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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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Berman；1983：9），那么法律的可信性才会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经渗入政治过程的惯性，都有着可承诺的益处（North 和Weingast；1989）。
而这些并未体现在东欧和苏联身上，Mikhail Gorbachev（建议美国公司迅速在苏联投资而不要观望等待）提议：“现在与我们一起奋斗，参与到我们伟大国家建设中的公司，有着美好的前景……而那些一味等待的公司将来仍然是旁观者……我们拭目以待”（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0：5）。苏联的领导承诺早行动会得到奖赏而晚行动会受到惩罚，这反映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传统激励。它忽视了轻易的行政*是契约风险的源泉。矛盾在于较少的自由度优于较大的行政专断，因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更多的可信承诺。有效的经济改革要求：要想建立投资者的信心，就要消除违约的可能性。
政府方面缺乏可信承诺，这给私人部门中长期的、固定的、无论是专用性的还是非专用性的投资都带来了风险。如果长期性、固定性都与资产专用性无关，那么所有类型的私人部门的监管交易成本会随着征用风险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下，和的值可能变化很小或者不改变。可以肯定，在人们认为征用风险很大的体制下，政府一方将不得不承受较大的长期投资负担。私人部门的长期投资将偏好那些能走私的资产或是其他可移动资产，例如通常意义上的人力资产（熟练的工人、手工业者），如果允许迁居至别国，就可利用人力资产来创造经济价值。
泄密（leakage）。不仅许多产权的价值被政府低估，专门知识和信息的价值也可能被供应商、购买者和竞争对手挪用或浪费。Teece（1986）最近提出这些问题，并连带探讨了“弱的可占用体制”，这与Arrow（1962）早期关于信息产权的讨论相关。如果不能合法保护知识投资，或者如果名义上的保护（如专利）无效，那么（1）事前进行此类投资的激励会受到削弱；（2）将此类投资置于保护性的治理结构之下的事后激励增强。正如Teece（1986）所讨论的那样，出于保护的目的，有时会将泄密风险极大的相关生产阶段横向或纵向一体化，行业秘密保护就是一个例子。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4）
与层级制相比，这里用比较治理成本来解释弱的可占用性（更大的泄密风险）增加了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图61中的市场模式曲线和混合制曲线都因为泄密风险的增加而上移，所以基本保持不变，主要影响集中于k2。当泄密风险增加时，k2的值左移，以至于交易分布倾向于层级制。
B契约法（Contract Law）
契约法体制的进步与否，可通过相关监管成本曲线的移动情况来判断。例如，免责条款的改进将使混合制的监管成本下移。这里的观点是免责主义要么太松要么太严。如果太严，面对是否支持对方的专项投资决策，双方会举棋不定，因为倘若发生意外事件，而对方又坚持履行契约，那么此时遭到惩罚性后果的风险就很大。如果太松，那么谨慎地考虑契约、选择技术，有效地分担风险以及规避不利情况的激励会受到削弱。
免责条款的变化是否是一种进步取决于初始条件和如何作出取舍。假设是一种进步，那会降低混合制契约的成本，尤其是当资产专用性的价值较高，以及违背契约精神会造成较大影响时更是如此。改进的效果将是增加应用混合制契约，尤其与层级制相比较而言。
Hadfield（1990：981~982）最近考察了特许经营法，解释了法庭的主导趋势……为填补不完全契约的空白赋予特许授权者不受约束的裁决权，如同特许授权者是一个纵向一体化的公司。他认为这是对于从层级制（该逻辑在此成立）到新古典主义契约（该逻辑在此不成立）的自制推理的错误应用。特许经营法的失败会提高与前向一体化到分销相关的特许经营的成本（Hadfield；1990：954）。这表明图61中的值向左移动。
自我控制条款的变化会在层级制的治理成本中得到反映。不恰当的自我控制条款，如诉诸法庭解决企业内部技术纠纷的意愿，会使得层级制治理的成本上升。这会损害层级制（相对于混合制的缔约模式而言），2的值会向右移。
C声誉效应（Reputation Effects）
可将网络解释为一种非层级化的契约结构，其中声誉效应得到迅速准确的传播。交易双方应用声誉效应，不仅可以参考自己的经验，还可从别人的经验中获益。诚然，声誉效应的效力容易被夸大（Williamson；1991b）；但我们关注的是比较效力，并且比较效力的变化容易确认和证实。
假设可以识别一个交易团体，他们声誉效应的作用发挥得很好（或是比较差）。提高的声誉效应削弱了企业内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激励，因为在看重声誉的体制中，机会主义的即期收益被远期成本抵消。企业内部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威胁对混合制来说最大，（尤其是在2的邻域里），因为企业内部声誉效应的提高会降低混合制缔约的成本，2的值会右移。因此，在企业间声誉效应完善的体制中，混合制契约会增加（相对于层级制而言）。在企业内部，若声誉效应提高，管理上的机会主义就会减少，层级制的治理成本会下降。
表现出团结性的同样信仰的团体常具有混合制契约的优势。在团体内，声誉传播迅速，并对成员关系施加约束（Light；1972）。可以预见，对那些看重声誉效应的企业间的活动而言，具有同样信仰的团体会取代非同样信仰的团体。非同样信仰的团体要想有活力，将借助市场或层级制（分别取一个较高或较低的位置）。
D不确定性（Uncertainty）
较大的不确定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困扰的概率分布保持不变，但有更多的困扰发生；另一种是困扰变得更有影响（如由于方差增大）。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5）
解释每种不确定性变化的方法是利用上述效用矩阵。据我推测，较频繁困扰的影响与那些需要协调或严格协调的困扰尤其相关。虽然在更为频繁的困扰面前，一切治理形式的效率可能都会下降，但混合制模式最容易受影响。这是因为混合制的适应不能单方面进行（就像市场治理一样），也不能通过命令进行（就像层级制一样），而是需要相互协商。然而协商需要花费时间，若混合制模式通过谈判适应一种困扰的同时又碰到另一种困扰，那么适应将会失灵（Ashby；1960）。市场和层级制的增加以及混合制的减少，与困扰发生频率的提高（上限）相联系。如图63所示，当困扰发生频率达到很高水平时，混合制模式可能更加不可行。资产专用性的范围从零（完全通用）到完全专用（纯粹企业专用）。频率的范围从“低”（在几乎不变化的环境中处于正的较低水平）到“非常高”。
图63组织形式对频率变化的反应
如果困扰的方差的增加会同等程度地提高与每种成功适应相联系的收益，那么提高困扰影响力的效应仍然可以通过对效力的影响来评估。因为在混合制模式中，外人会倾向于更大程度地背离契约精神，混合制的效力受到更大的方差的不利影响。除非可以把相似的不适用性归属于市场与层级制，否则混合制会由于更大的方差而受到不利影响。
Ⅴ讨论（Discussion）
上面的讨论关注于交易成熟商品和劳务的组织，并且每次引入一种参数变动。当引入创新和一系列参数同时变动时，情况就会更加复杂。
A创新（Innovation）
由创新引起的一些问题是采取弱产权的形式。这与泄密问题均在上文中讨论过。创新面临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适时性；有时人们会采用非标准形式的组织例如平行的研发（Nelson；1961）和合资，因为这些组织便于适时进入。
如果一方希望情况变化迅速时成为“玩家”或者如果边干边学很重要，那么适时性就很关键。虽然交易成本经济学会涉及其中一些相关问题，例如隐性知识（Polanyi；1962）和模仿的局限（Williamson；1975：31~32；203~207），但为了解决实时回应时产生的全部问题，还需要更多的分析工具。期待这样的发展时，不应该不加批判地使用这里提到的分析工具。例如，合资有时被描述为混合制，如果合资是支持快速反应的临时组织形式，如果这就是合资的主要目的，那么当合约到期时，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合约统统被终止。成功的合约被终止是因为成功常常意味着不选择合并但有选择地、及时地联合各自力量的双方，已经学到了足以独自经营的东西。而不成功的合资的终止，是因为各方已经失去了参与的机会。应该把要延期的合资与这里分析的有均衡性质的混合制区分开来。
需要区分连续供应和临时供应，这并不意味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原则不能适用于二者。相反，虽然其具体情况不同，但我极力主张一般交易成本节约的框架是普遍适用的（Williamson；1985）。例如，Eccles（1981）描述的准企业组织可作为解释目前重复发生的特定契约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但细节确实重要。
B同时发生的多参数变动（Simultaneous Parameter Shifts）
上面提到的比较静态分析把每一类组织形式看做是属性集合体，并且每次引入一种参数变化。设想，一系列参数变化同时发生，那么能把它们当做一系列独立变化来处理吗？如果这些变化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那正是我所提议的。如果一系列相联系的变化同时发生，独立处理这些变化就不合适了。如果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效应，就必须把这些变化作为一个集合来处理。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6）
我广泛参考Aoki（1988；1990）近期的著作，并从另外的角度解读日本企业：（1）雇佣、外包合同和银行业这三个关键因素对日本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2）每个因素的效力取决于各自的制度支持；（3）三个因素之间存在互补关系（Williamson；1991a）。
对关键因素及其制度支持的研究与本文的精神相一致。因为雇佣、分包合同和银行业的变化是相互联系的。然而，美国企业不能指望通过改变一个行为惯例而不改变其他行为惯例来复制日本企业。这并不是说美国企业不能通过观察日本企业的分包合同实践来学习，但如果行为惯例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那么精确地复制个别行为惯例将不是最佳做法。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中国和东欧的改革。例如，如果私有化的效力启发我们思考组织银行业的方式和产权安全，那么随之而来的忽视制度支持的各种建议就充满了风险。可行性组织的研究是一项综合了法律、经济和组织学的事业。本文的分析工具是与之相关的，但要把它应用于经济改革还需要界定可供替代的资本形式之间的语境上的差异（Hamilton和Bigaart；1988）。
Ⅵ结论（Conclusion）
本文在以下五个方面推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1）将社会经济问题描述为相区别的自主适应性和协作适应性问题；（2）每类治理形式依赖于一种契约法，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控制契约应用于内部组织并支持授权；（3）混合制形式不是市场与层级制的松散组合，而是具有自身的严密的逻辑依据；（4）更一般地说，本书中关于治理的范围和解释说明揭示了每种治理形式……市场、混合制和层级制……的逻辑；（5）制度经济学中明显相关联但迄今仍相分离的阶段……制度环境与治理机制……结合在一起，其结合途径为通过将制度环境解释为一系列参数变动，其中的参数变化带来了治理比较成本的变动。从治理的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得出了大量可辩驳的含义。而且，发展着的经验研究文献也是确凿有据的（Williamson；1985：chap5；Joskow；1988； Shelanski；1990）。
需要进一步发展概念的、理论的、经验主义的研究。结合相关联的信息经济学、代理理论和人口生态学，我们有理由乐观地认为：一门“新的组织科学”将在20世纪90年代成形，无论这一前景实现与否，组织理论将在法律、经济学和组织学方面有所更新。这是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发展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参考文献：
Alchian； Arme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717 795
Aoki； Masahiko：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