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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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多数人当了老板，一条渔船上雇的人都是外地的。大的渔船有上百吨，能够到公海上去打鱼了……”郑副书记给我描述的今日三亚渔民完全是机械化的渔业者了，他们住的是楼房，出海用的是卫星导航，穿的是名牌西服与高筒靴……
走出南海渔村，我的思绪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回忆起了前几天到过的西岛。从小就听说的“海岛女民兵”的故事就发生在西岛。感谢主人的周到安排，我那天去的时候，当地政府特意事先把当年的海岛女民兵“炮兵班”战士都叫到了岛上：陈宏柳、陈香兰、苏兰亲、陈鳞梅、苏日农、王福花，当年的“女炮兵班”八姐妹，我见到了六位。她们多数已到退休的年龄，应该叫她们大姐了。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群体，她们受到过国家主席的接见，好几个元帅与她们一起打靶练枪……她们是上世纪那个“全民皆兵”时代的英雄和明星。现在她们都老了，但她们的脸上都放着光芒，身体还都结实，生活过得很幸福——这让我感到欣慰。她们生活着的西岛现在一半是对外开放的海上旅游景点，一半是岛民们生活和生产的地方。西岛的保留和进步，体现了三亚的历史与现在。
与这些大姐们握手分别的时候，我感到了三亚的厚重与力量、意志与刚强。那一刻，晚霞正好映在大海里，整个西岛被照得就像一只正在飞跃升腾的火凤凰——壮丽而光艳，其势磅礴，其美无比！
在三亚的日子里，红树林犹如披在大海身上的一块绿巾，时常在我的眼前飘扬，似一首流动的诗，又如一曲跳跃的歌，令我神往不已……
红树林，是一种稀有的木本胎生植物，生长于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涂上，是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每当潮水上涨时，它的躯干大半都会被淹没于水中，只剩下那郁郁葱葱的树冠浮露在水面上。退潮后，它那千姿百态的身躯又会重新浮现。作为当今海岸湿地生态系统唯一的胎生木本植物，红树林起到了海岸森林的脊梁的作用。同时，由于红树林区内潮沟发达，能吸引大量鱼、虾、蟹、贝等生物来此觅食栖息，繁衍后代。退潮之后，红树林是片根雕世界，每棵树都由十几条根撑起，排成鸡笼罩形，护卫、拱托起主干。除了支柱根，还有呼吸根和气生根。红树就像是被架托了起来，顶起稠密的树根，很像榕树的气根，当它们排列起来，便形成了几十米几百米，甚至几千米几百里长的护卫海岸的“钢铁长城”。
我知道所有的三亚人都喜欢红树林。三亚人敬重红树林，并将它尊为“市树”。有人曾经这样说：假如没有红树林，三亚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美；假如没有红树林，三亚早已被大海的浪涛所侵吞。我相信这是事实。在许多热带海域，凡是有红树林的地方，其海岸一定是郁郁葱葱，大海与陆地会和谐共处，反之，大海与陆地会永远处于生死搏斗之状态。
红树林精神其实也是三亚这些年来一直弘扬的一种精神。
我没有与现任书记江泽林直接对话，也没有与现任市长陆志远交流，但我和他们现在的城市与人民却有过许多对话与交流。这个城市告诉我：他们现在的市领导提出的发展思路，很好地秉承了红树林精神，他们把红树林在构架大海与陆岸间的那种和谐的能力与崇高精神，移植到了今天的三亚的发展中。这个城市的人民这样告诉我：他们现在越来越满意这里的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满意这样的领导所带给他们的幸福与光明的未来。
三亚的今天，与20年前的变化和所遇到的问题相比，可以用“完全不同”四个字来形容。正如江泽林书记所言：三亚正处在一个向高速发展阶段持续前进的历史性关键时刻。这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路如何走，这是对新的领导班子和主政者能力的考验。
与以往历届领导的作风相比，现在的领导更注重“精雕细刻”。三亚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城市建设还是旅游业的发展中，三亚人的主观意识里，逐渐流露出一种欲做现代化都市人的强烈意愿。当外地游客提出一个意见，写来一封投诉信，市委和市政府的重视程度令人感慨万千。2006、2007年中，三亚先后发生过被国家级媒体曝光和被旅客网上投诉的事。其实这样的事在其他城市的风景胜地也经常发生，可三亚领导层对这样的事的认真程度可谓“举国无双”——市长、书记出来在电视、报纸上公开作检讨不说，还专门派市级领导千里迢迢到游客家里赔礼道歉，并送上整改的意见和措施。
这就是三亚人。他们把自己的城市和旅游胜地看做自己的眼睛，倍加呵护。城市到了这样的境界，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
三亚已经美丽，三亚已经腾飞，三亚已经走向成熟。这是因为三亚人自始至终保持着红树林那激浊扬清、包容奉献、坚忍勇敢和正直朴实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红树林精神和红树林文化，催生了三亚今天物阜民康的和谐景致，并且推动着三亚人民为构建和谐的小康社会而激流奋进、勇往直前……
三亚建市20年中，还有一串名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一串名字中有李国荣、王学萍、刘名启、钟文、洪寿祥、王富玉、陈孙文、王为璐、符桂花、林安彬、于迅和现在的江泽林……他们都曾在三亚任职，或是从三亚走出去后来升任为省部级高级干部的三亚领导人。一个地级市，能在20年中出十几个省部级领导，这在全国同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深圳特区没有，号称“出省长”的苏州没有，其他城市更没有了。
三亚是唯一的。
三亚的这一点也说明了自身的价值和辉煌。一个出了那么多高级领导的城市肯定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三亚20年的发展历史，印证了这一结论。三亚的将来必定还会更加辉煌，因为未来的三亚不仅是海南的，更是全中国和全世界的……
这是注定的。让我们一起关注，一起为三亚祝福和祈祷。
20年，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20年，是一轮青春的太阳。
再过20年，三亚会更加成熟和美丽。成熟后的美丽才是真正诱人的美丽。
这是全国人民的期待，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期待。
第八篇 张家港：长江第一港
引子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没听说过“张家港”这个地名。当90年代初，报纸上连篇累牍地都在介绍苏州的张家港经验时，我有些困惑：苏州哪来一个“张家港”？而且“张家港”竟然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于是打电话问老家的父亲。
“就是原来的沙洲县！从我们常熟分出的……”父亲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张家港”也是我的故乡一部分喔。
中国人认识“张家港”并不比我这个苏州人认识得晚，几乎是同时的。
张家港的地理位置就在我的出生地西北角，过去这里叫沙洲。顾名思义，是沙里的一个洲地。你看一看张家港的地图就知道，它处在长江口的第一岛——上海崇明岛的上游，不足百里的长江入海之前的那个大虎口处。在张家港之前的长江基本上是几百米的江面，而到了张家港之后的长江犹如滔滔巨龙，奔腾投向大海怀抱……
1961年1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常熟与江阴交界的那片长江积沙地设为独立的一个县级行政区划，同时将常熟以北划出14个乡（公社）、江阴以东划出9个乡（公社）组成了沙洲县。
沙洲这个名字我很小时就知道，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县建制，而是在我小时候不好好吃东西的时候，奶奶在旁边会用“再不好好吃，就把你送到沙洲去”的话一直吓唬我后才牢牢记下了这个地名。在我记忆中，或者在我们苏州人的记忆中，沙洲是个穷地方，至少是我们苏州地区最穷的地方。“那里人饿死后就被扔进长江里喂鱼吃……”奶奶这样吓我，致使我从小就对沙洲有种恐惧感。
我知道沙洲而不知道张家港也就成了自然的事。
张家港是1986年12月1日正式从沙洲改名过来的。那时我正在北京的部队工作，回老家的时间少，不像现在，一年有时回几次。张家港的名声让我意外甚至有些吃惊：苏州竟然还有一个张家港那么出名？而且比我的出生地常熟还有名气！我不相信，甚至很长时间不愿相信，直到几年后我回苏州，到了张家港看了一次之后才发现张家港确实比常熟强——那是张家港第一条“步行街”出世后的一年我去的。
当时全国县级城市中张家港是唯一有一条高水平的步行街的市，我当时的直感是：这街并不比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差多少。王府井大街有些乱，张家港步行街很文明、很干净，我认识张家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对张家港的认识越来越多了。先是因为张家港的一位叫江浩的干部当了常熟市委书记，他魄力大，语言风趣，出口成章，抓工作的顺口溜像作诗一样精彩，他主政常熟那些年里把张家港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使得苏州诸县中的“老大”常熟的工作干劲和作风来了个彻底的改变。江浩同志在任常熟市委书记时，我第一次为老家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大国的亮点》，记录的正是他到任前后的那段历史。后来常熟又来了一个张家港人当市委书记，这人我不熟，但也闻知他把常熟老城改造得如花园一般，同时又建设起了两个开发区，使常熟经济跃上了一个新台阶。今年又听说第三位张家港人到常熟来当书记……我想苏州市委这么做人事安排，必定有其道理，至少说明张家港的干部是非常过硬的，他们能够把苏州区域中的县级市“老大”常熟带向一个新高度。
常熟人过去一直从内心里看不起沙洲人，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怎么瞧得起张家港，因为无论是沙洲还是张家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它只是常熟的某种附属与“穷小弟”的角色。但在近十多年里，我再回常熟听老家的人讲张家港时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句话，在今天的苏州，再没有人敢把张家港不当一回事了！张家港的虎势和实力，让所有苏州人感到了一种自豪和雄气。
第01章 苏南的“苏北”一鸣惊人
在苏州，像常熟、吴县、吴江等诸县市，过去几个世纪里都是名扬天下的富饶之地，又是出才子佳人的地方。你不用赞美，它们也是早已被外人熟识的地方。苏州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群小镇的烘托。沙洲和90年代前的张家港则不一样，它不仅没有史书上可以阅读到的吴越文化的经典之作，更没有吴江的绣娘、常熟的湖琴、吴县的虎丘与寒山寺，它有的只是长江卷起的浪涛与江边那些破落的草房子，以及带有几分凄婉的河阳山歌……
“当时我们沙洲建县之初，县委向上面写了一份报告，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我们一无所有。’这是县委向上级打的报告中说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什么叫‘一无所有’。1960年，距今也还不到50年，那时我们的沙洲全县没有一辆载重汽车，更不用说小轿车了。县机关召开50人以上的会议，就是一切自带。机关人员吃食堂，睡通铺，夫妻不同居，小孩女方带，几个人合用一张办公桌，电话不通农村；用电，只有一部柴油机发电；运输仅靠一只小机帆船——县长书记上苏州开会也只有这个最高待遇。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住草房，全县一年的总产值才3000万元。这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所以苏州人叫我们沙洲是苏南的苏北，意思是苏州最穷的地方，穷到比苏北的水平还不如。”一位老张家港人对我说。
我曾问过自己的父亲，他点点头，说：“沙洲建县时确实非常穷，干部不愿去。”当时像他这样的生产大队干部，如果愿意到沙洲去，组织上可以安排一个吃国家口粮的公社干部，“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愿去。”父亲自嘲地说了一声，“如果真去了，现在我至少也是秦振华级的干部了！”秦振华是张家港市的拓荒者和张家港精神的缔造者，他退休之前是苏州市人大副主任、副厅级干部。
也许苏州人在若干时间里并没有把沙洲（后来改为张家港）看做是那种富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或者认为“沙洲根本不代表苏州本色”的缘故，沙洲人（张家港人）从出世的那天起，他们就有一种发奋图强的强烈夙愿。
从字面上看，沙洲就是沙积而成之地。这块土地的整个生命显现在世上的时间也就七八十年时间，这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脱胎成江南鱼米之乡的苏州列县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作为苏州的“边角料”，这也决定了沙洲人虽属吴地，但性格与苏州人有很大不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曾著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