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一天(全文)-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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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令人敬佩的学识和手术技术，每当他做手术，房间内都聚满了观摩的人；他有完美的医德，不论是对病人还是对病人家属，都耐心地聆听，深入浅出地答疑；他是一个好老师和好兄长，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住院医生教育、扶持有加；他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妻子是手术室的护士长，两人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子。他常常给周围的同事展示儿子们的照片，像智力测验一样让我们辨别谁是老大，而我们只好靠抛硬币来甄别。这时，老师总在一旁满足地微笑，并调侃道：“为病人做诊断，可不能瞎猜哟。”是呀，用最先进的DNA检测手段也无法将这两个小伙子区别开，何况是肉眼呢。
但老师没有一个好身体，十二指肠溃疡常常在做手术时折磨他，不得不在术中吃些“抗酸”药，喝点牛奶，继续坚持。我刚刚进入外科工作就听说他有“十二指肠溃疡”，曾出过血，喝冰盐水再加止血药都没有压住，急诊作了胃大部切除术，现在体内仅存四分之一的小胃，一天要吃四五顿饭。护士曾告诫我们，
冰箱内有一瓶冰盐水，任何人都不能动，那是老师的救命水。术后的老师曾有过“再出血”，就是喝了冰箱内常备好的盐水，平躺了半天，就好了，居然都没有耽误工作。
周围的同事都羡慕我的运气，跟随了这样一位好老师。他曾在手术台上指导我做胃大部切除术，“这是我们外科的经典手术，要掌握它，关键的时候还是最可靠的救命方法”，老师意味深长地说。数年前就是同样的手术救了他的命。当时，胃大部切除术是首选的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的方法，如今可选择的方法很多，而且更安全简便，创伤大的胃大部切除术只在“胃癌”患者身上运用。
又是一个除夕，作为住院医生的我当然要值班。从老医生那里得知，热闹的大年夜总要让一些狂饮的年轻人患上“急性胰腺炎”，非常凶险。患者腹腔内释放的胰酶，会将周围组织破坏“融化”。较重的病人需要急诊行清创术，敞开腹壁，将坏死的组织引流出来。我有点恐惧，心里没底，但当我发现老师是全院外科总值班时，踏实了许多。
节日的夜晚常常是多事之秋，还没顾得上看一眼春节联欢晚会，我就已经在手术室里完成了两个阑尾切除术。刚想轻松一下，住院总医生的电话来了，一个急性胰腺炎的病人已在来手术室的路上了。我既兴奋，又紧张，赶紧通知老师，这是我们约定好的，他答应指导我。电话那头听到了老师熟悉的声音，但我感觉到了他不太正常的态度，似乎表现出了少有的犹豫。他像是在捂着话筒商量着什么，终于坚定地告诉我他马上就到。
我又有机会向老师学一招了。趁这一间隙，我用内部电话通知病房护士，有急诊病人术后入院，准备床位。护士告诉我应该打电话问一声老师家里情况怎样，因为老师刚刚来过病房，从冰箱内拿走了那瓶冰盐水，加了点“垂体素”，说是给大儿子喝，小伙子出现黑便。“黑便？”我惊讶地重复着。“黑便”意味着有上消化道出血！我怎么这么粗心，居然发觉老师态度异常却没问问原委。当我还在自责时，老师走进来了。
“您儿子怎么样了？”我急切地问道。老师看上去若有所思，皱了一下眉头，故作轻松地回答：“黑便，200克，精神有些软，喝了半瓶冰盐水，睡了。”他话锋一转：“汇报一下病人情况。”
手术很顺利。我们脱下手术衣的时候，春节晚会刚刚结束。互致新年好后，老师回家了。我完成手术记录，一头倒在医生值班室，昏睡过去。
一阵电话铃把我唤醒：“快去手术室！”护士有点歇斯底里。我迷迷糊糊地问道：“又是胰腺炎？”“不是，是老师的儿子，大出血！”“啊？！不……”我一骨碌爬起来，直冲手术室。
在我的眼前，老师抱着冰凉的儿子，小伙子半张着的嘴好像要说话，可紧闭的眼睛再也睁不开了。师母满脸泪水，不断地哭叫着：“对不起你呀，孩子，我们白学医了。”一群护士同事抱着师母一同哭着。我感到天旋地转，内疚和悲伤交织在一起，真想怒斥上天，为什么如此不公？
事后了解到，小伙子在放鞭炮时，提前结束回家，向爸爸诉说他没力气。不久，上厕所排便，是黑色的。老师到病房拿来为自己常备的冰盐水，给儿子喝下，并让儿子上床睡觉。儿子有些恐惧，曾问过：“爸爸，我会死吗？”老师回答：“别瞎说，爸爸是医生，睡一觉就好了，爸爸陪着你。”老师每半小时测一次血压，情况还算稳定。这时我的电话来了，他犹豫，但他还是离开了儿子……
手术结束一跨进家门，他马上奔向床边，但儿子已面色苍白，呼吸微弱，血压测不出。“备血，胃镜，急诊手术……”老师在家里吼叫着。
老天没有关照好人，没有给老师的孩子任何机会。老师牺牲了儿子，拯救了病人。
我从此无比自责，要是我不叫他去手术，他会及时发现儿子的病情变化，挽救儿子的生命。我总想向老师忏悔，但老师没有给我任何机会，他只是比以前更多地陷入沉思，更疯狂地投入工作。
中年丧子的老师，成为我胸口永远的痛。
天使也流泪
◆单非易辽宁省丹东市中心医院肾脏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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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从事普普通通的护士工作已经三年了，说不上热爱，多半是为了生活。即使看到那些轰轰烈烈的护理事迹，也总是淡然一笑，普通人，有几个能达到那种境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那天，科里收了一位重病的老者，病情重不说，还没有家属，全部的料理都得我们护士来完成，而不幸的是，那段时间，我是责护。既然摊上了总得干吧。说起来容易，看见那满身的褥疮、皮屑……我在家可是连碗都很少刷的！但别看这老头病情重，精神却一点也不倒，刚入院就挑了我一大堆的毛病：扎针时动作太猛、褥疮消毒时被子掀开得太大、吸氧管弄得都能勒死人……真气死我了。末了，竟在全科护士面前给了我一句“就你这水平当护士，能治好病才怪”！
那晚，我第一次泪流满面，为碰到这么一位病人，更为这烦心的工作。
次日晨起，看见镜中仍眼圈微红的我，暗下决心：糟老头，你不就会挑刺儿吗？我偏不让你得逞，我读了这么多年的护理，岂能败给你！于是，我扎针时不再生拉硬拽，皮肤消毒时尽量注意保暖，吸氧时不再盲目固定……总之，为了不让这老头挑出毛病，我能想到的都想了，不仅如此，我甚至还记了备忘录！那几天，这老头子的抱怨声真的越来越少，有时一整天也挑不出一个毛病。而我也有些得意洋洋，不知道是应付住了他还是为了我那无可挑剔的护理技术。可是即便如此，他对我还是时常甩白眼。
那天快下班时，护士长突然把我叫了过去：“你是怎么做的？消毒纱布掉在地上不知道捡回来吗？还得那老人家提醒，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还怎么完成护理工作？……”那晚，我再一次怆然泪下，不是因为这位病人，而是为了那个小小的失误。
次日，再次面对镜中的我，那张平静的面孔上找不出一点怨恨的表情，相反，却充满了愧疚与感激。此后，我凡事都要考虑周全，不仅护理操作与处置，更包括待人接物。病人能想到的，我当然要先想到；病人想不到的，我也要想到。工作仿佛是一种智慧的较量，充实且几近完美。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那老人的一句抱怨。
一天我休班，正在放松之时，科里打来电话，说那个老者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一定要见我。天哪，这上班时间不够用，都折腾到休息日了！听了电话那头“快过来吧，不知他又抓到你什么把柄了”，我简直都快疯了。赶到科里，满心疑虑地来到老者床前。出乎我意料的是，这老者突然露出了笑容。上帝啊，这么多日子，那张堆满怨恨的连皱纹都要打成死结的脸上竟然露出了笑容，我不禁掐了自己一下，以示不是做梦。“闺女，这些日子对不住你，净是挑你毛病，我老头子向你道歉了……”
我觉得不是他病入膏肓，就是我脑子进水了。
原来，他一直多病，本有几个儿女，可是随着病情加重，儿女和亲属都离他而去。渐渐地，他变得暴戾，不再相信什么亲情。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尤其是对我的“折磨”，他不再觉得人与人之间只有冷漠。他竟然说出了感谢我的话，还郑重其事地在护士长面前向我道谢！天哪，我那完美的护理只不过是不让他挑刺儿，竟然能化解开这冰冷的心，我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自豪感……
再上班时，老者已经离世了。听那晚抢救的护士说，老者临终时竟流出了眼泪。
对镜换装时，我突然看见两颗晶莹的泪滴，流过脸庞，却痛在心里。因为赌气，我练就技术，磨砺意志，竟然化解开了一段心结，他最后的眼泪就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那一刻，我懂得，伟大总与平凡相伴，只要你善于应对，勤于努力。
留不住自己生命的医生（1）
◆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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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是我师弟，一个身高1。80米的山东大汉。我考上研究生时，他接我的班成为住院总医生。在欢送我的晚宴上，一帮哥们灌完我之后又灌他，理由是，我读研究生理应喝个大醉，但小王成为他们同学中最年轻的住院总医生，让人嫉妒，也应一醉方休。他敬我酒时，抱着我的肩膀说：“老哥，感谢你把机会让给我，我不会给你丢人的。”虽然我知道他接班是水到渠成的事，但还是欣然接受了他的感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小王挺帅，但更有灵气，是学有余力的那种才子。他买过几轮
股票，据说赚了些钱，并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人已订了婚。同学们都知道他有点小钱，常常要他请客。小王人缘好，只要同工作不冲突，他总是慷慨解囊。
我几乎每天都同小王通电话，讨论学术问题，我们是搞肝胆外科的，当然少不了肝炎、肝硬化及肝癌三部曲的话题。他反映，最近肝癌伴混合型肝炎的病人很多，超出了单纯乙肝的范畴。有的病人病情凶险，很容易快速进入重症肝炎的急性肝坏死，这种情况以青壮年为多，常有输血史。我们谈论着可能的病原体，并约定
图书馆见。
可是，小王却没有如约到图书馆，他发来短信，说手术接台，无法赴约，并要我将检索的结果告知他。
我登录Google，键入hepatitis（肝炎）主题词，有关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的信息有上亿条。其中丁型肝炎是过去“非甲非乙”的一种，属于残缺病毒，常与乙型肝炎混合感染，经血清传播，发生急性坏死性肝炎的机会很高。
小王终于接我的电话了，我一股脑地将我检索到的内容向他倾倒出来。他好像很累，还有点沮丧。他告诉我，手术时，作为第一助手的进修医生动作很慢，术中出现大血管出血。小王在帮助暴露手术野时，手指被助手缝血管的圆针扎了一下。这个病人有乙型肝炎。我们
都沉默了一会儿，他喃喃自语道：“但愿这个病人没有丁型肝炎。”
小王病了，他乏力，厌食，并出现了黄疸，而且黄疸指数急剧上升。化验结果出来了，病人是肝癌伴乙型及丁型肝炎病毒混合感染。我几乎放弃了上课，陪伴着小王。他每况愈下，人时常昏睡，还有谵妄（说胡话），说的大多是手术台上的用语。他的躯干不断在脱水，肚子不断地变大，腹水出现了，这一切都是不祥的征兆。
救他的唯一希望是肝移植。肝移植需要巨额费用，好在医院领导承诺帮助解决一大部分。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小王的未婚妻，她掌握着未来家庭的经济大权。未婚妻广泛地向专家们咨询肝移植的成功率、预后及生活质量，并不断散布“其实小王没什么钱”的言论。
小王醒了，他望着我，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虚弱地说：“我让你失望了。”我握着他的手，告诉他，院领导、同学及同事们为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正在找合适的肝脏，一定要挺住。他微微地笑了。
我被命令远离小王，因为他已经没有抵抗任何感染的能力，而且昏迷了。我天天站在ICU（重症监护病房）外的玻璃窗前，看着浑身插满管子的小王，看着他一天天由黄变黑。
终于有一天，他的口中冒出了鲜血。ICU的同事们象征性地在小王的胸上按了几个来回，拉了一大段已成平线的心电图，宣告了这一年轻生命的终结。死亡证书上填写的年龄是32岁！
我走进ICU，同护士一起为小王擦身，穿衣。那位未婚妻在旁边问我：“人死的时候，是不是传染性最强？”我忍无可忍，对她大吼：“你给我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