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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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对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胡适颇难应付的。据他的学生和好友傅斯年归纳，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
一、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先生看到人家打牌，自己也加入。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二、对介公（按，即蒋介石）未能“奉令承教”，去年说是介公有一电，先生回电径告以不可行。当然介公的想法不见得做到，然此等对付法，非其习也。
三、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住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
这些确是书生的见识与行事，被人议论，怎可奈何？傅信还说，反对者又有指责“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的，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慕名趋奉，请演讲，赠学位，胡适也素好虚名，乐此不疲，4年间竟领得27个荣誉博士学位，占他一生所受荣誉学位的70％以上。正如傅斯年所说：“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胡适不如此想，被人当作话柄，岂不是好名太甚之过吗？
国内对胡适使美的议论，在194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去世，评议会推举胡适等三人为继任院长候选人，供蒋介石圈定。因之谣言纷起，美国的《中国日报》上“中国要闻”栏登出重庆航讯：“最近我驻美大使易人消息，此间又有所传”，谓胡“患失眠症甚剧，有回国暂事休息之意”，将任其为中研院长，而以颜惠庆继任美使。胡适看了这条消息，在报纸上划了许多“？”，实为不满。他自己说：“以私人论，中研院长当然是我国学者最大的光荣；但为国事计，我实不想在此时抛了驻美的使事。”胡适还想为国效力，但政府却派来了宋子文等一群“太上大使”，使胡适的使事增加不少困难，也受了不少闲气。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3）
到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本来无心作官，是为国家民族的危难才勉力出来任事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便想寻一个机会，决心求去。收到免职电报的当天晚上，即复电中枢，表示感谢。9月8日，便交卸了差事。18日便离开双橡园使馆，告别华盛顿，移居纽约，重新开始他的学术生涯，打算留住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
①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册，1938年7月27日。（三版注）
②胡适1938年7月30日致江冬秀信。1948年12月，他逃离北平时，留在寓所的大批书信、电稿、笔记、文稿和日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曾经“中华民国史组（研究室）”整理出版了部分“往来书信”和《胡适的日记》；尚有一批重要文稿书信未刊。此信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年谱》，附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耿著《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函电，均据此。
③此诗作于1938年10月31日。作者在华盛顿，题在照片上，送给当时也在华盛顿谈判借款的陈光甫先生。后收入作者1952年9月初步选编的《尝试后集》，题为《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诗后有跋云：
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
按，1946年重题此诗，情过景迁，自有新意，共产党的文人解释是否离奇，将在本书67节里再说。1964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一书，所收作者手迹已有跋，大约便是1952年编《尝试后集》时写的。诗的一二句为“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此处引诗，据作者1939年题在照片上的手迹，诗后署有“去年11月自题小照”一行字。
④此信写于1939年9月21日，参见注①。
⑤此电文转引自吴相湘撰《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见《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78页。
⑥翁文灏1938年10月21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83～384页。
⑦同注①第12册，1935年6月19日后所附胡适致王世杰（雪艇）信。（三版注）
⑧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5册第1640页。
⑨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20页。
⑩转引自台北《中央日报》记者李青来采写的《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
罗家伦讲的三个故事》，载1962年3月2日该报。
当时王世杰致胡适等信中说：“罗总统复介公函（即7月23日函）于适之兄信赖倍至，弟阅之不胜快慰。”又朱家骅、顾翊群致胡适信，都说到美借款对国人和战事的鼓舞，感谢胡适之功绩等，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中册，第449、498～499页。又可参看李青来采写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载台北《中央日报》1962年3月1日；又载台北《中国一周》第620期。
这篇演说，曾译载重庆《大公报》1939年2月10日、11日，改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曾经蒋介石阅过。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181页，曾引雷格曼（HaroldRiegelmam）先生回忆当时胡适演说的情形，说：
他（胡适）将中国当时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演变果然如此。在哈摩尼俱乐部宴会演说后，他和我同到东70街，我已故的法律事务所伙伴摩利斯？古柏第二世的家中和几位朋友宵夜。我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他忽然站起来说他身边感觉到剧痛，他的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他一杯威士忌苏打酒，他一饮而尽。我劝他离开，并且委托在座的彼德？格林顺路亲送他回到大使饭店去。这是胡适第一次患心脏病。他此后在医院住了99天。但是他不肯遵守医师的命令，在发心脏病的第二天，他还坚持在另一个重要场合再度发表他那篇“佛尔居山谷”
演说，然后才进医院。他的医生告诉我：人家好意递给他的那杯威士忌苏打酒，也许救了胡适的命。
雷格曼是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法律顾问。
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1942年1月22日记。（图文版注）
此信未见，引自王世杰在台北传记文学社“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胡先生的政治人格与政治见解》，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
傅斯年1940年8月14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477～478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旧金山……伦敦……北平（1）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亚洲，中国艰苦地坚持了对日抗战，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占了明显的优势。这年秋天，便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在华盛顿郊区乔治城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为发起建立联合国做准备工作。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首脑会议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由美、英、苏、中四发起国，于3月5日向已加入《联合国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国家，发出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3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包括顾问共11名，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董必武；胡适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①
4月25日，正当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领土会师的这一天，胡适出席在旧金山开幕的创建联合国的会议。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于6月25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无保留地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第二天又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会议厅举行了签字仪式。然而胡适却借口反对极权政治，不同意《宪章》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的规定，而没有在《宪章》上签字。
旧金山会议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英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对日作战，6月22日美军攻克冲绳，并于8月6日和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中国军民转入全国规模的对日大反攻，苏联也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于是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之间，在关于战后和平、民主问题上，斗争复趋激烈。
胡适使美以来，仍始终抱着反共立场，曾为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辩护，说“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需之举动”。②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名义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换取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的阴谋计划，抵制和反对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又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当时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也为此专程飞到延安。
胡适自然也十分关注“国共关系”。③旧金山会议期间，他曾与董必武讨论战后政治问题，也劝中共放弃武力，从事“和平奋斗”，遭到董必武的驳斥。8月24日，胡适又致电毛泽东，电文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
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二十四。④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国内和平，决定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后，便收到由王世杰面呈的胡适这个电报。重庆谈判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正是胡适电报所说的“武力”问题。在谈判中，毛泽东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无理要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也作了一些让步。经过43天的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于17日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其中谈到关于军队“武力”的问题，说：
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48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43个师，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⑤
这是对蒋介石的答复，也可以说是对胡适电报的答复。
这时的胡适，又成了文化教育界名声大噪的风云人物。人还没回国，舆论却造得很响了。8月30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电告胡适，拟请他出席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教育会议（即后来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返国就任前，由傅斯年暂行代理。9月13日，蒋介石致电胡适，希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10月10日，国民政府明令颁给胡适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