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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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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赢了,日后的枪炮战,也大多没问题,反之亦然。媒体大多趋时而且进步,哪方面趋时进步,就向着哪边,大家都向着,即使这边比较弱,也一样可以占上风。讨袁护国之役如此,直皖战争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媒体逐渐成熟了,偏向是有点偏向,公然造谣,还是不大敢做了。狼来了,喊一次两次行,喊多了,报纸就没人看了。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自打国门一开,中国很快就有了传教士和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到了《申报》(1872年创刊)和《新闻报》(1893年创刊)时代,才算有了媒体。戊戌变法期间,一干鼓吹变法的人士办的报纸,《时务报》、《湘学报》,虽然风靡天下,但其实更像是连续出版的宣传品。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真正像个报纸了,还得是预备立宪开放报禁之后。不过,这个时候,媒体政治也登上舞台了。

革命党人重视宣传,但是,在媒体时代,如果直截了当地像过去那样宣传造反,鼓吹革命,报纸不仅无法生存,也不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只能是办了《民呼日报》,办《民吁日报》,《民吁》被封了,再办《民立报》。所以,即使存心煽动革命的报纸,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注重新闻,瓦解清朝统治,多从新闻报道入手。

山西的革命党人在北方是比较生猛的,所以,革命爆发后,北方各省,除了陕西之外,也就是山西能独立。虽然独立之后的政权复被北洋军赶走,但毕竟独立了。辛亥革命山西新军能够顺利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山西新军的革命党比较多,而且不少身居高位。这个状况能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份报纸,这就是创刊于1907年的《晋阳公报》。

《晋阳公报》是接着《晋阳白话报》办起来的,是一份在山西很有影响的日报。其本身,就是朝廷预备立宪过程中的新生事物,跟各地白话报一样,都是精英用来开启民智的。各地的白话报,如果掌握在立宪派手里,就温和一点,如果掌握在革命党手里,就难免兴风作浪。不幸的是,《晋阳公报》恰是革命党人办的。主编王用宾和编辑记者多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后来,山西革命党人景梅九在北京办了《国风日报》,也比较关心山西的事,两报联成一气,声势大,力道足。

当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此人在晚清号称能吏,二十四岁中进士,少年得志。思想新,而且敢作为。在山西从道台、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过来,对山西官场很熟,对整个省的情况也很熟,办新政办得起劲,也有声色。在新政期间,凡是能吏,开明的能吏当政的地方,革命党的势力就发展不起来。当年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安徽的革命党就没太大的声势,张鸣歧在孙中山老家的广东,广东的革命党也不景气。张之洞在湖北,湖北的革命党也没脾气。山西也是如此,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阎锡山早就回国,而且留学生考试合格,得了举人,也只做了一个标的教练官。至于留日学警察的南桂馨,则连个职位都没有。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上两人才这么好。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了革命党被一网打尽。到了这个时候,丁宝铨仍然没有查封这家报纸,可见他还真够开明的。

但是,整丁宝铨的机会,还是来了。新政期间,清廷制定了六年铲除烟毒的规划,提前完成有重大奖励。丁宝铨为了向朝廷邀功,准备提前实现禁烟。当时,山西交城和文水两县是北方著名的鸦片产区,每年割烟季节,各地烟贩云集,种烟收入,是为当地大宗。1910年夏,正当鸦片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铲烟,两县不肯,一些种烟大户,甚至谋划武装抗命。丁宝铨大怒,派夏学津带第二标前去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百多人。

得知这个消息,《晋阳公报》派出记者张树帜前去采访,然后在报上发表连载,揭露惨案,北京的《国风日报》也跟进,不仅把文交惨案大肆渲染,连同没影的丁夏之间的所谓风流韵事,也加了进去,连日刊登丁的罪状。一时间,文交惨案成了国内闻名的大新闻,丁宝铨和夏学津声名狼藉,到处在传说他们的恶行。在京的同盟会员,借机大肆活动,最终运动到名御史胡思敬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本。尽管丁宝铨做了很多的补救,把记者张树帜逮捕,查封了《晋阳公报》,上京说明情况。但毕竟死了人,赶上参案,按规矩,人就得动一动,夏学津不仅没有升官,连标统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陈夔龙还算客气,多方为丁宝铨开脱,丁交部察议,最后落个因病奏准开缺,只能走人。山西人事大变动,阎锡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统,革命党人温寿泉做了陆军小学的监督,另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价已经在第一标做了管带,加上早已是革命党的乔煦、张瑜两个管带,南桂馨、仇亮、常樾都进了新军担任官职。山西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几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到第二年革命爆发,山西成了北方第一个响应的省份。人地两生的陆钟琦江苏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阳历10月初)才来到山西,履任未及一个月,就送了小命。

虽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说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毕竟丁宝铨和夏学津做的这个事,并没有多大的不对头。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但是,在那个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体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没有是非可言。而当年的清廷,碍于舆论压力,不能审时度势,查明真相,把个忠于自己的能吏调职,不倒台,有天理乎?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报纸开天窗,在现在的媒体人眼里,应该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有的事。至少新闻史的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报纸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通不过的新闻和文章就得拿下,报纸在被抽掉的新闻或者文章之后,编辑不加填补,故意留出空白,以示抗议,这就叫“开天窗”。为现在的人们熟知的一次开天窗事件,跟共产党人有关,那是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因为皖南事变被迫开的天窗,不过天窗上并非一个字没有,那上面有周恩来手书的一首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的确,由于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这回事,所以,报纸通不过检查,才可能开天窗。办报纸,是需要成本的,版面,尤其是有影响的大报,版面就是钱,开天窗空着,意味着钱就没了,如果不是故意表示抗议,断然不会这么干。在国民党当家之前,北洋的武人们,对于报纸大抵管不了。实在被骂得受不了了,就派警察把报馆封了。人家换个地方接着开,骂得更凶,武夫们一点招儿都没有。最蛮横的,像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胡子,就抓记者杀头。好像也不怎样顶事。记者躲到你管不到的地方,大不了进租界,骂街依旧。这是晚清以来的传统,报界有个说法,报馆跟监狱是隔壁。当年沈荩被杖毙,章太炎和邹容进了监狱,清政府声誉大坏,然后清政府改革,制订了报律,但对于报人就也就基本没辙了,不止对躲进租界的报人没辙,对租界外的报人也没辙,顶多封人报纸,人家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再开,政府只好一任报人一天天嚣张。

国民党刚上台的时候,报人还是习惯硬顶,蒋介石说,他有一百万军队。申报老板史量才说,他有不止一百万的读者。后来,史老板莫名其妙地在沪杭路上遭遇了枪子,被打成了筛子。此后的报人乖了,新闻检查官也上任了,无论书报,检查不通过,就不准出。报人偶尔有点脾气,就开天窗。当年的大公报,文汇报都开过天窗,共产党人办的新华日报,也开过天窗。

不过,开天窗这种事,细究起来,在中国,其实是国民党人开的头。晚清那阵儿,国民党人曾经有过很多别的名字,但人们都叫他们为革命党。当年的革命党人,自打办《苏报》的章太炎和邹容起,就是办报的好手。南方的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詹大悲,还有成了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北方的于右任、景梅九,都是行家里手。随着清政府对报业的管制越来越松,他们办的报纸越来越多。一直把报纸办到了天子脚下,北京城里,一度很有名的《国风日报》,就是革命党人办的。

那个时候办报纸的人,都是从写稿、采新闻、编辑,到印刷、发行一把抓。革命党人尤其穷,雇不起人。就那么几个人,所有的事都包办了。实在采不到新闻,就自己编“独家电讯”,再不就连夜通宵赶一篇稿子填上。最极端的如陈独秀当年(也是一个革命党),办《安徽俗话报》,一个人包揽从写到发行所有事情,忙到虱子多到从脑袋上往下掉。《国风日报》在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份报纸,经常穷得揭不开锅,需要敲朋友的竹杠,才能办下去,可是办着办着,也许是由于原先在日本学军事的革命党人,如吴祿贞、蓝天蔚、阎锡山等人,都在新军里做了高官,革命党人可以去打秋风,也许是报纸的销路有了改进,进账多了。反正办报的人,有钱了。写稿子也好,开编辑会议也好,都进了八大胡同,可以叫局,让美人陪着,一边高谈阔论,一边莺莺燕燕。那个时候,革命党人没有禁欲的意思,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在妓寮里混。有醇酒妇人,革命才更有干劲。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党人,只要口袋里有钱,个个都有相好的校书、长三、幺二(妓女等级),在北京,则换成了苏妓(当年北京最好的妓女是苏州来)。写稿也好,编辑也罢,泡在“苏乡”里不肯出来。

辛亥年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都很灰,几个月报纸都没有生气,可是冷不丁武昌起义爆发,大家一下子跟打了吗啡似的,陡然兴奋起来。《国风日报》马上把这消息用二号字排出来,用号外推出。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京城更乱,人心惶惶。都以为肯定革命党人大胜,清军完了,否则怎么可能空了一整版。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于是办报的革命党人左一封前线快电,右一个武昌消息,字里行间,总是在张扬革命党的胜利,京城依旧人心惶惶。

《国风日报》的天窗开的太大,开的好玩,北京有份画报,为此特意画了张漫画,上面四人搓麻,一个人打出一张白板,明晃晃的,下面一行字:你怎么打出一张白板呢?天窗,开成了白板。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十几二十年,当年的白板,居然轮到人家给国民党人出了。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西牢就是租界里的洋人办的监狱。按道理,所谓的租界,不过是洋人在中国租的地,租地之内,怎么能有监狱?但是,在那个年月,中国国家太弱,明白事的人也少,租界硬是被洋人稀里糊涂地变成了国中之国,不仅拥有独享的管理权,而且有司法权。不仅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中国当局管不了,就是租界的中国人,也归租界当局管,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外合审,但实际上是外国人当家。这样的事,从道理上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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