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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辛亥:摇晃的中国-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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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风浪。海关不让进口,就偷偷往里带,特别是让满人留学生往国内带。先把成捆的《民报》包好,上面写着“法政论丛”,然后交给相识的满人留学生,让他们带给国内的某人。过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看见既是满人,而且头上有辫子,自然就不查了。这些夹带的满人,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过,后来我们在革命党人的回忆中,提及他们的革命启蒙读物,似乎很少提到《民报》。不是《扬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军》和《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的小册子。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大江报》有个“大”字,但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报》被查封,消息是他们自己用电报传出来的,此后,上海的报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关注。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可怜的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递交呈文,为《大江报》说情。但是,武汉以外的报纸,可就没这么客气,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甚至还恶心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还说,像《大江报》这种言论,在各地多的很,如果以此种文字为激烈,无非是地方长官之别有用心的“特别发挥”。《大江报》的读者,连日到报馆门口“凭吊”,门口一时间堆满了“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一时间,湖北官方很是被动,声名大坏。

当然,既然起诉了,不判是不行的。《大江报》这样的文字,如果按字面抠的话,也的确违法了当时的报律,有不少公然抨击宪法大纲和鼓吹革命的关碍文字。说它涉嫌扰乱治安,混乱政体,也不是没有道理。碍于舆论,此案判得相当轻,仅仅对詹何二人课以罚金八百元,两人没钱缴纳,也不想缴纳,故判刑一年半抵交,《大江报》被判永远不得出版。其时,已经是1911年的8月,离革命爆发没几天了。

当然,如果革命党人有钱交罚金,詹、何二人可以不坐牢,换个报名,还可以接着办,接着骂当道,接着激进,都没问题。但是,湖北的革命党人一向闹穷,办《大江报》,还是有人破家相助筹了一点钱,报纸被关,本钱都亏进去了,哪里有再办下去的财力?尽管官方按法律说,如此办理,并非过分,但此案毕竟属于因言治罪。这种伤害言论自由的恶事,在当时名声很坏。詹、何两人的坐牢,实际上起到的是一个昭示当局丑恶,弄臭当局的作用。所以,就是能够弄到钱,这两人也是不会交罚金的,就是要坐牢。两人坐牢了,文戏完了,该武戏上场了。革命党人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起义的筹备,买枪,买子弹,试验炸弹。虽然起义没有按预定的计划展开,但包括黄侃在内的新军士兵,还是用手里的枪,赶跑了瑞澂。将詹大悲与何海鸣接出了监狱,《大江报》隆重复刊。

但是,复刊后的《大江报》,转过年来,就再次被查封,这回干坏事的是黎元洪。罪名是《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除去政府,不要法律,甚至废除婚姻,不要家庭。跟清朝的总督不同,此番查封要狠得多,黎元洪是要把主笔政的何海鸣抓住就地正法的。然而,军警到报社时,何海鸣正在大舞台串戏做票友,闻讯,一溜烟走了。这样的严厉处置,恐怕不是报纸主张扰害人心那么简单。革命之后,原来的同盟会同志已然分裂,而黎元洪跟依然坚持同盟会立场的人,对立日益明显,而这些人(其中包括玩世不恭的何海鸣),对这个首义元勋,现在的副总统,也愈发不恭敬,成天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的段子。人要脸,树要皮,况副总统乎?

黎元洪很快就进京做副总统了,接茬治者,先是老段,段祺瑞,未几换为小段,段芝贵。小段在官场人缘极好,但就一样毛病比较大,寡人之疾难治。到了武昌不久,名伶王克琴即被他包养。革命党人胡石庵主编的《大汉报》屡揭此事,老是讥讽“军爷有钱”(戏曲《游龙戏凤》的一句戏词),还揭出小段当年买名伶杨翠喜送权贵的旧账,惹恼了小段,趁打击国民党的东风,胡石庵和报社一干人都被抓到军法处,最后判刑。还好,小段是年(民国二年)的八月就被调走,继任的王占元不愿意做迫害媒体的恶人,把《大汉报》一案的人犯,都给放了。《大汉报》事件,算是《大江报》的余波。新闻自由这种事,离开北京和上海,即使民国了,也真还有点难缠。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自打有了媒体,媒体在政治中会起到某种很奇妙的作用。中国进入传媒时代,是20世纪初,清朝的新政时期。朝廷逐渐开放报禁,使得媒体一天天活跃起来,逐渐地不再需要托庇于租界,也敢放言无忌。即便是革命党人,只要有银子,也可以改头换面,大办报纸,甚至在北京的天子脚下,办报暗中宣传革命。被发现了,关了门,再办一家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原本就人心浮动,荫昌出征,盛宣怀送行,嘱托他千万保护汉阳铁厂,保护好了有赏。荫昌回答说,你就准备好钱就是了。结果被记者听去,解释成军饷不继,导致银行发生挤兑。多数的报纸都倾向革命,所以,在舆论鼓吹和气氛渲染上,往往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无意地,革命党方面的胜利,就夸大,失利则掩饰。各地的响应与骚动,有与没有,但说就是有。弄得满城风雨,举国狼烟,害得整个朝廷,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达官贵人,纷纷往天津租界跑。当时的当政者,多为少不更事的满人亲贵,缺乏政治经验,更没有应付传媒的经验,当家人自己就不知道如何辨别消息的真伪。所以,在媒体有意(有革命党人制造)和无意的“新闻战”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先是被革命党推着走,然后又掉进了袁世凯的陷阱,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当时的“新闻战”,有一部分肯定是革命党或者同情革命的人发动的。一个很有效的战术,就是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大象,把芝麻说成西瓜。真的假的,搅和到一块儿,令人真假难辨。当然,也有性急的,干脆直接造谣,凭空制造一个假消息,以期引发朝廷方面的混乱。

革命当口,世界的通讯,还处于有线电报时代。清朝在各大城市之间,架设了电报线,便于政令和军令的传递。官方的电报局,主要任务是传递官电,但有空闲的时候,也拍发些民用的电报,借以挣点钱花。当时以上海报业最为发达,但北京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先是西文报纸在北京设通讯员,把每日的最新消息,用电报传到上海。后来,几家大的中文报纸,也纷纷效法,在北京设通讯员,每日打听点消息,就到电报局拍发专电(有些通讯员,干脆就是朝廷的官员暗中兼的)。有些没钱干这事的报纸,包括一些革命党人办的“穷报”,也有自己的办法,则干脆关起门来编专电。据说,凭着政治嗅觉,有时还真编得挺像真的。当时的香港,比起上海来,还是个小地方,传媒不发达,最大的华文报纸,就是名士王韬任过职的《循环报》。香港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消息,也得靠专电。当时香港只与上海有电报线的连通,所以,《循环报》就在上海安了一个通讯员,每月发几十元工资,专门给他们拍发专电,至于北京的消息,只能靠这个通讯员去跟别的报纸驻北京的人通融,或者从别的报纸那里蹭点来。而香港别的华文报纸,再从《循环报》那里买专电。好在这些小报,涉及大陆的消息不多,这样也就可以对付了。

当革命爆发,各地骚动之时,一位同情革命的华侨,带了一些钱到上海来支援革命,不知怎么一来,结识了《循环报》驻上海的通讯员。当时广东尚未独立,两广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还在顽抗,只同意保安(保境安民),不希望独立,革命党一时半会儿推不动。那位华侨觉得,可以利用拍专电的机会,造点事端,给广东方面制造点混乱。华侨有钱,而通讯员缺钱,不愁他不答应。于是,通讯员就拟了一条“北京专电”:“京陷帝奔”。华侨觉得还不过瘾,改为“京陷帝崩”。通讯员犹豫了一下,就这样发了过去。这个谣造得实在太大了,香港《循环报》接电后,一时拿不准,没敢发表,反而来电询问这消息有无根据。通讯员有些慌,忙问华侨怎么办?华侨说,你就回电说京电不通,无法核实,保险没事。连电报都不通,京可是真的陷了。这回,香港方面信了,一时间,登载大字的“京陷帝崩”消息的报纸,传遍了香港。据当时人回忆,说当时全港的华人,欢声雷动,举市若狂,纷纷燃放鞭炮,上街庆祝,一些外国人也跟着起哄,英国警察止都止不住。当时粤港间人员往来,没有太多的障碍,这骇人听闻的假消息,马上就传到了广州。张鸣歧和李准这样的大员,跟北京有电报联系,也许不会信,但底下的人,听说道路传闻,香港那边报纸说了,京陷帝崩,北京完了,皇帝翘了,谁个不慌呢?总督提督以下的人员,个个惊魂不定。总督就是出来辟谣,也未必有人信。不消说,这个假电报,肯定对广东的局势会有影响。全国光复后,香港报纸都知道了,他们当初报的是个媒体的谣言。但是,这个谣言“政治正确”,所以,也没人追究。

进入民国之后,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军阀开战,武戏开锣之前,先要打电报战,你来我往,骈四骊六的,看似好像吵架,但不是给彼此看的,都是发到报纸上,给大众看的。一般来说,比较会造势的一方,电报战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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