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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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很承周勃的恩情，对他非常恭敬，这个武夫也愈发得意。郎中袁盎劝谏汉文帝要注意君臣之礼，说周勃也只不过尽本分，现在就这么骄横，皇帝还那么纵容他，不可取。于是汉文帝改用正常的君臣之礼，让周勃感到很大压力。有次上朝，汉文帝突然问周勃：“今年全国有多少刑狱？”周丞相当众说不知道。汉文帝又问：“那今年的钱谷收支多少？”周丞相又不知道，惭愧得汗流浃背。汉文帝转问左丞相陈平，陈平从容道：“刑狱问廷尉，钱谷问治粟内史。”汉文帝说：“那你是干嘛的呀？”陈平更从容地说：“我是宰相，辅佐天子，总揽政务，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散朝后周勃惭愧地说：“你怎么不教我呀！”陈平笑道：“你当个丞相，却不知道丞相该干什么。就算你记住全国一年刑狱多少，如果又问你长安一年刑狱多少，你怎么回答？”
周勃终于明白自己根本不适合当丞相，又有人劝他功成身退，免招日后祸害，于是周勃挂印而去。汉廷并未升陈平为右丞相并另补左丞相，而是让陈平专为丞相。不过只过了一年多，陈平病卒，周勃继为丞相。但他当了不到一年，汉文帝说：“朕诏令列侯到封地上去，丞相应做表率（周勃有绛侯爵位）。”于是周勃再次免相，到了绛县。不久有人告发周勃谋反，廷尉将其逮至狱中审理，周勃四方打点，动用了他当年和薄昭的关系，才免于获罪。出狱时，在狱中受尽狱吏折磨的周勃感叹道：“我曾率领百万大军，今日才知狱吏的金贵啊！”这一段在史书上记载的很简单，但其中隐藏了一些重要信息。首先，周勃第一次辞相未必是出于自愿，很可能是受到汉文帝和陈平的联合算计。汉文帝想罢免这个骄横的功臣，陈平也想独相，他明知这个武夫不适合当丞相，却故意推他为首相，然后在朝堂上与皇帝默契地让他汗流浃背，无地自容，最后顺理成章地罢免了他。这样汉文帝除掉了一个功臣，陈平也争取到了独相，可惜没活多久，否则很可能也要专权。其次，陈平死后周勃继任，既说明周勃本身还是很想当丞相，也说明实力毕竟很强。但不到一年，汉文帝又罢免了他，这十个月势必有许多精彩的明争暗斗，可惜史书已无详载。但结果是明确的：陈平、周勃均退出朝政，汉初功臣集团基本消停。
至此，汉初三大政治集团总算决出胜负，政权基本集中于皇帝，汉文帝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场了。
三大贤君，文景之治
明末大儒王夫之、朱国祯都曾纵论中华两千年帝国时代，分别提出了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三位贤君，人选完全一致，可见这三位是众望所归，无可争议。
这三位中就是——“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汉文帝因为沾了文景之治，名气还稍微大点，后两位估计80％的中国人都没听说过。而即便是汉文帝，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恐怕也很难挤进前十，更遑论三大圣君了。这其实是现代人考量贤主的标准发生了嬗变，现代人看历史，只记得秦皇汉武并吞天下的卓越武功，只记得万卷战史中鲜血书就的胜利篇章，只记得苍茫荒原上白骨铸造的功勋铭台，却不知自古的人民（包括自己）要的不是这些，而是相对宽松的生活。更何况，要成就秦皇汉武的伟业，难道真是靠一两个皇帝的雄才大略？还是靠厚实的国力基础？而国力当然不会是雄主们自己雄出来的，大多是前代仁君给他们积累的。
从儒家传统审美观而言，汉文帝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仁君——仁慈、节俭、勤政、爱好和平、轻徭薄赋；而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而言，也堪称治世能人。
首先，中国人最讲究自上而下的表率，皇帝身为国家元首，个人德行自然会成为全天下的表率，这方面汉文帝堪称无懈可击。
汉朝以孝治天下，认为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伦常，只有孝行天下，才能使每个家庭太平，每个家庭太平了，天下才能太平。所以除太祖高皇帝和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外，汉朝每位皇帝的谥号都加了一个“孝”字，以视对孝道的高度重视。汉文帝不仅是汉朝皇帝孝道的典范，还是后世所有皇帝的楷模，是唯一一位被收录进《二十四孝》的皇帝。该书记载，有一次薄太后生病，汉文帝亲自服侍，目不交睫，衣不解带（眼睛不闭，衣服不脱，通宵服侍），所有汤药必须亲自尝过后才给老娘吃。久病床前无孝子，一般人服侍老人，短时间还行，时间长了就很难坚持，但汉文帝整整服侍了三年！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皇帝啊！
其实在孝道问题上，汉朝有一个重大的先天缺陷——刘邦在建国前曾与项羽鏖战，其父刘太公不幸被项羽所擒。项羽把刘太公绑在大锅上威胁刘邦，刘邦却从容道：“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爸爸，就最好给我分一杯羹。”且先不论刘邦这种言行是否为军情所迫，不代表真实情感，总之汉朝的高帝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这非常不利于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但汉文帝以他真诚的孝心感动了天下，甚至感动了素以铁面无情著称的中国史官，感动了从此以后每一位读史的后人。他不但以身作则，成功塑造了汉朝仁孝的民风，更使孝道观念深刻融入中国社会的文化血脉，使这种美德成为中华民族传承万世的精神瑰宝。
既然说到孝道，就顺便提一下汉文帝的私人感情。汉文帝的姻缘可谓是上错花轿嫁对郎，吕后这个当妈的很开放，曾一口气给每个儿子辈的诸侯王送了五个姬妾！清河郡（今河北清河）一位佳人窦氏海选入围，关于具体送给哪位诸侯，她本人填的志愿是离家很近的赵国，结果不幸被工作人员错送给了代王刘恒。刚开始窦美人肯定很郁闷，所幸代王特别喜欢她，要真送给赵王还就未必。但她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好运的开端，不久，原来的代王后病薨，窦姬幸运晋级为王后。按说这已经赚大了，但好运还没结束，代王后来幸运地当上皇帝，窦王后又晋级为皇后。别急，更可怕的好运还在后头，众所周知，后妈和发妻的嫡子之间的关系相当难处，更涉及到皇位继承的难题。但幸运之神实在是太眷顾窦美人了，继用自然法则解决掉她的情敌后，又用同样方式打包解决了情敌的四个儿子！为了给未来的窦太后让路，四个健康活泼的皇子自动消失。窦姐，你是不是开了作弊器？
除了皇后，正史和野史都鲜有提及汉文帝的其余后妃，倒是提到他是一个双性恋。汉朝皇帝公开宠爱男人的很多。汉哀帝刘欣有一次与男宠董贤同眠，到了上朝时董贤还在酣睡，他倒是不用去上朝，但他压到了汉哀帝的袖子。汉哀帝又不忍叫醒熟睡中的美人，于是取刀割断袖子方才离去，演绎了一曲“断袖之恋”，成为同性恋千古绝唱。其实就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刘彻也是双性恋，他的男宠有的在后宫为他舒缓繁忙工作带来的疲劳和压力；有的还既爱红装又爱武装，披挂上阵痛杀匈奴；还有的孤胆万里出使西域，使大汉天威传布四海。啊！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时代，真不愧为汉武雄风，连男人都这么……
汉文帝用良好的德行树立了仁君的形象，然后就整顿法制，使全国上下令行禁止。汉文帝启用张释之为廷尉，掌管最高司法。张释之是个相当正直的官员，曾任公车令。公车令不是管公交车的，而是掌管宫门警卫和礼仪。张释之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子和楚王进宫，按礼仪该在司马门下车，但这哥俩图方便，坐着车就进去了。因为是太子，所以没人敢管，可张释之就要管。他立即冲上去把他们揪住，弹劾他们不守礼仪。太子大吃一惊，居然还有人敢管老子！但薄太后和汉文帝闻奏后，非常恭敬地免冠来见，承认教子不严，然后下特赦令才让太子进宫。汉文帝看到张释之正直，于是提拔他为廷尉。
不久汉文帝出行，路过渭桥。有个人从桥下飞驰而过，汉文帝的马受惊差点摔下来把贤主变成先主。警卫当然去把这人抓起来，扭送至廷尉处理。张释之按律判处那个人罚金。汉文帝勃然大怒：“这家伙惊了我的马！所幸御马温和，不然摔都摔死了，你才判他罚金？”皇帝是真动怒了，如果是个奴才官，估计就顺着皇帝的意思改判重刑了。但张释之不为所动：“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规定就该这么判，如要改判重刑，就是法律不能取信于民。如果当时您就派兵把那人杀了，也就算了，但既然发到廷尉这里，就必须按法律办！廷尉掌管着天下的公平，一旦出现偏差，人民还不手足无措？”汉文帝沉思良久，答道：“廷尉确应如此。”
惊马案还只算是张释之在司法界小试身手，接下来又遇到一桩更严重的案子——有人盗窃了汉高帝长陵中的玉环。这下好脾气的汉文帝也被气得跳脚了，立即列为挂牌大案，很快破获，把窃贼交至廷尉重处。张释之按律判死，汉文帝咬牙切齿：“连高帝的陵庙都敢偷，还有没有人道？你才判个死刑？这次我把他送到廷尉就是要诛他全族！张大人，你现在这么做咱们可对不起汉室宗庙啊！”张释之也知道严重性，免冠顿首，郑重道：“法律规定盗窃宗庙该判死刑，现在已经够了，不能以您的喜怒增加判罚。如果盗窃宗庙就要诛族，那要是有人取了长陵的一抔土，又怎么加刑呢？”两人争辩许久，直到汉文帝渐渐息了怒，才同意依法判处死刑。
显然，汉文帝这个仁君也不是没脾气，人在盛怒时很容易不理智，只是受制于法律，才避免了冲动。可皇帝没有上级权力制约，一旦盛怒，如果身边的人都顺从，就会照办，造成很多冤案。只有张释之这样正直的人身居高位，不盲目服从皇权，才能监督皇帝，度过暂时的盛怒，回归理智。当然，圣君与贤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是个暴君，并且为所欲为，张释之自己都已经死了n次了，哪里还能主持司法公正。所以，汉文帝和张释之、宋仁宗和包拯、明孝宗和李东阳，他们总是在史书中联袂出演，并非偶然！
汉文帝又废除先秦以来的各种酷刑，如割鼻、挖膝、肉笞等，更重要的是废除了罪犯终身为奴和罪犯连坐全家没入官府为奴的法律，进一步扫清了先秦遗留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进步。
而在礼法方面，汉朝的先天缺陷也很大，这个号称与罗马帝国在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中华帝国，其实是刘邦这位亭长从乡下带出来的草台班子。刘亭长当了皇帝后还往大儒帽子里撒尿，出行坐的马车四匹马颜色都不一样。而直到汉文帝时，周勃这种斗大的字也只能勉强识一箩筐的大老粗还能当丞相，可见素质教育状况堪忧。
汉初大家都是粗人，还可以互相忍受一下，但到了大文豪贾谊，他就不太好忍了。贾谊的《治安策》和另一篇更著名的《过秦论》都恳切地谈到礼法建设工作，提出汉朝最起码应该重新确定德性和主色调，不能一直跟着秦朝尚黑。“德性”这个概念大家千万别以为是口语里“瞧你那副德性”的“德性”，而是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所谓五德和阴阳五行相对应，每个王朝对应五行中的一种，还蕴藏了王朝兴替的神秘内在联系。虽然中国人也不是很信这类东西，但能装酷也是一种功能，聊胜于无。比如周属火德，色尚红；而水克火，所以秦就属水德，色尚黑；汉朝刚建立时没有立即确定德性，服色礼仪继承了秦朝的尚黑传统，上朝时黑压压的一片。贾谊则提出土克水，所以汉朝应属土，色尚黄。这个问题汉朝争论了很久，因为各种理由改过很多次，直到东汉才确定下来——我大汉属火（被秦朝克）。
而关于治国的基础思想，中国自古都不提倡一元论，也从未进入宗教社会，但官方总会有一个倾向。秦朝是明确的法家统治，但深受后世诟病。汉初儒家和道家都极力想站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汉高帝虽然对叔孙通、陆贾等大儒不甚恭敬，但还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努力推广儒式思想体系。而汉文帝却似乎更倾向于道家，他认为春秋战国数百年，人民受尽苦难，秦朝虽结束战乱，实则对人民压榨更加严酷，现在人民要的是休养生息，于是决定以德治国，与民生息。与民生息其实不难，只要国家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四处征战、进行重大工程，行政机构不要乱花钱——总之就是不要，国家不要做这些事情，人民自然就得到了休息，这便是道家“无为而自治”的思想。
汉初推崇“无为”思想的最佳注脚其实还不是出现在汉文帝身上，而是前代的汉惠帝。萧何是汉初第一名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