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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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上的巨大误区，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调控作用与中国经济体制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依然残留着极其浓厚的计划经济思维和行为模式，这种政府“越位”的做法恰恰需要继续改革；而同时，由于对市场化缺乏全面认识，中国在诸如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又过度市场化，政府完全“缺位”的现象又恰恰需要纠正。▲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政策误区，都由于上述理论误区而在2008年以后得到了加强。2008年以后，一方面政府干预之手越伸越长，经济自由度严重下降，腐败日益上升；另一方面，政府保障之手不见踪影，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产品完全被推入市场化的漩涡，任由国民在漩涡里沉浮、挣扎……
五年后的今天，我们认识到了这些误区并开始纠正，但成本已经太高。这样的折腾，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难，而完全是因为我们当年的官员及其智囊没有好好做功课。
未来三年：我们走向何方？
反思过去是为了未来。
未来的三年，中国面临的挑战一定将大大超过过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当中国“一不小心”成为“老二”之后，她与“老大”及其周围国家的关系将变得愈发复杂，“老大”一定会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经济领域的陷阱），就等着“老二”跌入其中。
第二，中国的经济放缓将呈现周期性和结构性兼有的特点，尤其是人口红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将倒逼中国直面创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经济自由度萎缩等一系列深刻而难解的问题。
第三，中国能否有效缓解因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稳定与否，以及能否有从容的心情应对各种更为艰难的挑战。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在2014~2017年间浮上表层，也需要在这三年间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药方”。
说到“药方”，略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其“药理”必须与“病理”吻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然，若“药理”与“病理”不符，也许能缓解阵痛于一时，却必定不能消除病症于永久。这真可谓“一个病症，多种药方”。但“药理”是否针对“病理”，则十分考验“医生”的水平。
改革开放35年来，“药理”与“病理”脱节的事时有发生，虽未酿成重大“医疗事故”，但“治疗”的速度明显拖慢了，走的弯路明显增多了。
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已走上一条良性的不归之路，其终点就是在经济繁荣和公民私有财产基础上，完成公民权利的保护、社会多元的呈现、利益集团间良性的博弈、法治规范的架构、理性精神的确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逻辑。符合这些规律的“药方”必然能将中国带向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来，并逐步缓解消除各种社会矛盾。反之，革命时代的做法，也许能在短期内极大地振奋人们的精神，缓解社会阵痛，但必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矛盾。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前些年曾提出“市场经济四位一体”的概念，即政府—市场—社会—法治，今天我们在改革领域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后，政府放出的权力交给谁？答案必定是交给社会。但我们的社会是否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承接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如果没有，届时是否又会面临一轮新的试错—纠错的过程？当我们的一只轮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场的轨道上，另一只轮子却走在继续抑制社会成长的轨道上，长此以往的结果，要么是两只轮子分道扬镳，要么是两只轮子彼此碰撞。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场，并把大部分权力交给了社会，独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没有独立法治，那么再快、再好的市场经济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具备长远发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称为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未雨绸缪，而不能再循着“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陈旧逻辑继续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是执政党的转型。
这一切显然都不可能在未来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须在未来三年里有所开启，或至少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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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难题”与两组速度的平衡
未来的三年，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异常关键的三年。除了上面论述的这些问题之外，最关键的是，未来三年里，中国的经济将经历周期性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挑战；而一旦经济放缓，所有深层次问题就都将浮上表层。
中国的改革，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徘徊、挣扎。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总认为改革“急不得”，因为一急就会乱。因此，我们一直采取拖延战术，居然也就这么一路“成功”地拖延下来了。但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拖延？为什么众多的矛盾能被缓解或掩盖？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在上升，而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跑过了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
但未来几年，这个优势将不复存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告诉你，未来几年，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继续依靠高投资的策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以经济自由度持续下降为代价；要么开始积极的经济调整，但是以适度的经济下滑为代价。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为了“稳增长”，必须继续依靠投资的“急风暴雨”；但要“调结构”和“促改革”，又必须依靠“文火炖汤”式的微调。“文火炖汤”能否敌得过，或逐渐替代“急风暴雨”？这是“李克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上半年，将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有的只是“李克强难题”。而“李克强难题”能有的“解题”时间，充其量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季度。换言之，最晚到2014年第三季度结束，“李克强难题”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解题思路”。
关键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与社会、政治盘根错节，内政与外交犬牙交错的问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有两组速度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第一，经济增速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第二，零碎改革的速度与社会矛盾上升速度之间的平衡。
就前一组速度而言，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其与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之间将是一种什么关系？各种社会矛盾将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得以爆发？
就后一组速度而言，未来几年，各个领域的改革措施都将陆续登台。这些措施孤立地看都有重大意义，但若和社会矛盾上升放在一起看，下面的问题就来了：若这些零碎的改革跑不赢社会矛盾上升的速度，那么再好的改革都可能是无意义的，因为社会矛盾一旦爆发，所有一切都将发生质变。
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过去若干年，中国的改革是“急不得”，那么未来三年中国的改革则将是“等不得”。但“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未来三年：高度关注一系列深层隐患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止于人们通常谈论的“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的调整，抑或房地产、地方债和金融风险的掌控，而是还涉及一些经济供求面上的更加深层的问题。未来三年里，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将全面凸显，而其后果至少将影响未来20年的中国经济。未来20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然而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当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的时候，我们的创新精神和机制是严重缺乏的，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是严重不足的，甚至还在持续下降之中……
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中国除了面临人口红利下降的危机外，还面临另一个可能更为深重的危机，那就是人才危机。前者是低端劳动力数量的危机，而后者则是高尖端人才数量的危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而目前中国这类人才则只有一万人；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人还在向海外流失之中。庞大的中国经济体就像一个日益成长的身躯，而其内部的血液却在悄悄地持续流失。等有一天我们的身躯长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却会忽然发现，躯体里的血液已流干了……
我们时常自大地以为，我们在崛起，美国在衰败，美国已穷得连联邦政府都要被迫关门。但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告诉你，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调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创新的活力和经济自由度依然不减，而这是一个经济体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柱；相反，中国的经济调整在成功“保八”的同时，却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最致命的是原本就不足的经济自由度还在继续下降，创新精神和机制依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本书后面的章节也将告诉你，由于页岩气等先进开采技术的提升，美国不但开始真正实现“能源独立”，而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能源格局，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将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耗仅次于美国，并高度依赖外来能源；另一个则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消耗着全球最多的能源，却已能做到能源出口。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与此同时，当我们正“埋头拉车”，即埋首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时，美国正在全球贸易规则方面重新建章立制，中国过去赖以飞速发展的全球化很可能因此而被虚化。未来三年，中国若不采取积极有为的战略，很可能又会被迫从现有的全球经济制高点上下来，重拾别人已经制定的游戏规则。
……
一切都与未来三年有关。
中国面临着许多我们自己可能都看不见的深刻危机。这些危机都将在未来三年里或显现，或激化。
而我们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到2017年，我们仍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那么中国未来的麻烦将很多，现阶段的成就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而长期以来已习惯了“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逻辑的我们，能否抓住机会，励精图治？
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然而未来三年，中国确实成败在此一举……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从那年刚一开始，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某种不确定时代可能即将来临。
这种不确定感觉来自哪里？坦率地讲，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经历了2011年一整年异常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人们对于包括房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数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许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各种表现，尤其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已经让人预感到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也许是源于某种“第六感觉”，从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成为我的《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这些经济学家里的“北派”和“南派”，开始借助我的节目平台展开意见交锋，有时甚至还“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派”，乃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