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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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水平的资产专用性；可得到以下比较成本关系式：M（0）＜H（0）且M′＞H′＞0。Riordan 和Williamson（1985）对资产专用性程度随着组织形式的变动而变动的情况进行了更一般的最优化处理，也可参见Masten（1982）。第一个不等式反映了内部组织的官僚成本超过了市场，因为后者在A类适应性上优于前者……在忽略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下只有市场是重要的。于是市场治理曲线的截距低于层级制的截距。第二个不等式反映了由于资产专用性，与层级制相比，市场在C类适应性上有边际限制，因此，双边依赖的出现更加理所应当。
如上所述，混合制模式在激励、适应性和官僚主义成本方面介于市场和层级制之间。与市场相比，混合制牺牲了激励而支持部门间的高度协作。而与层级制相比，混合模式牺牲了协作但支持更大的激励强度。在市场、层级制与混合模式下品牌商品的零售分销渠道（特许经营作为混合模式下的例子）就体现了这一点。
层级制体现了从生产向分销的前向一体化。这牺牲了激励强度，但确保了部门之间更好地协作。市场的解决之道是直接出售商品或服务，此时产生了激励强度，但可能导致次优化（促销努力上的搭便车行为、滥用品牌名称等）。特许经营比层级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与市场相比，特许经营对特许经营者施加了更多的规则与监督。特许经营中的成本控制和当地适应性均比层级制强，且与市场相比，它减少了次优化现象。但特许经营运作中附加的自主权（与层级制相比）和附加的限制（与市场相比）是有代价的。例如为了保证质量，限制经营者只能使用许可者提供的原料，并且为了避免出现滥用情形而不允许有任何例外，那么就会抑制当地采取有明显成本效益的采购机会。同样，特许经营者享有的地方性自主权可能会妨碍某些全球性调整。
交易中对于困扰的必要适应既不是完全自主的也不是双边的，而是要求二者的混合，此类交易需在混合制的模式下进行。在k的中间取值范围内，混合模式的适应性（A/C）大大优于市场支持的偏向A类的适应性或层级制支持的偏向C类的适应性。
令X=X（k；θ）代表作为资产专用性的函数的混合制模式的治理成本。要讨论的是M（0）＜X（0）＜H（0）和M′＞X′＞H′＞0。假设X（0）明显小于H（0），否则对市场或层级制的最低成本选择可能会优于混合制，这种情形可能发生在特定交易类型中，如下文所述。此关系如图61所示。有效供给意味着在包络线上运作 ，据此推出，若k*是k的最优值，有效供给规则表述如下：（1）k*＜1时， 运用市场模式；（2）1＜k*＜2时；运用混合制；（3）k*＞2，运用层级制。
图61作为资产专用性函数的治理成本
图62离散结构中的治理差异
而且可以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方式，将图中沿着某一条曲线移动视为逐渐深入的控制。例如，思考两种形式的特许经营：一种比另一种包含较少的控制。如果X1（k）和X2（k）分别指较少和较多控制权下的特许经营，那么在图62中X2（k）将位于X1（k）的右侧。或者考虑M型（多部门的）公司和U型（统一的或是按功能组织的）公司。因为前者比后者提供更多类似于市场的事业部制，所以在图62中，M型公司由H1（k）表示，且位置更接近2。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1）
B一个矩阵表述 （A Matrix Representation）
假设按照适应困扰需要的反应类型……自主的或者双边的……来区分困扰。进一步假设适应的类型取决于资产专用性程度。令kj代表资产专用性，并设它可以取三类值：k1=0 （通用型投资），k2＞0（准专用性投资），k3＞＞0（高度专用性投资）。假设对于困扰的适应分为以下四类：Ⅰ严格自发；Ⅱ主要是自发的；Ⅲ主要是协作的；Ⅳ严格协作。令pij为i =Ⅰ，Ⅱ，Ⅲ，Ⅳ时需要四种适应性的概率，如果资产专用性条件kj（j=1，2，3）已给出，那么矩阵［pij］如下：k1k2k3［pij］Ⅰ100025010Ⅱ000025010Ⅲ000025040Ⅳ000025040
需要注意，除了k1列，矩阵中每个元素均与一个正的概率相联系。资产专用性增加造成所需适应类型的分布发生变动，以利于更密切的协作。
假设可以无成本地、成功地实施每种适应类型，那么会产生完全相同的预期成本节省。由于上述原因，不同模式适应不同的困扰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令eim为m模式（m=M；X；H）应用于i（i=Ⅰ，Ⅱ，Ⅲ，Ⅳ）类适应性的效果，并假定矩阵eim如下表：MXH［eim］Ⅰ100907Ⅱ070904Ⅲ020505Ⅳ…020005
此矩阵中，10代表理想的适应性程度，00则代表（就效果而言）无适应性。
后一个矩阵中的效率假设证实了如下的判断：（1）eim仅在第一行第一列取值为10，此情形（即运用市场适应来应对严格自发适应可以解决的困扰）与法和经济学中的理想交易（古典市场契约）相符；（2）双边依赖性增加，而市场模式的适应效率降低，在严格协作情形下（第Ⅳ种类型）变成负值（比完全没有适应性更糟）。后者反映了市场交换与双边依赖*冲突的本质；（3）就严格自发适应来说，混合制与市场差不多，但在其他适应形式下，均优于市场，除了严格协作的情况外，混合制相当于或优于层级制；（4）层级制为官僚主义所累，就效果而言，在任何适应性上均得分不高。通过命令各部门按照自身意愿处理局部困扰以及将市场作为替代供应源或衡量标准，层级制能够合理处理第Ⅰ种类型（严格自发的）的困扰。然而，重要的是比较效果，需要严格协作适应性时就需要运用层级制（相比较而言）；（5）对于需要自发性适应的困扰，层级制效果最差。与严格自发性的困扰（此时官僚主义成本用客观的市场标准计量）相比，对市场的稳定依赖因某些协作的需要而受到损害。然而，因为协作的收益并不大，致力于协作受到质疑。如果自发适应的努力受到抵制（因为一方未与另一方商议便采取行动，使得另一方成本巨大），而此时快速适应失败的代价又很大，那么层级制就会处于两难境地。
令Cjm代表在资产专用性类型为kj时，运用m模式适应时的预期失调成本。无效性为1…eim，预期失调成本为Cjm=∑ipij（1…eim）。此矩阵为：MXH［cjm］k1000001000300k2057504250475k3083006200490
每一行中的最低值是通过将市场、混合制和层级制分别与资产专用性条件k1、k2、k3相匹配得到的。这些成本与图61所示的简化形式的联系相一致。如β≥0是经济参与的无法削减的成本，那么资产专用性为零（k1）时，市场、混合制、层级制下的官僚主义成本分别为β加上0000、0100和0300。矩阵（表示为资产专用性的函数）中每种模式的隐含斜率之间的关系是：M′＞X′＞H′；这与图61中所示的关系完全一致。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2）
Ⅳ比较静态分析（parative Statics）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1）节约交易成本是“主要问题”；不能将其混淆为“唯一的问题”（Williamson；1985：22~23；1989：137~138）；（2）交易成本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同而按照上述方式发生变化。假定组织环境不变，将交易集中于指定的治理结构之下，人们会观察到某种不一致，但主要问题仍如上所述。
本节的主要目的是考虑随着制度环境中困扰的变化，交易的均衡分布如何随之变化，这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部分……制度环境与治理机制……都包括在内。这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制度环境是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构成了生产、交易和分配的基础。例如：制度化选举、财产权、契约权……
制度安排是经济单位间的某种安排，它规定了这些单位协作或竞争的方式。它提供了一种成员间可以合作的结构或提供了一种可以影响法律和财产权变动的机制。我建议的这两个部分结合的方式为：将制度环境作为一系列参数来处理，参数的变化引起比较治理成本的变动。由市场、混合制、层级制组成的三维架构与仅由市场和层级制组成的架构相比，其优势在于：与从市场到混合制或是从混合制到层级制的变动相比，引发从市场到层级制（或是相反方向）的变动需要更大的参数变化。如下文所述，许多比较静态行为取决于混合模式的截距和斜率的不同变化。关键的预见性行为就是那些在图61中位于1（M到X）和2（X到H）邻域中的行为。这里考察四种参数变化：财产权、契约法、声誉效应与不确定性。
离散组织结构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参数变化需要以一种特殊方式引入。比较治理成本架构需要将参数变化刻画为改进（或未改进），而不是像惯常的最大化方法那样考察参数（工资率、税收、需求变化）的增减效应。它进一步受限于将这些改进集中于一种通用治理模式的需要。但是考察比较静态效应仍具有信息价值。
A产权（Property Rights）
产权经济学认为，经济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界定的方式。资产所有权尤其与产权定义相关。它包括三个要素：（a）使用该资产的权利……（b）从该资产中获得合理回报的权利……（c）改变该资产的形式和实质的权利（Furubotn和Pejovich；1974：4）。
关于产权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定义上。正如大家普遍认同的那样，产权的界定与执行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只有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Demsetz；1967）才会出现产权。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我关心的是一旦转让产权，它具有良好的安全特征的程度。相关的安全风险有两种：政府征用和商业（竞争对手、供应商、顾客）侵占。
政府征用（Governmental expropriation）。 “可信承诺”（Williamson；1983）和“对安全性的期望”（Michelman；1967）等问题与政府征用相关。如果可以有效地一次性转让产权，以后也不会取消……尤其不会被战略性取消……就不会发生政府征用，企业和个人就会有信心投资于生产性资产，而不必担心刚获得的收益会被夺走。
然而，如果很容易重新转让产权，而且并非每次转让都会有补偿（可能因为补偿额太大），那么，在投资计算中就会有各种战略性的考虑。如果人们认为被征用是严重的风险，就会重新分配财富（做假、被转移、被消费掉），而不是投资于潜在的会被征用的资产。更为普遍的是，如果个人和团体经历过或目睹过财产被征用，他们会自然而然地预料到将来他们也可能面临同样不利的状况，从而产生激励去对这一情形作出反应。
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3）
Michelman（1967）关注符合成本效益的补偿，他认为如果补偿的代价高昂，如果受损的个人和关注此事的旁观者遭受的“败德成本”不高，那就没有必要补偿。如果预期“败德成本”很高，损失也容易确定，那就必须补偿。Michelman提出了进行此类计算的一系列标准。假如政府了解到这些利害关系，并“承诺”尊重这些标准，那人们会相信这样的承诺吗？这就提出了“可信承诺”问题。
作出承诺很容易，但可信承诺则另当别论。Kornai（1986：1705~1706）观察到：在匈牙利，工匠和小店主都担心政府没收，尽管“官方一再宣称他们的经营活动是匈牙利社会主义的永久特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者，对于建立长期信誉或投资于长期固定资产并不感兴趣”（1986：1706）。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来解释：“这些人或他们的父辈都经历了40年代财产充公的时期”（Kornai；1986；p1705）。
但原因不只如此。除了因为有过财产征用的历史，还因为直到1986年政府结构并未改变，仍是先发制人进行侵占。政府的声明只有经得起长期考验或伴随着可信的不会轻易取消的政治重组后才更加可信。正如一位波兰企业家最近所说的那样：“我不想要昂贵的机器。如果局势改变，我会被它们缠住。”（Newman；1989；p37）请注意，在这方面，“如果法律及实施处于一党制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法律的客观公正性难以保证”（Berman；1983；p37）。如果制定法律的君主“不能随意地制定法律，并且除非他重新制定……依法制定……否则他会受到法律的约束”（Berman；1983：9），那么法律的可信性才会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经渗入政治过程的惯性，都有着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