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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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任何抽象道德的表现，或者更坏一点，任何宗教的表现，不仅是一种恶劣的癫狂，而且是对本人的侮辱。由这个妓女而引起的这场麻烦，再加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的亲自出庭，在他看来都是可恶之至。他不住把胡子塞到嘴里，做出一脸苦相，天真地装得并不了解本案内情，只认为撤销原判理由不足，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意见，不批准本案上诉。
上诉就这样被驳回了。
二十二
“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死扣形式，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沃尔夫身穿制服，佩着几枚星章，走进接待室，来到聂赫留朵夫跟前。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哇，”他闭上眼睛，耸耸肩膀说，接着就走开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我根本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说。“那个上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起来。
“当时就应该声明的呀，”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毫无所闻。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是的，不过就是现在这样，原判显然也是很荒谬的，”他说。
“枢密院是无权说这话的。要是枢密院认为原判不公正，因而把它撤销，那么姑且不说枢密院可能丧失立场，不能维护正义，反而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一面回想刚才的案子，一面说，“姑且不说这一点，至少陪审员的裁决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我只知道一点，那个女人是完全没有罪的，把她从不应得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现在也丧失了。最高机构竟批准了完全非法的行为。”
“枢密院没有批准，因为它没有审查，也无权审查案子本身，”谢列宁眯缝着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加了一句，显然想改变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这里。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起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外国人讲道，”谢列宁嘴唇上露出一丝笑意说。
“是的，我去听过，实在讨厌，我听了一半就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怒气冲冲地说，谢列宁岔开话题使他很恼火。
“哦，那又何必讨厌呢？无非是一种宗教感情罢了，虽然有点过火，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简直是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倒不能这样说。只有一点说来奇怪，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道理当作什么新发现，”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把自己的新见解告诉老朋友。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对谢列宁仔细瞧瞧。谢列宁没有垂下眼睛，他的眼神不仅忧郁，而且带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这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一定得找个机会再见见面，”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找得到你吗？至于我，晚上七点钟吃饭前总在家里。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了他家的门牌号码。“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觉得这个原来亲切可爱的人，经过这番简短的交谈，变得生疏、隔膜而难以理解，如果不说变成对头的话。
二十三
谢列宁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个优秀子弟，忠实朋友，上流社会里教养有素的青年，待人接物很有分寸，而且相貌俊美，风度翩翩，又异常正直诚恳。他并不特别用功，也没有丝毫书生气，但书读得很好，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过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人们服务作为生活目标。他认为要为人们服务没有其他途径，只能进政府机关工作，因此一毕业，就把凡是能贡献力量的工作作了一次系统研究，断定到立法办公厅二处工作最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他却觉得这种工作并不能满足他有益于人们的愿望，也不觉得这样做就是尽了本份。由于他同浅薄庸俗的顶头上司发生冲突，这种不满足的感觉就更加强烈，结果他离开了二处，调到枢密院来。他到了枢密院，觉得好一点，但不满足的感觉还是经常使他苦恼。
他时刻感到，一切都和他的期望截然相反，一切都和应有的情况截然相反。在枢密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为他奔走，替他谋得宫中侍从的职务。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车一家家登门道谢，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听差。他左思右想，也不能解释这种差事的意义。他觉得这种差事比在政府机关任职更加“不对头”，然而，一方面他又不能拒绝这项委任，否则就会惹怒那些热心帮他忙的人。另一方面，这项委任又迎合他的劣根性。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金绦制服，人家见到他肃然起敬，又感到沾沾自喜。
在婚姻问题上他也遇到同样情况。人家为他撮合了从上流社会看来很美满的婚姻。他所以结婚，主要因为如果拒绝这门亲事，他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它成功的新娘和撮合的亲戚，同时也因为同这个年轻貌美、门第显贵的姑娘结婚，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不过，这门亲事很快就证实它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他的妻子生第一个孩子以后，就不愿再生孩子，开始过奢侈的社交生活，而且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也得参加。她长得并不特别美，但对他是忠实的。不过，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丈夫的生活，就是她自己除了浪费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可以说一无所得。虽然如此，她还是竭力维持这种生活。他千方百计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但她在亲友支持下认为非这样生活不可，结果他的企图就象撞在石墙上一样粉碎了。
他们有个女孩，生着长长的金黄鬈发，露着两条白腿。但做父亲的不喜欢她，主要因为她不是按照他的希望培养的。夫妇之间经常发生隔阂，甚至双方都不愿意互相了解，因此一场不动声色、瞒过外人耳目、碍于礼节而保持一定分寸的暗斗就使他的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痛苦。这样，他的家庭生活就比机关职务和宫廷差事更加“不对头”。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象所有同时代和同圈子里的人那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就挣脱了他在其中受到熏陶的宗教迷信的枷锁，并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解脱。他是一个严肃而正直的人，在大学念书、同聂赫留朵夫交往的青年时代，就公然摆脱了官方宗教的迷信。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官位的步步高升，特别是当时社会上保守反动势力的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同他的活动发生抵触。且不说家里的情况，尤其是他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他母亲要他持斋，以及社会舆论对他施加的压力，就是在机关里任职，他也不得不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简直难得有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而且无法逃避。对这种礼拜，只能两者取其一：要么假装信仰（凭他诚实的天性，这是办不到的），要么认为这些宗教仪式虚伪，竭力避免参加。但为了处理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问题，却需要做大量工作。除了必须同周围的人经常斗争外，还得完全改变他的地位，放弃公职，牺牲他自以为通过现在职务给人们带来的利益，以及今后将会给人们带来的更多利益。为了要这样做，必须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就象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只要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知道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宣扬的教义是真理，这一点也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在生活环境的逼迫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只好自己欺骗一下自己。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是不合理的，首先就得对这种不合理的事进行研究。这是一点小小的虚伪，但它却把他引向大的虚伪，使他至今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氛围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全要他信仰东正教，不承认这个教，他就无法继续从事有益于人们的活动。因此，对他自己提出的东正教是不是正确这个问题，他心中早已有了答案。同时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①的著作，而读黑格尔的哲学和维奈、霍米雅科夫②的宗教论著。自然，他在那些论著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精神上的宽慰和对教义的辩护。他从小就受宗教教义的熏陶，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它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会充满烦恼，而只要承认它，一切烦恼就会烟消云散。此外，他也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术，例如个人的智慧无法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总和才能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神的启示，而神的启示只有教会才能保存，等等。从那时起，他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守斋，对着圣像画十字，继续在机关任职，并不觉得在自欺欺人。而在机关任职就使他觉得对人有益，并给他缺乏欢乐的家庭生活带来安慰。他自认为信仰东正教，但另一方面，整个身心又空前强烈地感到，这种信仰完全“不对头”。
①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否定基督教。
②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维奈——十九世纪瑞士神学家，霍米雅科夫（1804—1860）——俄国斯拉夫派理论家。他们从不同立场承认基督教义。
就因为这个缘故，他的眼神总是那么忧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