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族--看我们生在凌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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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以称得上是主角，但是他在台上的每一步每一个姿势都不是他说了算，充其量他只是旁边大人的一个语音无线电遥控木偶。当时台上的那位可能是导演的家伙不断的对张山山说不行，重来，由此耽误了不少时间。当时我死盯着台上的蛋糕，眼珠子差一点就飞了上去，心说你还有万没完，然后在这句话的前面还加了句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被称为是“国骂”的一句话——操你妈了的！
当蛋糕发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不免有些失望，虽然蛋糕看上去很大，但是几百号人分下来，到我手里也就只有不大的一块了，吃蛋糕时我犯了猪八戒吃人参果时的错误，狼吞虎咽吃的太快，连什么味道都没品出来蛋糕就没了。我看了看周围的人，他们在发现我在用放着绿光的眼镜看他们碟子里的蛋糕以后，多年的经验使得他们很快知晓我随即将要采取怎样的行动，为了不让我的阴谋得逞，这些人全都急忙几口将蛋糕吞了下去，不给我一点机会，其中包括几个平时很淑女的女生，能把淑女逼成饿隔，这使我意识到，看来我还真不是一般的可怕。
当时还有一段插曲，就是王鹤同志在吃完蛋糕以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举手汇报：阿姨，蛋糕我还要！一位阿姨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说了一句在十几年以后因为春节晚会上的一个小品而红遍全国的名言：你要多少是多呀！吓得他连忙闭嘴。我估计当时抱有和王鹤相同想法的人还有很多，至少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这些人都被这位阿姨的一句话而将自己的欲望给憋回到自己的肚子里，然后和那一小块蛋糕一起被消化掉。当时看着张山山在台上开心的吃着一块比我们的大上十几倍的蛋糕时，我在心中暗暗发誓：等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要弄一块比你的蛋糕大十倍的生日蛋糕，分给王鹤分给刘臣分给小王鹏分给在场的所有人，就是他妈的不分给你张山山！
当时我对我的这一梦想非常的迫不及待，我在吃完蛋糕后小声的问旁边的一位很年轻、看上去也很和蔼的阿姨：什么时候给我过生日？
那位阿姨想了想，然后笑着对我说：快了，等给你过生日的时候也给你做一个大蛋糕。
我说：真的？
阿姨说：真的。
我信了她的话，但是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我没有吃到托儿所做的大蛋糕，我上当了。
1989年值得记忆的事情还有很多，对于王鹤和王鹏来说，1989年发生的一件事绝对能让他俩牢记终身，对于他们来说，因为这件事情，这一年变成了极其黑暗的一年。那是那一年的五月，这对本来关系好的穿一条裤子的哥俩，不知为什么竟然在六一节前一天发生了火并，这场短促但十分激烈的武装冲突不但给双方的身体造成了严重伤害，而且对两个人的精神也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一年王鹏家乔迁新居，搬到了王鹤所在的石棉矿家属楼，因此王鹤和王鹏就成了同住在一栋楼的邻居。按理说，两个人住的近了，两人的关系应该是更加紧密才对，但是邻里的情谊毕竟比不上“权力”的诱惑，有道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为了争夺当地孩子中老大的地位，这两个同样都很争强好胜的家伙产生矛盾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当地，传统上一般都认为王鹤是这一栋楼众多学龄前小孩的老大，而王鹏则是第二把金交椅，由于王鹏这个外来的新人存心想要挑战王鹤执牛耳的地位，所以他迫切的想要在一场战争中战胜王鹤，而王鹤自打王鹏搬过来以后，也早就想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因此虽然两两个人在表面上还经常玩一对玩具甚至一块去调皮捣蛋讨狗嫌，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二者之间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所缺的只是一个开战的理由了。
这两个家伙是这样打起来的，那天王鹏在外面欺负一个比他还小的小孩，一般来说，在石棉矿家属楼一带，能让王鹏欺负的小孩子还真不太多，因为绝大多数的孩子武力上都要超过他，好不容易抓到个机会，王鹏自然不会放过。就在王鹏将那个小孩收拾的五迷三道的时候，我们那位“正义的使者，英雄的化身，石棉矿家属楼弱者的大救星”，也就是王鹤同志出现了。虽然王鹤当初也常干王鹏干的这种勾当，但是在见到王鹏的卑劣行径之后还是忍不住义愤填膺，体内不多的英雄主义元素发作，当时王鹤认为自己身为老大，有义务维护石棉矿家属楼这一亩三分地的和平与安定，保护好自己的小弟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王鹏当着自己的面欺负小孩，不但破坏了这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也是明摆着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王鹤当年的武力正处在全盛时期，对于胆敢挑战他权威的人一律都是用拳头说话，虽远必诛，绝不含糊。由于劝说无效，王鹤因此和王鹏发生了争执，最后演变为武装冲突，那一次，王鹏照例又让王鹤给揍了一顿。
那次是王鹏被打的最惨的一次，由于王鹏在战斗中下了黑手，结果激怒了王鹤这位下手比他更黑的家伙。战斗一开始，王鹏首先向王鹤投出了一块砖头，但是很显然他的头差了些，虽然这块砖头是奔着王鹤的脑袋过去的，但是砖头却落在了距离王鹤身边2米远的水坑中，没有命中。王鹤见王鹏胆敢使用砖头这种在孩子们当中打架的时候命令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当下恼羞成怒，随后他立即也以砖头进行还击。王鹤虽然近身格斗的本事并不算太出色，但是他的投掷技术却是相当的高——那是出了名的指脑袋打屁股的主，他投出的奔王鹏胸口去的砖头首发命中，结结实实的落在了王鹏的头上，砸的他乌珠迸出，头上漏了个大窟窿血流不止。但是，凭着自己顽强的意志，王鹏站立不到，而且本着一种孩子特有的不服输精神继续冲王鹤叫号：有种你在给我一下！王鹤果然也是有本事的人，王鹏话音刚落，第二块砖头就落到了他的头上，又在他的脑袋瓜子上添了一道新的伤疤，两道伤疤一左一右，正好以他的脑袋中轴线形成了一道对称平行图形。第二下显然砸得比第一下要重，中招后王鹏没有在喊“有本事你在砸我一下”，直接就晕了过去，被路过的邻居扛进了医院。
在家好养伤几天后王鹏才回到了托儿所，向大伙展示了王鹤那天的丰功伟绩：当时他头上缠着厚厚的一层纱布看上去就像动画片里阿凡提的缠头，王鹏因此也获得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外号——“阿凡提”。
王鹤虽然是胜利者，但是下场照王鹏却没有好到那里去，甚至比战败者还要痛苦。王鹤的父亲在下班后知道王鹤打架的消息之后勃然大怒，见到王鹤二话不说上前就是一顿“如来神掌”，将王鹤的小屁股打退化到猿的形态——详情可参见动物园猴山里的，比红灯还要红。接着又发挥当年在长茂河子当足球队员的特长，用脚像踢球一样将王鹤一路踢到了王鹏家门口，然后一脚抽射，将王鹤送入了王鹏家的大门。王鹤飞进王鹏家以后直接就趴倒在地上，王鹏的父母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下跪请罪，还颇有些过意不去。
和以往二人打架一样，王鹤家赔了医药费，又让王鹤送给王鹏两瓶水果罐头。王鹏这个超级馋猫在见了罐头以后立马消了气，当即把王鹤给他两砖头的仇恨都转记到了小日本子身上，没等王鹤一家离去就打开了罐头眉开眼笑的吃了起来，恨得他妈直骂他“没出息”。二王又重归于好。王鹤经此一战明白了不少连不少国家元首都不明白的道理，战争他妈的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往往最后胜负的双方损失都是一样多，还有可能让第三方拣了皮夹子。至少，他俩打架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在旁边观战的观众们大饱了一下眼福。
第十章
很快我们就迎来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毕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局托儿所可以算得上是我们的第一个母校，不过我通常都管母校叫“妈校”，因为这样听起来比较亲切。和我一样，大多数人在一生当中，可能都要认上好几个这样的“妈”，小学是“妈校”、初中是“妈校”、高中是“妈校”、大学还是“妈校”。毕业那天我们的第一个“妈校”分局托儿所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水壶做为纪念。众人在毕业典礼上纷纷握手告别，仿佛一个个马上就要赴刑场就义。后来我们不少人又都上了一所小学，在小学的开学典礼上，众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操，你也在这！”然后就是一顿血骂。这一情况和婚姻是一样的，都是相聚时热热闹闹，分开时鸡飞狗跳，只不过我们是倒了过来。
分别那一刻王鹤摆出了一副特别伤感的表情，一边喝着水壶里的饮料，一边凭吊故人赵甜甜，也就是那个和我同同月同日生的姐们，此人以于半月前转走去了大西街小学去读学前班。提起他我和张山山的心中一阵愧疚，当年我和张山山这小子穷极无聊，于是便弄了一盒清凉油，将托儿所院子里晾的衣服裤子上都抹上了点这东西——其中有一条裤衩后来经证实就是她赵甜甜的。可以想象，当她穿上这条被我们加了“佐料”的裤衩将会是多么的难受。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做的实在是不太地道。在我的一生之中，每次毕业我都会留下一点点遗憾，举个例子说：在我高中毕业那会儿我就后悔没有把某位美女搞上手，当时明明有大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可惜自己因为在暑假的时候把全部身心都投进了CS这项伟大的活动之中，对于这位美女对我发出的多次约会邀请都当场回绝，没有抓住这一大好时机，结果害的我现在成天只能用“青春无悔”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而当年托儿所毕业的时候，我最大的遗憾却是：他妈的，发给我的水壶居然是漏的。
托儿所的阿姨们也和我们洒泪告别。在照集体照之前，托儿所还给我们每人发了最后一件纪念品——乙肝疫苗。当时不少的家长们都在场，所以阿姨们不敢使用平常里惯用的强行注射的手段。面对这些可以说是宁死不愿打针的孩子，阿姨们只好用“勇敢的好孩子”这个称号来悬赏招募自愿第一批去打针的敢死队员，做为其他不愿打针的孩子的榜样。当时我第一个站了出来。王鹤、王鹏、张山山、刘臣几人随后跟进。后来我们的一位家长（这里我就不点名批评她是谁了）回忆我们的这一壮举时说，“我在托儿所的时候，就看出来你们几个都是潮种。”潮是我们这的方言，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太好，我觉得可能就是沈阳人所说的“膘”在加上锦州葫芦岛人所说的“的儿”（此为意音，意为男性的睾丸）二合一，就是“潮”的意思了。据说在吉林那边也有人这么说，外地的人要是头一回听见的话肯定不知道这是骂人话。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山东的哥们就曾犯过这样的错误，当时他狂追我的一位朝阳老乡，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的那位老乡根本不领情，在他的死缠烂打之下，那位美女终于恼羞成怒，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他的鼻子用标准的朝阳话骂了一句“你潮啊！”这哥们挨了骂还不知道，反还以此为荣，到我面前炫耀说“我那口子（此称呼全世界只得到他一人承认）今天夸我了，说我潮！”。当时我听了差点没笑死，害的我还得废半天劲给他解释 “潮”字的意思，以免他在闹出类似的笑话。
出了托儿所就得上学前班——当时我们都叫“育红班”，据说这是文革留下来的名字，一直用到现在。上了育红班，那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小学，就是一个大孩子了”，我们的父母如是教育我们说。但是，我却没看出来我们究竟大在那里，在我看来育红班绝对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上育红班的和那些小学三四年级五六年级甚至是一二年级的孩子们相比是小不点，而要是和托儿所那些肩膀上别着手绢出门还要拉着绳子走的孩子相比，我们绝对是大哥大。这种身份使我们在犯错时在不能受到托儿所孩子的待遇，轻易被大人们原谅，因为我们是上了学的大孩子了，同时，我们也不能融入那些真正的小学生当中，因为，我们只是在上育红班，“还不是真正的小学生呢”。
1989年的那个夏天我家做为拆迁户，落实政策分到了一栋两室一厅的楼房。我上育红班的时间也因此被耽误了几天。搬家前几天，周围那些还没搬走的远亲近邻纷纷来我家祝贺乔迁之喜，顺便像我家要一些不宜带入楼房的东西，如鸡笼子、狗食盆、大号花盆以及装在笼子里的鸡、用那个狗食盆吃食的狗、和长在那大号花盆里的石榴树。其中，那条狗的送人让我伤心了好久。
那狗名曰“冬宝”，意为我魏冬冬的宝贝，与《编辑部的故事》里葛优扮演的李冬宝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很喜欢那条狗，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