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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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得到《八旗诗钞》（即《熙朝雅颂集》）和《八旗文经》，从敦诚敦敏的赠诗中，得知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及其他许多材料。这年的11月，胡适便写成《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之孙，曹之子，生于极富贵的家庭，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但后来“大概因亏空得罪”，家被抄没；《红楼梦》是他在破产倾家之后的贫困境况下做的，止80回。据此，胡适便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结论，他说：
《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个“自叙传”说，是新红学派的一个根本性观念。初提出来的时候，读者囿于旧说，多不大信服。经过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诸人艰苦深入的考证，搜集了大量实际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确与书中的贾府宝玉“绝似”，也符合《红楼梦》开卷的“作者自云”及“石头”所说的一番话；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确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对于索隐派牵强附会的各种臆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屡引胡适的考证，来批驳索隐派的谬说，并充分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指出：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2）
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对于续作者高鹗，胡适也结合《红楼梦》的续书及版本问题，进行了考证。起初，他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看到张问陶的《船山诗草》中《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有“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话，诗题下有注云：“《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又从《郎潜纪闻二笔》得知高鹗后来中了进士。他便去查高鹗的履历。那时，他还不知道有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一类的书，便托顾颉刚到国子监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许多“进士题名碑”里，居然查找到了：高鹗是镶黄旗汉军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进士，殿试第三甲第一名。后来又为“侍读”、“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
据乾隆年间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记述关于《红楼梦》流传的情况：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80回，一为《红楼梦》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壬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百廿回的《红楼梦》已有刻本。可以肯定高鹗续作《红楼梦》是在他中进士之前。胡适当时并未见到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但他自藏的《红楼梦》程乙本，有高鹗的一篇序，写于乾隆辛亥（1791）年。据此，胡适断定他续补《红楼梦》“工既竣”的时候，尚未中进士，处在“闲且惫矣”的境况。正因为如此，他才与曹雪芹的萧条之感大致相通，续作的后40回也就能基本上贯彻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写成了一个大悲剧的结束。胡适对此大加赞赏，说：
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40回，虽然比不上前80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
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
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个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
但是，从《红楼梦》的内容和文字来考察，后40回又有许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原定的想法。俞平伯曾举出几条，如第31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疑，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贾宝玉做夫妇，但后40回全无照应。胡适很赞赏俞平伯的见解。他自己也举出小红的无结果，香菱的好结果，凤姐的下场，都与前80回里曹雪芹所暗示的创作意图不相符合。最突出的是贾宝玉的结果，本书开篇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兰桂齐芳”
之理？而“悬岩撒手”难道就是出家成仙？胡适把这些版本文字上的问题，同续作者高鹗的身世境遇联系起来考察，指出：
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
对高鹗的续书，胡适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剧结局，又批评其“兰桂齐芳”
、“贾家延世泽”等庸陋之见，分析颇有见地；而且与那时鲁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简直是不谋而合，或者竟是相谋而合了。
对《红楼梦》的版本，胡适也作过一些考证。他对80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对程伟元二次排印本的评断，都比较中肯。但对《红楼梦》的各种原抄本，他那时还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当看到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即戚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他就误以为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红楼梦》的原本，竟是有评注的。
因为不识货，后来，他几乎错过了收买脂砚斋甲戌本的好机会。胡适自记这件事的经过说：
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
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
这部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虽然是只存16回的残本，却是至今发现的《红楼梦》最早的抄本。其中朱笔细评，许多评语是其他本子所没有的，对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时间，“脂砚斋”与作者的关系，《红楼梦》成书与修改的经过，及80回以后预定的结构或残稿情形等，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3）
而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甲戌本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胡适对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后，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长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继运用甲戌本的材料获得新成果。从此，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渐渐看到了旧抄本的重要，也开始懂得怎样识别旧抄“原本”了。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庚辰本”
、“甲辰本”、“靖藏本”、“杨藏本”等许多种抄本，使《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开了一个新局面。
胡适曾经宣称，他考证《红楼梦》，要“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本《红楼梦》问世，便标志着“新红学”的正式成立。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强了新红学的阵势。于是，新红学派以注重实际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整理过的”《红楼梦》亚东新版本，对旧红学发动了全面总攻击，打破了各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从此，胡适派的新红学便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红楼梦》研究达30余年，至今在海内外犹有相当影响。
至于这种新红学，是否“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得由红学专家们来评论。刚好著名红学家又是新红学大将的俞平伯先生，曾经有一段评论，他说：
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
俞先生说的很在理。所谓“自叙传”说确有它“着实得多”的一面，它是从生平家世等客观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也大致符合文学创造的规律。因此，它与旧红学索隐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自叙传”说又有偏向，也即“过于拘滞”，以致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抹煞了艺术典型化的特点和意义。因而新红学派虽然捣毁了旧红学索隐附会的迷宫，后来却也陷入了以《红楼梦》附会曹家人事的新迷宫；从旧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淖里爬出来，有时又往往栽进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坑。胡适后来甚至还把《儒林外史》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当作吴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进了他所撰的《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这就完全混淆了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自叙传”说大约也发展到极至了。
① 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止，胡适一生共写有关《红楼梦》的考证研究文章书信，共约15篇，计10万余字，差不多占了他的小说考证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开创的新红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② “脂砚斋”是何人？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近人看法颇多歧异。胡适的说法也前后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认为：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族的亲属”，或“亲信朋友”；后来又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适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最亲信的朋友”。
《胡适口述自传》关于“新红学的诞生”一节，有唐德刚先生的一段按语，说“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这话自然是未曾细检胡适论《红楼梦》诸文所致。
③ 《石头记索隐》，原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至6期，后于1917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④ 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
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69页）
⑤ 《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载同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楼梦》。同年11月改定稿，载1922年5月亚东初排本《红楼梦》再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据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页。
⑥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有一条记云：
第六部分：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开创“新红学”（4）
康熙间，曹练亭（按，当作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