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106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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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着。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着个担架，担架 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着的人，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 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着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 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的抬担 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 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 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 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 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着我们，小心的趋避着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 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着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 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 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 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 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 一看，吓得尖叫起来：“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 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 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 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 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着，动 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着，笑着，手里高舞着一面国旗，同 时，在放着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着：“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着，不敢相 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着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着大笑 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 着，疯狂的笑着，哭着，叫着：“胜利了！适适适适适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 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 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着呢！
我的故事第一部 二十七、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着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 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 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 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 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着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 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 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 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 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 “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 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 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 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 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 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 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 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 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着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 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 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 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 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 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 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 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 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 大哥哥们会带着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 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 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 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 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 句话：
“夜乙乙半啼，闻者为伤心。”
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 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 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 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 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 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 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 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 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 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 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 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 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 女，就忙着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 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 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 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
我的故事第一部 二十八、在上海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 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 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 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 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 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 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 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 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 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 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 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 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 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 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 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 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 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 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 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 怒而回，从此和大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