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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黑色念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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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们就常常在晚上或是下午,到朱丽家去上课。那幢小楼只住了朱丽和母亲两人。朱丽爸爸在战争中被飞机轰炸时炸死,她的一个哥哥也在前线战死了,惟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朱丽的母亲是个性情温厚的老太太,年近花甲,头发已夹有多绺银丝了。她见我俩来了,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咖啡,微笑着打个招呼或点点头,就退回自己房间。
我很快就发现了朱丽对水泊的感情了。给我们授课时,这姑娘总要穿着漂漂亮亮的时髦衣服,活泼又兴奋。在我读错了某一词的音节时,她不过莞尔一笑,给我纠正过来。水泊读错了呢,她就调皮地笑着,伸出手指冲他点点搠搠,要说上几句。她是一口柔和悦耳的巴黎口音,绝对地道,且富有音乐韵律。
在那儿上几天课后,我们都习惯了,水泊又恢复了他的机智诙谐的性格特点,常逗得朱丽尽情大笑。一天晚上,下了课,朱丽给我俩各端了一杯苹果酒来,她与我俩碰过杯,斜倚在罗水泊的沙发旁,一只腿伸到一旁,一侧的臀部挺着,左手就很自然地搭在水泊的肩膀上。
罗水泊很窘迫,脸涨得通红,蓝衬衫领上的脖颈前的血脉激烈跳动。我眨一下眼睛,暗示他尽量放松。他却耸挺着肩膀,似乎搭上面的不是一只柔软的手,而是不堪的千斤重负。他的额前竟已经沁出星点汗珠,半咧着嘴唇。法国姑娘的蓝眼珠却从酒杯上望着他,清澈,天真,仿佛什么都懂,又带一些嘲弄。
在旁边的我,滋味自然更难受了,只好没话找话,跟他俩东拉西扯。那段时间,一分一秒地挨过,实在太尴尬了。水泊使劲端着肩膀,茫然不知所措,眼神凄凉,一副惨兮兮的模样,真是又叫人怜悯又让人好笑。
朱丽笑一笑,到底还是放过了他。用手轻轻拍一拍他的脸颊,又坐回了对面的沙发,罗水泊却更是忧郁,眼睛不敢看她,一劲儿地盯着白色大理石壁炉架的镜子。一会儿,我们向朱丽告别,水泊却带些忸怩的神情向她细嫩的脸颊轻轻一吻。
走出朱丽家,我们默默无语。我知道他不愿意再提这个话题,还是忍不住说了:“怎么啦……瞧你累的!扛了五百斤麻袋呀?”
“唉,唉—;—;”他长叹一口气,站住脚,恹恹地说:“得了,得了—;—;得了吧!”
“你该有点儿男子汉气!”
“怎么……?”
“你拉过她的手亲一下呗!”
“嘿,不是那么一回事!不是!”他摇一摇头,嘟哝一句:“你哪儿知道呀!”
隐约的,我察觉他陷入了感情的漩涡里了。水泊挺聪明,其实也是个很潇洒的人,倘若对待朱丽只是逢场作戏,反而不会是那种傻呵呵的狼狈模样。他过于真诚,是优点,也是弱点,却又使他作茧自缚了。
越是遥远年代的事,记得越清楚。近在眼前的一些事,反倒是糊涂了。这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特点。说起了那个法国姑娘朱丽,确实是很迷人的。她的个子高高的,两条腿修长,身肢苗条。我记得,她比水泊高出小半头,比起我高半头。说她像荷兰人,是因为她的皮肤细腻光滑,是牛奶色的。不像一般法国姑娘那样略嫌粗糙。当然,我对待她也有过非分之想,羡慕水泊的桃花运。不过,她也难保没有缺陷;有点儿疯疯癫癫的,绝对缺乏淑女风范。平时手里老是夹着一根香烟,一根一根抽个不停。她的审美观点也颇有问题,身材修长,却总喜欢穿超短裙和紧绷绷的衣服,还喜欢穿红色衣服,弄得不伦不类。此外,她身上有一股膻味儿,再掺合了香水味儿,成了极难闻的味道。再加上香烟味儿,就更让人泛胃了。以前,我也见水泊常常皱起眉头的。他也向我说起过的。后来,水泊与她粘乎到了一起,奇怪,他的嗅觉似乎就丧失了,可见爱情的力量也能改变嗅觉。
水泊与朱丽的接触愈来愈频繁了。有两次,我从图书馆回来,就见到了他俩紧紧搂抱在一起。朱丽搂着他的脖颈,在他脸上和胸脯前蹭来蹭去。他呢,却正襟危坐在椅子上,抱着朱丽像抱个大冬瓜似的,张着大嘴,老牛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我一见此情景,慌慌张张急忙退出门外,觉得挺窘。以后,我也习以为常了。他俩一起亲热,也不再避我。朱丽很野,会在沙发上,使劲一揽,就将水泊搂在怀里,咯咯笑着说:“来,坐在我腿上……哈,你像个大娃娃!”
她大概看我在一旁挺尴尬,有一次也跑来亲吻了我一下,两人的嘴唇首次轻轻相触,一刹那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的嘴唇有点儿像薄荷,果然,那股古怪的膻味儿无影无踪了。
“噢,我猜到了,你心里肯定在起火!”朱丽咯咯笑着说。
“哪里,哪里,”我随便一挥手,“也就是,有一点儿嫉妒罢了!”
水泊与朱丽一起哈哈大笑,朱丽也要给我介绍一个女友,叫爱塞娜,是与她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我婉拒了,连忙谎称自己在国内已有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多久,我还真跟这个爱塞娜泡到一起了,这是后话了。清教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战后的法国尤其如此。我们楼后的一片小树林,几乎成了男女情人的天下。都是那些大学生,隔个三五米,就是一对,互相调情,搂搂抱抱,甚至公开野合,全是无所谓的。
我在内心还猜测,无论水泊怎样“道学”,岂能抵得住这个法国姑娘的诱惑?我肯定了,他俩的关系绝不只是肌肤之亲了。
我俩是无话不谈的,有一天,我装成不经意的样子子试探他:“你们俩要是生个小娃娃,肯定是漂亮的,黑头发,蓝眼睛的混血儿!”
“不可能,不可能的!”他连连晃脑袋,“我们不可能结婚!”
“不结婚难道就不能有孩子?什么逻辑!你俩真弄出孩子,难道还叫朱丽去打胎……”
“你这人,心里真是龌龊!”他却勃然大怒,“你想到哪儿去了!哼……你是不是以为,我俩真……是那个了!你简直把我看成什么了!”
当时,我真感到哭笑不得。我甚至想像到,朱丽大概也拿他一点儿也没办法,也是哭笑不得!说不定,哪一天,他俩在沙发上紧紧搂着,朱丽气喘咻咻,脸色绯红,头发零乱,伸手就要自己脱裤衩,却又被罗水泊脸色苍白地挡住:“别!别!可别……这不好!”唉,太可笑了。简直是有损我们中国男子的形象!但是,又能使这位先生有什么办法?他是儒生,骨子里还是那一套老玩意儿。当然,后一段仅是我的想象。不过,我敢断定,肯定离实情不会太远的,八九不离十。
朱丽对水泊可谓是痴情,她的妈妈也很喜欢水泊。由于她家得到一笔战争抚恤金,过着较富裕的生活,母女二人也颇想把这个中国小伙子招赘上门,他忠厚和温柔,有着东方男子的优点。他会很可靠的与她俩厮守在一起,安安分分过日子的。她俩却偏偏未想到,这个中国小伙子压根儿就不想在法国久住呢。
我们的房东老太太拉杜霍,与朱丽的妈妈很要好,她们总是礼拜天在教堂会面的。一天,吃过晚餐后,她忽然笑嘻嘻问我们,你们中国人婚姻礼俗是怎样呢?倘若是求婚,是男方向女子求婚,还是女子向男方求婚呢?罗水泊回答,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是不讲究这些的,只要两人相爱,任何一方提出都可以。但按惯例讲,是男方应该先求婚。我也补充说,这是新礼俗。中国的旧礼俗是,青年男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婚事,要由双方家长来决定。一般是男方的家长向女方家长提出请求,还要送一些东西作为聘礼。这个仪式是很隆重的。拉杜霍老太太惊讶地一拍掌说,哎呀,这可成问题了!她指着罗水泊说,你的家长远在中国,哪儿能到法国向朱丽家送聘礼呢?我俩这才恍然大悟,拉杜霍问这一番话的目的就是向罗水泊做试探的,大概是受朱丽母亲之托吧。我俩极尴尬,对视一眼,竟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她丈夫让·;克鲁老头儿为解脱我们的窘境,眨一下眼皮,她是开玩笑的,你们不要介意啊!
此事对水泊的刺激很大,他在房间里不停踱步,狂躁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说,“我太混蛋了,我不是人!唉……我辜负了一个姑娘的心。当时,我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留下,干嘛还要去爱她……唉,唉,我真混呀!”我又是劝解他,又是骂他,都不管用,以后就索性不再理他。那天夜里,水泊通宵未眠,长吁短叹,转辗反侧。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没想到朱丽母女俩将此事那么当真,盼望着他去求婚哩。我们都以为法国姑娘的性格是浪漫的,不过是一场感情游戏罢了。却未想到她对水泊是一往情深,竟在等着他的求婚!这也更增加了水泊的自责心理。
第二天,他没有去上课,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屋顶发怔。下午,又到小树林去转悠,直到深夜也未回来。我才着急了,怕这家伙真的自杀了。我与让·;克鲁一起去找他,没有找到他。他直到凌晨才回来,头发乱蓬蓬的,脸色发黄,理也不理睬我的询问,蒙上被服呼呼大睡了。
他疯了两天,一天晚上,忽然对我说,他要去朱丽家,把所有事情说明白。他爱她,但是,他不能娶她,他将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我瞥一眼他,冲口说一句:“有这个必要么?”又意识到此话不妥,我立刻又说:“哦,我陪你一块儿去吧。”“你别去,”他手一摆,神情已近于冷漠,“我一人去谈最好。”他梳一梳头发,整理一下领带,穿上西服,就出门了。
我还是不放心,也跟了去。到了朱丽家那幢小楼前,我犹豫着,仍是未进去。眼巴巴望着拉上窗帘的淡黄色窗户,猜测着里面发生的事情,罗水泊怎样才能将其微妙复杂的心理说清楚呢?他会不会心一软,又答应朱丽留在法国?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在草坪上徘徊许久,冻得够呛,两腿酸疼。两小时后,我仍等他不来,正盘算着要回去,却见两个人影一晃,朱丽送水泊出来了,两人又紧紧搂抱一起,我还听见了朱丽断断续续的哭声。
俩人终于分手了。朱丽进楼后,夜色中罗水泊像个幽灵似的在街上摇摇晃晃。我追上了去,喘吁吁问他:“水泊,谈得怎样?”
“我不配,不配……”水泊嘶哑地说,脸上闪烁泪光。
“唉,咱们回去吧。”
“不配,不配,真的,我不配,这个好姑娘……不配!”他还是嘟哝。
那几天,他老是唠叨他“不配”。我都听烦了。
朱丽是天主教徒,罗水泊常常陪她去教堂,也产生了宗教信仰。他信仰的却是新教,五十年代时,他还经常到崇文门的教堂做礼拜。他被打成右派后,有人还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就不再去教堂了。
不过,听他的妻子秦少蓁说,他自己还常用法文或英文做祈祷。他有一本英文的《圣经》,把它一直带到了干校。
我俩离开法国前,又去了一趟巴黎圣母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跳跃的烛火前,罗水泊突然在十字架下跪着,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里喃喃地不知祈祷什么。我是不信教的,蓦地,却觉出一种铺天盖地的迷惘或是孤独或是忧郁向我压来。在迷离的幽暗中,我们的生命犹如一道乳白色的烟缕将要飘散……
罗水泊肃穆地说:“基督,是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中最令人感动的形象。”
一九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单位里的造反派组织互相混战,忙着打派仗,也使我们这些黑帮们稍微能喘一口气。我,水泊,和所有被揪出来的人都集中在两间大办公室里,形成了自己的作息制度。早晨先是劳动改造,打扫厕所,打扫楼道,打扫院子。干完活,聚在一起到毛主席像前请罪,唱“黑帮歌”:“我有罪,我该死……”再共同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然后,或是写检查,或是写交代材料,或是看报纸,或是学习《毛选》。开始,还派一个烧锅炉的工人监管我们,以后这人也不来上班,就没人管我们了。我们自己仍然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惟恐惹是生非的。
让大家不安的只有罗水泊,他这人总爱别出心裁,玩点儿新花样。我们就怕他搅出什么事来,破坏了这安静的局面。一天,他忽然抱来了两大本洋装的英文书,放在膝前津津有味读起来。使得大家颇为惶恐,恐怕这事让造反派抓住把柄,连累了大伙。我们的目光瞟一眼他,又纷纷投向彭老。他因为只是“反动学术权威”,罪行轻,当了我们的小组长。他也看出来,大家是要他去干涉水泊。他只好叹一口气,走过去:“罗水泊,你在看什么书?”
“《马恩选集》呀。”
我们都松一口气,一个老教授说:“你干嘛一定要看英文版的书呢?”
“学习原文,不好吗?”
彭老吭吭哧哧,选择着恰当的词句说:“哦,哦,老罗呀,读一读原版的《马恩选集》,当然很好,很好。不过……不过嘛,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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