饥饿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带来了福音,带来了生的希望。此时,压在李井泉心里的石头是否变得轻了些?那紧蹙的眉峰是否有几分舒展?
1962年,毛ZD听李井泉说四川今年可能增产50亿斤粮食,不无友善地说:“你们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样多!”1965年,毛ZD在听取李井泉汇报粮食问题时,评价道:“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功有私。”这也许是最高领袖对一位无比忠诚的**战士最高的评价。。。。








 纪念辛亥革命-首重行动

看辛亥革命历史,发现忽略了一个身影:“硬骨头文人”鲁迅。当时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辛亥革命那年,他才30岁),但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染指革命。
是不是他找不到革命队伍、苦于无法加入?
非也。革命队伍就在他身边,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日本东京,而鲁迅当时就是中国留日学生一员,加入革命无需翻墙就可实现。甚至鲁迅还受到革命动员,但他最终还是避开了革命党,选择不革命,这是为什么?
提起鲁迅,不能不提他的同窗陈天华,对今天中国大陆年轻人来说,陈天华似乎是遥远而生疏的名字,其实他离今天并不远,他的名字在海内外回荡百年,其影响不亚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他在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词震惊了当世。他的死,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极大触动,其中就有周树人(鲁迅)。陈天华死时年仅31岁。而鲁迅当时只有25岁,他已在日本留学了三年,在中国的留日生群中,几乎没有鲁迅佩服的人,然而陈天华却令鲁迅汗颜。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人。
陈天华虽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但陈天华不同于一般文人,他不是光说不练,而是大胆践行,实言实行。
在言论上,他锋芒毕露;在行动上,他比日本武士道还武士道――重义轻死,“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只要能达到唤醒民族精神的目的,不惜以身相殉。
而鲁迅是个只发表言语的“纯文人”,他不主张行动。他在东京留学时期接触过一些革命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者,有反满思想,但他并不赞成使用暴力手段,甚至不赞成激烈的言词。革命党要他参加组织,采取实际行动时,他表现了犹豫的态度,担心自己的家人。他在东京听了号召革命的反清演说,就表示了不满。后人塑造他的革命家形象时,说他参加了光复会,但却没有实在的证据。
在比较陈天华和鲁迅时,也有人认为陈天华是个徒撑“匹夫之勇”的“愤青”,而著作等身的鲁迅才是“理智的人”。然而翻阅陈天华的言论,并不比鲁迅肤浅多少。陈天华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他只是不想把理性当做胆怯的借口。
“吾无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
――这是面对“日本亡华”的忧虑,陈天华给出的深刻见解。
“与其刻于语言,不如刻于行为。既然他们不相信语言。”
这句话不是陈天华讲的(三岛由纪夫名言),却成为陈天华的座右铭。
革命的时候,需要硬汉子,不需要空叹的文人。陈天华堪称同盟会的“才与魂”,他的精神与胆量影响感染了到当时很多青年人。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敢作敢为。成为一代风尚。
为什么不选择慢慢启蒙而选择冒死革命?且看陈天华所说:
“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能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买药的人才回来,怎么能救急?为今之计,唯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
“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奈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
虽然鲁迅在陈天华自杀之后也说,满人入关杀尽了汉人气节,从此,汉民族失去血性和胆气。陈天华的出现,实现了汉民族血性和胆气的回归或重建(大意)。但他还是坚持以文字救国、而不愿付诸行动。
于是,就在陈天华自杀的第二天,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上,出现了周树人(鲁迅)、许寿裳等人反对集体冒死回国的一幕。被留学生们公推为召集人的秋瑾义愤填膺,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鲁迅与陈天华终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陈天华是文人,也是实际的战士。而鲁迅不是实际的战士,只是文人中的战斗者。他们的不同,不是战斗方式不同,而是对死亡的态度。
陈天华认为大家都畏惧死亡,这是无可非议的,人人都有畏惧死亡的天性。但是他主张撞着可死的机会,就一定不要害怕。因为他反对空谈救国,主张知行合一,他说:“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他为自己规划了两条人生道路:“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
陈天华之举,令那些动口不动手的“纯文人”与“职业革命家”,躲不开强烈的羞耻感。文人向来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个尴尬的角色,没他们不行,但有他们却也不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
自古文人不成事,一因为没有独立的组织,不能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所以必须依附于豢养,无法独立成事。二是因为他们害怕暴力、没有以暴制暴的能力,而纵观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年之变迁,非暴力革命决难打破。对此,革命党人有清醒的认识,与陈天华一道的“刺客”汪精卫就曾说过:
中国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有着这般见识的革命党文人,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却与以往历史中的文人大不同。他们敢说敢干,不仅造反成了,而且成就的还是经天纬地的大业。陈天华死后仅6年,倒行逆施的清政府终于被“非传统文人”的革命党人推翻,这不能不说,唯有如是文人才能改变国家命运、提振民族精神。
鲁迅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并不影响他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只是彼时国家更需要的是革命家而不是文学家。辛亥革命前夕,鲁迅从经济到精神都很困顿,是辛亥革命改变了他的处境,使之成为无所顾忌的独立撰稿人。。。。



 四川人口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什么资料都不公开,要找一些资料,难上加难。
关于四川人口,最先东方按照当时中国人口接近5亿,川省人口按照10%计算,如此川省人口大概在5千万左右。
后来,看一些资料,如保路运动,还有一些介绍民国时期川省情况书籍,看到上面注明川省人口约为7千万,所以,在前几天将资料改过来。
刚才天下首富网友lsahz对川省提出质疑,东方再在网上求证,维基百科(中华民国四川省)介绍,四川人口大概在5千万左右,现将资料贴出,以予以更正。
以下依据中华民国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出版)、内政部统计司编《民国十七年各省市户口调查统计报告》(1931年出版)、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40年出版)、中华民国年鉴社编《中华民国年鉴》(1952年出版,页19-21)所提供的人口数据:
调查年代户数人口男性女性每户平均人口性别比例
四川人口1912年9;259;00048;130;00
1928年无47;992;000无无无资料无资料
1936年9;727;00052;706;00
1947年8;413;00047;437;00
一看这个资料,不但有原始资料出处,而且还有户数,而且由人口数,男性,女性数,一看这个,让人感到这个资料更为贴切。
最后,我们共同呼吁下政府,去年收了我们老百姓8万亿的税收,这些东西,还是要公布啊,以免得大家都一头露水。。。。



 中国与美国、日本经济分析

只要提到民国,往往离不开民国经济问题,在民国时期,到底中国经济总量是多少,人均GDP是多少?这些都是绕不开的话题。
前日网友lsahz要求东方晒晒1936年GDP具体数值,说句实话,这倒有点难到东方了。
笔者感觉到,对民国研究,一直是一个禁区,特别是当前政治形势下,特别是一些甜瓜为了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导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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