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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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
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⑦ 胡适考证《红楼梦》，曾得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他在口述自传时也曾说到：
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页）
他们当年为此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后由赵肖甫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连载于1943年至1944年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界印行的《学术界》杂志。分2编：上编为胡适与顾颉刚的通信，共27封；下编为胡适与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学术界》开始刊登这些书信时，有编者的按语，录如下：
在过去20余年考证《红楼梦》的工作中，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间书翰往还，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兹由赵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讨论《红楼梦》书札，检付本刊，以飨读者，实深欣幸。（《学术界》第1卷第1期。）
这些书简多作于1921年4月至9月间，充分说明在用新方法考证《红楼梦》的初期，他们师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适得到顾颉刚的帮助尤多。
⑧ 1921年5月，胡适在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中得许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禄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与《红楼梦》所叙相符。又见《诗别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诗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犹子”诗句，以为“曹寅当时年老无子，故曹承继为后；曹已立为嗣之后，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为老年得子，宠爱之极，故打破侄辈从‘页’的单名例，而取名‘天佑’”。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29～34页。按，曹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为曹，是曹寅去世后过继的，即雪芹的父亲。而“天佑”，应为曹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⑨ 参看《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⑩ 此条材料，原见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第23页。胡适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59页；后又引用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里，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9版，卷三，第212页。
胡适关于《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说，多年来影响很大，或赞扬、吹嘘，或批判、打倒，各走极端，都不符合实际，都不公允。我们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一方面，胡适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鲁迅语）以后，才得出结论说：
《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适文存》卷三，第219页）
所谓“自叙传”，也就基本上是这“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模特儿”及“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因为有扎实的事实材料作根据，所以“自叙传”说便绝非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随意附会所可比拟；而且对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叙传”说，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又将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
《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胡适文存》卷三，第224页）
这就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艺术典型化的意义，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胡适晚年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说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话，恐怕与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页。
这首诗见《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顾颉刚抄出寄给胡适，即《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上编“三 答查得关于高鹗及曹寅的材料书”（1921年4月4日），载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5）
张问陶（船山）的《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九月，题下有注云：“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转引自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页。
（三版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到高鹗续书，也说：
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鲁迅全集》第9卷第237页）
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又说道：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
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39页）
鲁迅的这些看法，与胡适的观点可以相参看。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页。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6回，线装四册，第1回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话。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为大兴刘铨福旧藏，1927年归胡适。1949年4月，胡适逃亡美国，便把甲戌本带到美国去了。1951年，胡适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摄成三套显微胶卷；1961年5月，胡适在台北“中央印制厂”自印，用朱墨两色影印，装四册，卷首有胡适所撰的“影印缘起”和跋。
此文原载上海《新月》杂志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红楼梦》版本简表”，共三表，表一为“脂本”，列至今所发现的脂本共12种。读者可以参看。
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转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辑，第27页。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与鲁迅的交往（1）
胡适与鲁迅，在五四时期，同属《新青年》团体，同是文学革命倡导人，又同在北京大学执教。当胡适考证小说时，鲁迅正教“中国小说史”一门课，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①因此，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曾经有过许多交往。
那时候，他们各自出版了著作，总要互相赠送；看到了对方论著中精辟的见解，也总会热情地给予肯定和赞赏。胡适最先考证《水浒传》，从时代环境来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便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并肯定说：
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
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②
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也征引颇多，一再指出胡适的考证“最有力”，对旧红学的各种谬误“已历证其失”。他特别赞扬胡适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绩，说过去人们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样人，“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鲁迅还由此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③
胡适对于鲁迅，一向怀着“最诚意的敬爱”。④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异常倾服，曾说：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⑤
胡适做小说考证，也常常参阅征引鲁迅著作里的材料与观点。1922年5月，他作《三国志演义序》，还专于文末注明：“作此序时，曾参用周豫材先生（按，即鲁迅）的《小说史讲义》稿本，不及一一注出，特记于此。”可见“参用”的材料和见解亦不在少数。他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看到关于金圣叹并没有什么《水浒》“古本”的论断，觉得“很细密周到”，也很佩服，便详细引述了一千余字，订正了自己原来假设有“古本”的错误。
他们当年还互相借阅书刊，抄寄材料，或书信文稿往还，讨论切磋有关小说考证的问题。现存的鲁迅日记、书信及《胡适的日记》里，还留下了他们互相通信、访问、互赠书籍文稿等许多交往的情况，虽不一定说是文坛的什么佳话，却也颇饶兴味。⑥1921年，胡适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说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便帮助他搜集，并抄寄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许多材料给他。胡适留存北京的部分日记里，1922年8月14日便有这样的记载：
豫材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一并粘在下面。
现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仍保存着鲁迅8月14日致胡适的原信二纸，还附着鲁迅同月21日致胡适的另一封信，都是讨论《西游记》等小说的。⑦只是那五纸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不知被什么人剪去，但胡适早已“转录”在他后来做的《西游记考证》里了。⑧
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好的版本；“孤本秘集”，轻不示人。就在这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是清代杨懋建（掌生）的笔记四种，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其中第四种《梦华琐簿》，记有《品华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颇详细。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
看鲁迅的大面子，胡适也慨然允诺，把这“宝书”及其他有关的“许多书”，都借给了鲁迅。⑨
胡适最先考证的是《水浒传》，但他写《水浒传考证》和《后考》时，尚未见到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1921年，日本的青木正儿先生替他从京都图书馆藏的一部中抄了回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