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秘事-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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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大章）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拶敲五十……魏大中把家人唤到跟前，吩咐他们说'我自从十五日以来，闻见谷食的气味就想呕吐，每天都只吃冷水一碗，苹果半只而已。送命想来只在旦夕之间，你们赶紧替我去预备棺材吧。只是我们家太穷，不可能准备得太好，只要能把尸骨遮掩起来就行'。”
“（七月）二十一日……许显纯直呼着杨公的名字说，'你唆使他们藏匿脏银拒不交纳，这是抗拒圣旨，该当何罪'，杨公抬起头想要分辩，然而已经说不出话来……趴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
“魏公受刑较杨、左为少……十七日以后，两只脚直挺挺的好像死掉的青蛙，不能自由屈伸……”
“顾公……躺在床上直到七月中才能下地走路，右大腿上的伤口溃烂，掉下来一块腐肉如同老鼠般大小……”
最后，“（七月）二十四日……用刑完毕，许显纯吩咐狱卒说，六个人不能住在一块……我听说后去问狱吏怎么回事，回答说'今天晚上各位大爷中定有壁挺（狱中所谓死也）之人'……这天晚上，三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果然都死在了狱吏叶文仲的手中……叶文仲是狱卒的头目，为人至狠至毒……”
至于三君子的死况，燕客说是“验尸完毕之后……用芦席草绳捆裹起来，扔到墙外，整条街上都能闻见恶臭，尸虫像雨点一样落在地上”。另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述，杨涟之死“用盛满土的袋子压在身上，耳朵里钉进了铁钉，穿着一件血衣被扔进棺材里”，魏大中“死后六七天才被抬出牢房”，因为时值盛夏，“溃烂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其实除了燕客，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就是后来满清入关，在扬州壮烈殉国的那位——也曾贿赂狱卒，前往狱中探视自己的老师——当时左光斗还活着——结果看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庞焦烂不能分辨，左膝盖以下部位，筋肉和骨头都已经全部脱落”。于是禁不住抱着老师失声痛哭。左光斗听见是他的声音，因为无法睁开双眼，于是奋力用手指把眼皮扳开，“目光如炬”，大声呵斥学生说：“你这个没用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国家大事，已经糜烂到了这种地步，你却轻身罔顾大义，那天下事还有谁来承担？赶快出去，不要让奸佞小人找到机会构陷于你，（不然）我第一个杀了你！”于是“摸着地上的刑械，作出想要投击的样子，一旁的狱吏都吓得不敢作声”。史可法后来“流着眼泪向旁人回忆起当时情形，说'老师的肺肝，都是用铁石铸成的！'”。
而每死一人，许显纯便用刀剔下死者的喉骨，用小盒封固起来，送给魏忠贤作为凭证——惨绝人寰，惨无人道，竟至于此！
继杨、左、魏三人以后，袁化中和周朝瑞也相继遇害。最后只剩下一个顾大章，被移交刑部，刑部尚书李养正也是阉党一伙，把案子按着魏公公的意思落实了，仍旧下令将顾大章交还诏狱发落。顾大章对家人们说：“（刑部大牢）这里简直就是福堂，我还回去做什么？”于是在刑部狱中上吊自尽而死。
至于魏忠贤，自从这次得手以后，便放开手脚接二连三的干了起来。早前，阿附于他的官员当中，有个叫作王绍徽的，为了迎合“九千岁”迫害东林党人的举动，于是以梁山泊一百单九将——他还算上了托塔天王晁盖——的体例，拟出一个《东林点将录》，把他们所谓的“东林逆党”头要人物悉数囊括其间——比如叶向高，就是“天魁星呼保义大学士”——以此为基础，天启五年（1525年）十二月，魏忠贤又矫诏发布了所谓的《东林党人榜》，名单范围进一步扩大，共计三百零九人，上至大学士、各部院，下至台省部曹，及至督抚、郡邑，应有尽有，“活着的削去名籍，死了的追夺功名，已经削夺的就实行禁锢”，真正形成了对东林党人的一网打尽之势。
而“六君子事件”之后，复于天启六年（1526年）再兴大狱，以“李实诬奏”案逮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七人，以及同年六月安徽的“吴养春案”，虽然源起各不相同，然而狱中前后经过，大抵也与六君子没有太多的区别。
最后一个大阉的末路
只不过，锦衣卫在天启六年奉魏忠贤命逮捕周顺昌伊始，却是遇上了不小的麻烦。
周顺昌是吴县人，曾在吏部任职。他为人刚直贞节，疾恶如仇，同乡的魏大中被逮入狱，便曾为其饯行，不但同起同卧，还许诺以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大中的孙子。旁边的锦衣校尉等得不耐烦了，不停地催促他们快走，周顺昌瞪起双眼大声呵斥他说：“你难道不知道世间有不怕死的男子汉么？回去告诉魏忠贤，我就是以前的吏部郎周顺昌！”进而对魏忠贤骂不绝口。校尉们跑回去把这事如实禀告了魏忠贤，于是等到苏松巡抚周起元等人因为开罪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而兴起大狱的时候，魏忠贤便捎带着把周顺昌也给拖进了这趟浑水，派遣专人到苏州去捉拿这位不怕死的“周吏部”了。
当时带头捉人的，是锦衣千户张应龙和文之炳这两位。刚到苏州，连日阴雨，景色惨淡。周顺昌行将入狱的消息一传开，“穷村僻落，蝇附而至，愿一识周吏部，日不下万人”，都焚香为周顺昌祈祷平安无事。这里面固然有周顺昌“好为德于乡”，平日替家乡人做了不少好事的缘故，然而更多的，想来应该是大家对他不畏权贵的慷慨豪情由衷钦佩所致。有读书人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几位，还跑去找到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御史徐吉，希望他们能代为向上转达民愿，宽赦周顺昌的“罪行”。
偏是张应龙和文之炳不明就里，还想着在逮人之前多向人家勒索些银两，不然就威胁说“周某人要是在半路上不明不白地死掉了，你们也别来问我”，又说“这是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胆敢从中阻挠！”放声大呼“囚犯在哪里”，故作威风地把刑具镣铐扔在地上，发出阵阵锒铛声响。
其实不提东厂倒还罢了，一听他们说出东厂两个字来，民众更是愤恨难当，都说“我们还以为是天子的意思，原来是东厂想要诬陷好人”，平日最看不惯就是你们这些东厂走狗，今天还想捉我们的周吏部，大家忍无可忍，索性和你们拼了吧！
于是到了正式宣读逮捕令那天，民众群聚在巡抚衙门之外，“执香者烟涨蔽天，哭号声闻数十里”，就连城门内外都站满了人，上下遥相呼应，“声震天”。周顺昌怕连累乡亲，再三拜谢他们的一番深情厚谊，众人仍然不肯各自散去。碰巧又赶上毛一鹭和徐吉跑来与锦衣卫会合，下令开启大门，民众便趁势一拥而入，“势如山崩”地朝向锦衣卫打了过去。
当时情形，众人折断了衙门里的围栅木栏，“纵横殴击”，照着锦衣卫劈头就打。可怜是缇骑老爷们威风得惯了，莫说是魏忠贤当朝，就是大明开国二百余年以来，走到哪儿不是被人尊礼相待，哪里想到会惹出这种乱子来？当下措手不及，虽有武艺在身，却真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根本抵挡不住，唯有抱头鼠窜而已。有躲在房梁上的，有躲进厕所里的，还有避无可避，找些枯枝烂叶把自己盖起来溜进墙角里的——有个叫李国柱的锦衣卫官最倒霉，被人用木屐当头踹了一脚，屐齿陷入颅骨，当即倒地而亡。
既是乱拳，难免也会错打好人。有位叫作殷献臣的，为周家编写《周氏年谱》的作者，在场目睹了这番情形，担心会加重周顺昌的罪名，便对众人婉言相劝，“痛陈不可”，反倒也被当作“阉党”，“被悍民以香刺面，几饱以老拳”，白白讨来一顿痛打——民怨激愤无复以加，故此可见。
那么，苏州“民变”，究竟打死了多少锦衣缇骑呢？历家说法不一。《明史·周顺昌列传》说仅打死一人，而许多野史笔记则有二人、三人及“数人”之谓。毛一鹭和徐吉束手无策，最后请出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这两位“素得民心”的父母官百般劝说，民众这才意忿难平地逐渐散去。
至于那些幸得不死的缇骑，他们的情况也不见得多好，简直被打得有些精神失常了，躲进屋里不敢出门不说，只要听见谁说话声音大了些，就立马条件反射似地跪地求饶——毛一鹭只好聊尽“地主之谊”，派出专人在左右守护，至于什么宣旨逮人，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可是忠臣之于奸佞，君子之于小人，两者最大的区别，便在事到临头的节骨眼上，他们的选择往往大相径庭。周顺昌虽然得到父老乡亲如此爱戴，但他深知，自己一天不“落网”，事情便一天得不到平息，还会牵扯到更多无辜的性命。他于是“自诣吏”，又过了三天，便随着缇骑一块去了北京。当然了，因为死里逃生，心有余悸，锦衣缇骑们一路上对他极好，不曾有过任何不恭的举动。
消息传回北京，魏忠贤大惊失色——其实事情哪里有那些人所说，什么“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这般严重——差点就要那些拿替自己出谋划策的官员问罪，直到毛一鹭向他汇报，带头闹事的五个人，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都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一颗悬在半空里的心这才落回了原地。
这五位也是好汉，一力承担了围殴缇骑的罪责，并说“都是我们干的，与他人无关，要杀就杀我们五个就好了”，自己拿来刑具给自己戴上。从此“五人之名震天下”，临刑时监斩官亦不免为之落泪，死后家乡人又为他们收敛尸骨，于虎丘合葬，号称“五人之墓”。
至于周顺昌，入狱后慷慨如故，每当行刑，必然大骂魏忠贤。许显纯——这人实可谓天启锦衣卫的当红一线主角儿——把他的牙齿全都敲掉了，得意洋洋地说：“你现在还能骂魏上公吗？”周顺昌一口污血吐在他的脸上，“骂益厉”，终于在当夜被许显纯于狱中惨杀。
经此一役——这里稍作提及，在“周顺昌事件”同时，跑去苏州捉拿另一位大臣黄尊素的缇骑，在城外也同样陷入了民众围攻，连捉人用的“驾贴”都给打掉了。而更早之前，在杨涟和左光斗等人被逮的时候，也曾有过“壮士剑客”数千人准备抢夺囚车，士绅子弟张榜号召“痛打缇骑”的情形，只不过因为当事人发现的早，予以了及时的制止——魏忠贤终于明白过来，自己在宫里，在京里，固然可以一手遮天，然而天下之大，一旦激起“祸端”，那局面也不是自己可以收拾得了的。于是从此以后，“缇骑不出国门矣”，再也不敢跑去京城以外胡乱捉人了。
而“九千岁”的威势，似乎也正因为遭受了江南士民此番拳脚相加的影响，元气折损，隐约显露出些许根基动摇的倾向。尤其到了次年八月，“天才木匠”朱由校以23岁的年纪在宫中急逝，魏忠贤顷刻失去了倚凭的靠山，人事更迭之际，在如何应付接替哥哥执掌大明江山的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的问题上，身处风口浪尖的魏忠贤自然犯起了嘀咕，开始有些狐疑不定起来。
因为信王很不喜欢他——普天下当然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喜欢他魏公公——他又确有谋朝篡位，或违背大行皇帝遗诏，改立他人的念头——朱由校驾崩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乙卯，信王入宫之日为丙辰，且是下午。这中间，有好几个时辰，大明朝处于“无主”的状态。以传统来说，储位既然定下来了，那么先帝一死，首要任务就是迎立储君。因此，从时间上来推论，说他魏忠贤有上述这番大逆不道的心思，实在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他。
只是大明皇权根深蒂固，尤其最为致命的一点，没了皇帝的太监什么也不是，失宠失势就是死路一条——何况兵权又不在自己手中。如此这般，思前想后，还是先把信王迎进宫里再说，表现得积极些，在这些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绝不能给别人逮着了话柄。
这就是魏忠贤自取其祸了。信王朱由检是个极为谨慎且多疑的人，进得宫来，只吃自己衣袖里藏着的食物，而绝不肯碰太监们奉上的御膳——他怕有毒——长夜枯坐，紧张得不敢合眼，遇见有太监拿着剑在殿外走动，便取过剑来放在自己案头，又让光禄寺取饮食奖赏这位“勤勉”的内臣。于是“欢声如雷”，都说新皇仁德。这样好不容易挺到第二天，接受百官朝拜已毕，这才总算坐定了皇位。
于是为大行皇帝上尊谥为哲皇帝，庙号熹宗，以次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接下来，便轮到收拾“万恶之源”的魏忠贤了。
在收拾魏忠贤的整个过程中，朱由检表现得都极为沉着。因为感觉到了点儿大厦将倾的意味，上至魏忠贤，下至他那班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