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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锦衣卫秘事-第38章

小说: 锦衣卫秘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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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拾魏忠贤的整个过程中,朱由检表现得都极为沉着。因为感觉到了点儿大厦将倾的意味,上至魏忠贤,下至他那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阉党众人这时候都在琢磨着如何自保,见不得光的主意当然没有少去琢磨。为了稳定朝局,朱由检先是对魏忠贤百般安抚,对其族党褒奖有加,接着却又应允了他自愿辞去东厂提督的奏请——魏忠贤是想以退为进,但这一退,便再也进不上去了——并令客氏搬出宫城居住。到了天启七年十月间,嘉兴有个贡生钱嘉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朱由检让别的太监拿去念给当事人听,弄得魏忠贤“大惧”,唯有叩头请罪而已。朱由检一看试探初见成效,并未激起阉党多么强烈的反应,便于十一月将魏忠贤解职发往凤阳闲住,旋即差遣锦衣缇骑尽出,拿着驾贴去捉拿他们这位曾经的主子。

魏忠贤在路上听闻新皇已经对自己下手,就在阜城这个地方自尽而死。朱由检闻讯深以为憾,下令碎尸,把他的脑袋悬在河间示众,族人尽皆处斩,就连襁褓中的婴孩也不得宽恕。又将客氏逮至后宫浣衣局活活打死,及至“焚尸扬灰”——抄没客氏家财的时候,在她家里发现了宫女八人,都怀有身孕,据闻是客氏想效仿先秦吕不韦“奇货可居”的伎俩,以这些宫女进献皇帝,生下来的自然不是什么朱家后代,以此来实现她“李代桃僵”的计策。其用心之险恶,倘若事成,后果委实不堪设想。

至此,首恶即除,下面那些大小走狗当然也难得逍遥法外。崇祯二年敲定“魏忠贤逆案”,涉案人员张榜明示天下,多达二百八十九人,同样也是上至大学士,下至郡县官吏乃至于读书人,倒也和当初那份《东林党人榜》一样,真是“前后辉映”。阉党主要骨干非死即流,于此不再一一赘述。

这里单说许显纯。需要补充交代几句的是,其实这人家世很好,祖父许从诚是驸马,自己又是武进士出身,“略通文墨”,在锦衣卫里来说也可算得一个人才。只是这点儿“才”全被他用去为虎作伥,凡事对魏忠贤唯唯诺诺,虽然主持诏狱,未得来人吩咐,就连自己动手拷问犯人的胆量都没有,怕擅作主张得罪了“九千岁”。为恶如此,他自然连“逆案榜”都没能等到,崇祯元年六月,即和田尔耕一同被判处斩,人人莫不拍手称快。

而这时候,一干在天启年间大狱中被害诸家的子弟,纷纷群聚到镇抚司诏狱外为先人设祭,哭声竟直达深宫禁苑,惹得朱由检忍不住发出“忠臣孤子,甚恻朕怀”的一声长叹。这些人就是有名的“东林孤儿”,他们并未听从先祖“不要再读书”的训诫,反而专心学问功名,后来多有显著,大抵可视作是上苍垂怜的缘故吧!

民间又有戏班,专门编排了一出《冰山记》,描写魏忠贤倒台经过。据说只要扮演杨涟的伶人登场,观众莫不为之动容,齐声高呼“杨涟、杨涟”,仿佛真如杨涟本人重现一般。

公道自在人心,是此谓也。

结局:皇帝、太监和锦衣卫们

魏忠贤是死了,许显纯之流也杀得尽绝了,然而大明朝也跟着快要完蛋了。

其实说起来,朱由检何尝不想振作,延续自己手中二百余年的大明基业?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直就像是在补世宗、神宗和熹宗拖欠的债务一样,天天临朝议政,日以继夜的批阅奏疏,凡事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下令内廷宦官“非奉命不得出禁门”,又下令“廷臣不得结交内臣”,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起用早前辽东战事中屡建奇勋,却为魏忠贤等人排挤而去职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抵御满清,凡此种种,无不是在为着挽狂澜于既倒做着最后的努力。

但是,他手里的摊子实在太烂了。

不仅是烂,简直就是烂成了一堆渣。关外,满清战马嘶鸣,持刀相向;关内,四下流寇蜂起,饥民遍野。最为命的是,历经过万历、天启的党争风暴,再加上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大砍大伐,国家人才凋零,几至无人可用,留在他身边的即使不是小人,也不过仅是一帮庸人而已,以至于在崇祯元年想要找出一个新的内阁首辅协理朝政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借助抓阄这种可笑的方式。

而朱由检自己也是有问题的。

用史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既不能尽信于人,又常为用心叵测之徒所蒙蔽,刚愎自用,举止乖张。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因为误信流言而翻脸不认人,将举兵入卫京师的袁崇焕逮入锦衣卫狱,并于次年八年将其凌迟处死,无疑便是他这些性格弱点最为有力的明证——袁督师千古奇冤,可比南宋岳武穆之风波亭——偏他又不知自省,只是一味沿着这样的即定路线“义无反顾”地埋头向前,“大势将倾,积习难免”,内外交困之下“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而锦衣卫呢?

随着国势山河日下,事事痛感束手无措之余,为了控制朝局,加强对军事和行政的统辖力度,朱由检自然也就反悔,推翻了自己在即位之初曾经作出限制厂卫权力的承诺,进一步扩大这两个特殊部门在国家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监察”范围,虽然在其执政的十七年间不断因此而受到大臣的指责和劝谏,但却“倚厂卫益甚,至国亡乃已”。

这是可悲,可恨,还是可叹?

所以,尽管没有了魏忠贤,没有了许显纯,崇祯朝的厂卫大抵还是沿着前朝套路,“亲密无间”,玩出了一把有明一朝最后疯狂的闹剧。

于此,有位叫作李清的官员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得最为生动。

他在他所写的《三垣笔记》里回忆说,“我刚到刑部,问司寇郑三俊,刑部什么案情最冤枉”,结果这位司寇回答他是“盗情”,并说“如果想要为那些所谓的盗匪平反,最好的办法就是判他们秋后处决”。李清有些奇怪,追问这是为什么。后者面有难色地解释说:“因为这些盗匪,都是东厂缉获送来的,有关部门不敢翻案,所以只能找出那些既无赃物亦无人证的涉案人员,判处他们秋后处决,这样或许还能够替他们争取到解脱罪名的时间。”

至于当时狱中情形,“每当厂役捕获盗匪,必定要加以'五毒'刑讯,并从犯人里挑出有油水的对象,敲诈勒索直至倾家荡产,然后才将案情上报东厂”,“曾经有个'盗匪'被押往菜市口行刑,一路上叹息着说'我连小偷小摸的事情都没做过,怎么能诬陷我是强盗呢?'”

有鉴于此,李清也曾劝说别的官员平反冤狱,结果别人回答他说:“如果推翻了东厂所获取的供词,日后他们必然罗织罪名,相关大小官吏都得一并送命,所以没有人敢这么做。”

那么,这许多大大小小的冤情,到底是从冒哪儿来的呢?

他又说:“(皇)上把耳目的功效寄托给锦衣卫,称他们是'心膂大臣',所有宫廷以外的事情,都由锦衣卫负责汇报。吴孟明并不急于害人,更想趁机敛聚钱财,他的儿子吴邦辅出力最多,每当缉获州县官员(向廷臣)送礼的礼单,必然故意泄露姓名,然后挨家逐户登门勒索……东厂也是如此……曾经有某位知县,送了二十四两银子给翰林编修胡守恒,请后者替自己写篇文章,其实钱还没有送出,也被勒索了千金才算作罢……”

甚至无意间的玩笑话,也会给官员们惹来天大的麻烦——公公也好,缇骑也好,都是惹不起的——有位叫作白慧元的,任职定兴知县,和宫里某个公公是同乡,大约为着联络乡谊,两个人便凑在一块儿喝酒。酒过三巡,公公从家里拿出许多珍奇异宝请老乡观赏。不想白慧元是个豁达之人,一时兴起,脱口而出“我有至宝,比你这些好多了”。公公好奇,追问他是什么,结果白慧元把嘴一咧说:“这至宝就在我的裤裆里。”我有子孙根,你没有,不是强过你这多许珍宝么?

这话可真是戳到了人家做太监的痛处啦!公公当时不说,回头就向皇帝汇报“白慧元这个做县令的,贪赃枉法,残横凶暴,纵容属下在辖区里鱼肉百姓,应该革职拿办。”又觉得光拿他一个,太过惹人注目,于是索性把连同定兴县在内,包括京师附近的任丘、清苑、涞水、迁安、大城等地县官一并拿下,悉数革职遣返,并且还申斥”巡抚按察不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各级官吏严加督察,以致他们玩忽职守,京畿地区都这样,偏远省份更是可想而知”,要中央相关主管部门严加整顿官场纪律,不得再出现类似情况。

瞧瞧,白慧元一句话连累了多少人!

一句玩笑尚且如此,其它诸如刻意为之的蓄意栽赃、滥杀良民,或者包庇党属,颠倒黑白,以致激发如天启年间“周顺昌事件”那样百姓“暴力抗法”的情形,在整个崇祯朝此起彼伏,屡见不鲜,也就实在没有必要在这里替他们“作书立传”了。

不过话说回来,都说“厂卫、厂卫”,虽然早已“和光同尘”,但是就其活跃的范围和层面而言,因为原本分工不同,所以东厂毕竟要比锦衣卫沾惹的事情更多、更广,锦衣卫的注意力,终究还是集中在朝廷政治斗争这最主要的一根弦上。

崇祯末年,内阁当红的辅臣,有位叫作周延儒的——这人在《明史·奸臣传》中榜上有名,是个什么货色,无须多说——朱由检虽然“多疑而任察”,莫说是寻常大臣,就算是袁崇焕那样有大功的忠臣、能臣,翻了脸照杀不误,而且是杀大臣“如割草芥”,但对这位周阁老,却始终信任得很。这是周延儒做人精明,一直在朝堂上风光无限,又因为他善于迎合圣意,屡次获得朱由检的褒奖。他最后倒台,就是栽到了锦衣卫的手里。

因为周阁老为了博取贤名,曾经向皇帝进言,要限制厂卫的权力。结果事情不成,反倒得罪了东厂和锦衣卫一大帮的头面人物。当然了,他大概是觉得,这时候执掌锦衣卫的骆养性是自己提拔的亲信,不存在什么后顾之忧,却没料到这位骆都督真的就为此怀恨在心,暗中勾结东厂对他进行“专案侦察”。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朱由检便接到锦衣卫密报,说是此前周阁老在通州“视师”督战抵御满清进攻的战役中,其实根本就没有出城迎敌,而是躲在屋里和客人饮酒作乐,所谓的“屡战大捷”,都是他编排出来欺瞒皇帝的一派胡言——这是确属事实,不算冤枉他周延儒了——朱由检顿时大怒,将其革职还乡。骆养性又在后面继续煽风点火,终于促成朱由检坚定决心,在年底派出缇骑将周阁老逮回京师,迫其自杀,抄家籍灭才算作罢。

可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延儒不是好人,这谁都知道,十五六年间弹劾他的大臣比比皆是,朱由检一概置之不理,唯独锦衣卫说话,立马就能让这位阁辅三尺白绫做了了结,皇帝对锦衣卫重视到何等程度,通过这件事情自可一目了然。

这也就是崇祯年间朝野倾轧的一桩明证了。不过呢,同样是这个骆养性,却还真办过与私怨无关的“好事”来着。

这件事情又与诏狱有关了。有两位官员,姜埰和熊开元,因为上疏议事,触怒了朱由检,将其逮下诏狱,更在当天夜里给骆养性发去密旨,要他在狱中将二人“潜毙”以解心头之恨——这简直就是魏忠贤、许显纯之于“六君子”的重演,只不过始作俑者竟然换作了皇帝本人——骆养性有些拿不定主意,跑去问自己的同僚,结果人家反问他说:“你难道不知道田尔耕、许显纯的下场吗?”

骆养性听完害怕起来,于是硬着头皮向朱由检回复说:“这些言官虽然有罪,理应通过法定程序明正典刑,然后再与天下人一同抛弃他们。现在陛下您三更半夜传来只言片语,就要臣结果了两位谏臣的性命,这样的旨意,臣实在不敢遵从。”我可不想跟田、许两位前辈一样,日后还得替您背黑锅,落得个身首异处。

接着,心有余悸的骆养性又把这事告诉了朝廷里的某位同乡。不料这位同乡嘴巴不严,竟然走漏风声,于是有大臣向朱由检密奏说:“骆养性这是把过错推给君父,把功劳揽在自己头上。陛下您要是没有下达这样的旨意,那做臣子的当然不能信口雌黄;即便是有,也没有这样拿去到处跟人讲的道理。”骆养性太不像话了,皇帝还是杀了他的好。

只不过骆养性最终还是逃过了一劫。因为朱由检事后又不想因为杀谏臣而使自己背上恶名,既是饶过了骆养性这个靠不住的,也饶过了姜埰和熊开元——究其始末,两位大臣如果有心,却是不能不去念着骆养性这一番救命之“恩”的。

然而,也正是在姜埰和熊开元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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