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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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胡适又往欧洲游说，对英、法、瑞士诸国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8月4日，他住在伦敦的旅馆里，突然想起国内的好朋友周作人，尚陷身在日本侵占的北平，甚是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⑤
胡适对周作人，可以说是很讲友情的了，君子爱人以德，劝他要识得“重与轻”，勿为日人所利用。但那时的周作人，“事变未久，即借口于米盐蔬笋诸事而向人宣称‘准备出山’了”。⑥收读了胡适寄赠的诗，似亦有所愧悔，曾略仿藏晖体作答诗一首，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⑦
周作人虽然在诗末作了这样的声明，并把他与胡适的赠答诗，竭力向友人间传播，似乎也想借此表示忏悔；但他仍借口米面问题，未能听从胡适的诚心劝告，终于附逆当了汉奸！历史竟是这般严厉，毫不容情啊！
①胡适此信作于1937年9月9日，曾载《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吴相湘著《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第175～176页。
②这篇演说，载《远东杂志》第1卷第1期（TheFarEasternMagazineV。1；N1。），有郭博信先生译文。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第1619页。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赴美欧作国民外交（2）
③关于这次演说的事，参看胡适1937年9月30日及10月1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下册，第591～592页。
④杨鸿烈1937年7月16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375～376页。⑤此诗当时曾在一些友人中间传观；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及《尝试后集》（台北胡适纪念馆1971年2月印行），均题为《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⑥参看邓广铭1938年1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88～389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出版）第161则“北大感旧录（七）”；其中也录存有胡适寄赠的诗。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1）
正当胡适赴欧洲游说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连续致电胡适，敦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胡适颇有些踌躇。他曾经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路上去。这一年恰恰是他们结婚20年。这20年中，胡适早谈政治了；政界虽然也沾些边，却始终不曾正式出山做官。现在出山，觉得对不住妻子；但是国难当头，眼见民族危机，炎黄子孙能不勉力奔走吗？经过反复考虑之后，胡适还是复电政府，答应出任。电文略谓：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①
同时，给夫人写信说：
那20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20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20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②
9月17日，国民政府发表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10月5日，胡适赴华盛顿就任。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当官，是在国家民族最困难的时期，当最困难的官。他曾作白话小诗一首，其词云：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③
当时正是广州陷落，武汉失守的危急时刻，胡适以一介书生，担当驻美大使的重任，就任后即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外交至重要，当以全副精神应付”。
后来，又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④这种以国家民族为重，拼命向前，吃苦效力的精神，自属难能可贵。
就职伊始，国内因战事节节失利，和战问题又起，主和派大有市场，并且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出面“主持和平”上。10月18日，胡适收到蒋介石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内称：
日本似知武力无法解决问题，一再央请德意调停和平（按，此是面子话）；但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惟一可以为获取公正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
⑤
16日，蒋介石又致电胡适，希望美英“合作干涉”。翁文灏致胡适的信中则说，“言和之事不但孔王二公（按，即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谈话盼美总统调停而已，且闻某要员（文官）已派人在上海与日人板西谈判”，翁自己也认为：
盖目前仅赖“抗战必胜”之信念实犹不足。……实际出路，似又莫如由美国严重压迫日本，联络英法，召开会议，共图解决。国命存亡，关系至巨，兄能否与美国要人面商具体办法，以达救国目的。⑥
由此可见国内主和空气之一斑。
自日本侵华以来，胡适对国际局势十分关心。他多年主张和平交涉，是希望得一个喘息备战的机会。1935年6月，他曾与友人通讯，评论形势，估计两种情况以为决定国策的方针：
（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裁判。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⑦
以这种分析和预见为前提，故胡适主和以待变，应该说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审察世界两三年来的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7月30日在伦敦，他曾给傅斯年一信，已经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⑧10月20日，他便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指出：
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谈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状言：
惟有等待时势演变。⑨
他所提出的“苦撑待变”的主张，对世界形势及我国抗战前途的分析，大致是切合实际的，对国内和谈妥协的空气有所抑制。12月29日，胡适又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电文如下：
铁如兄亲译请转汪院长：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18个月的牺牲。适6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
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适。⑩
但这时汪精卫已经秘密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转香港，已发表了向日寇投降的“艳电”，无法挽救了。
胡适接任大使时，既无外交经验，也无外交天才，他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他只是一个书生，主张一种“诚实与公开”的外交，或所谓“水鸟式”外交，却居然以他的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受到美国朝野的敬重，完成了他肩负的外交使命。
他所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我国2500万美元的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现在看来，这数目不算大，但在当时却是国际间相当大的一笔贷款了，而对于当时万分困难的国民政府，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对我国的士气民心也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那时的美国政府，受中立法案的限制，我国原任驻美使节是一位老外交家，曾多次向美交涉借款，迄无成就；而胡适就任短期内便告成功。后来又签订了“滇锡借款”的合同。由此可以想见，他配合专责谈判者作了何等艰难的努力，也可见美国政府对这位“书生大使”的相当尊重。
第十二部分：过河卒子 1937…1949书生大使（2）
那时，罗斯福总统昼夜忙碌，许多盟国大使很难有晋见的机会；而胡适却得到他的相当敬重与信赖，晋谒晤谈也颇多便利。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赴美国，以谈判遮人耳目，实则加紧对美作战的准备。在这紧急时刻，胡适多次拜谒罗斯福，就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情形交换信息。12月6日，他在纽约演说，得到华盛顿电话：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当晚返回，7日上午至白宫，罗斯福见面便说：美国已拒绝日本的要求，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胡适回到双橡园中国使馆，刚坐上饭桌，电话铃又响了，罗斯福亲自打来电话，告诉胡适说：“日本飞机已在轰炸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胡适闻讯，真为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他提出“苦撑待变”已经四年，至此总算实现“变”了。
胡适作大使，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熟悉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民情，又颇擅长演说，所以能赢得美国朝野的普遍同情。如有一次，胡适在纽约市哈摩尼俱乐部演讲，讲题是“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根据美国的历史及康奈尔留学时游览独立战争战场的经验，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相比较。他说：美国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华盛顿领导军民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誓达独立目标的决心和行动；一方面是得到了法国对美国的精神和物质援助。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独立战争，在历史的背景上虽有若干不同，但两者艰苦奋斗的精神与誓求独立自由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因此，中国期待美国友人的援助，而美国也有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义务。胡适又说：华盛顿当年在佛尔居山谷苦战，需要用七辆车满载钞票才可换得一车麦粉；而中国今日情形还未有如此恶劣！如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抗战必定胜利成功。他这篇演说，后来又在别的重要场合讲过，被人称之为“佛尔居山谷”演说。这佛尔居山谷的演说，还有一个中美人民友谊的动人故事：1938年12月5日，胡适在一个午餐会上演说，讲到美国独立战争最初的困难，说1777年12月17日，华盛顿领导的军队退至佛尔居山谷时，兵士衣履皆破，往往赤脚赶路，流的血洒在雪地上。他怕人家说他卖弄自己的记忆力，故解释说：“我记得这个日子（12月17日），因为那是我的生日。”当日演说后，胡适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当时在座的客人Ylayier，回家对他的夫人说，“中国新大使的生日和我同一天。等他生日我们送点花去。”后来听说胡适病了，到生日的那天，托李国钦送了一张百美元的支票，由胡适把这钱捐给美国的“医药助华会（ABMAC）”，胡适自己也捐了一百元，李国钦也捐了一百元。不幸第二年这位Ylayier死了。到12月17日，他的夫人又送一百美元来，纪念她丈夫的生日，胡、李二人也各捐一百元；第三年四年亦如此。连续四年中，ABMAC共收得一千二百元。这是胡适演说中一句闲话引出的一则佳话。
后来，胡适又因心脏病住院70多天，体质转差，却仍经常赴外地演说。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王世杰信说：
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由此可见胡适为国拼命效力精神之一斑；而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得为美国朝野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应该说与这位“书生大使”的演说也是分不开的罢。
但是，胡适又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交往中，他那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