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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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分步“撤换”物价计划体制的“毒瘤”，此举催生大批“官倒”和有官方背景的“倒爷”，当然也催生了第一波经商热。
这一年柳传志创办了联想公司，张瑞敏挑起青岛冰箱厂的担子，李东生则还在外资工厂TTK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工作，而顾雏军这时才刚刚从天津大学毕业。
这一年中国民间流行一句“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顺口溜。
不过私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很多经济行为都是在一种“不说可以也不说反对”的模糊状态下进行。在这年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有人主张拿“傻子”年广久开刀，但邓小平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呢，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这段话后来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视察时说了一遍，并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傻子”年广久也因此名满中国。
“小平你好！”★这句口号也诞生在1984年。这年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不仅搞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而且到深圳和珠海特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油。曾经为“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阶级斗争”而狂热的中国，此时已经变成了为发展经济和“先富起来”、“先成为万元户”而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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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2）
1984年11月，楼忠福所在的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刻。这年下半年，公司经理陈福根正好到了要交班的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属于东阳县吴宁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企业的家当虽然不多，也不值几个钱。但是这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诞生的乡镇集体企业，对于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然不是这些企业当时的发展状况所能够显示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跟前苏联和东欧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港澳台，二是因为中国在计划年代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名称是“社队企业”，是由农村的生产队或者人民公社创办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无论是马列的经典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找不到先例的，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说得好听点，这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当时中国高层领导人主动选择的产物，因为这种“变种”的准公有制企业也曾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遭到扫荡和消灭。后来之所以能够再次出现并被允许存在，完全是为了在崩溃边沿进行自救。因为“一大二公”的公有体制，实在无法让中国基层农村过上温饱日子，而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救助他们。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准许基层农村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开办自己的社队企业和耕种自留地。
这种社队企业虽然仍然属于公有性质，也跟国有企业一样效率低下。但这些数量繁多、遍布中国各地农村的企业，毕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壳”资源。这种“壳”资源内，不仅有相对熟练的工人、行业和市场信息，比较完善的分工，而且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保存了企业家精神的火种、储备了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家人才。从所有制性质上看，这种集体所有的企业虽然算得上准国有，但是它们毕竟规模很小、组织层次很低、技术水平很低，也不享受什么政府补贴之类，所以一旦条件成熟，这种企业便十分自然地转变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这其中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占了相对重要的比例。所以说，这种“歪打正着”的社队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落的伟大母亲★。
作为吴宁镇的镇属集体企业，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经理职位交接班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镇政府的领导说该交给谁就交给谁。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从公司内部论资排辈地提拔一个人出任经理，反正这个企业也不是什么有油水的地方。虽然说是企业，但除了几间平房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只有一批跟着企业找饭吃的能干粗重活的泥水工。
1984年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延续传统的时候，而1984年的浙江更不是一个什么传统都能够延续的地方。当一群带着尾巴游泳的蝌蚪中有一只率先蜕掉尾巴之后，这群蝌蚪中的传统就面临新的突破。1984年底，所有与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有关的人中，楼忠福显然是“一只率先变成了青蛙的蝌蚪”——他看中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平台，就像他当年看中了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他下决心要得到这个公司的经理职位，就像当年下决心把妻子娶回家★。
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不清楚自己将来能靠这个公司做成多大的事业。不过他内心强烈的感觉，让他无法放弃这次“接班”的机会。他想了不少办法，也花了很大工夫来争取镇领导和公司内部员工的支持。他非常明白，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事情未必能够办好，但是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任何事情都是无法开展的。他找了所有有权决定这个职位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但是他得到的回答仍然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公司的新任经理。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在公司内论资排辈的话，很多人都在他之上，毕竟他只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
不过，当时金华地委副书记郭懋阳、东阳县县长童德成等领导对楼忠福的印象不错，吴宁镇个别领导也偏向支持楼忠福。虽然他们都知道他读书不多，但是为人处世、做事情的拼搏精神和出色才干却都显示了他过人的天分。有了这几位政府领导的赏识和支持，楼忠福也就有信心了。
后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支持楼忠福这个材料科长出任经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强烈反对，而其他可能有意而且有资格出任这个经理职位的人选，却没有一个表现出和楼忠福一样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
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于1984年11月12日夜晚拿到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这个晚上他既兴奋又不安，几乎是彻夜难眠，整夜都在思索取得任命书后如何才能顺利接班的问题。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和公司内部的支持者到镇政府的主管部门处取公章。上午9点，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召开公司大会，镇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到场宣布楼忠福的任命，公司内的很多人到这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任命宣读完后，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然后拿起一把建筑用的瓦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一个代表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公章，立即变成了带有楼忠福个人印记的公章，前后就差这么三道刀砍的缺口。紧接着楼忠福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有这个印的事情我才认账，我都承担责任，没有这个印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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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3）
会场一片寂静。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幕来得很意外也很特别。虽然他们不知道公司在楼忠福出任经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内心也不一定觉得楼忠福是最好的人选，但是他们从这一幕无疑看到了楼忠福的决心和魄力。
完成了“夺权”的任务后，也差不多到1984年年底了。楼忠福在一个月内迅速做了第二件事情：与吴宁镇政府签订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合同从1985年开始，为期五年，在完成了支付镇政府承包费用的情况下，公司由楼忠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一件并不起眼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都广泛流行承包责任制，但是对于实行了三十多年计划体制、人们习惯了在公有制内“吃大锅饭”来说，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这个简单的制度创新，对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可谓一剂对症良药。这剂良药不仅不会触及当时高度敏感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很好地解决了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最致命的效率低下问题。从所有权问题来看，企业虽然没有变化，但承包后的企业一下子从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情况下的所有者缺位的“无人负责局面”，一下子变成了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有人负责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经营的人干好干坏不再是一个样了。既然企业的好坏跟个人的利益相关，在公有制中不可能发生作用的利益激励机制就立即产生效果。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拥有这个企业，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制已经清晰地界定了所有者和承包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再不能像从前那样随便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才可能真正得到施展的空间和条件。
承包制在1984年及随后几年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很多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也都推行这种制度创新。因为承包制而轰动中国的改革风云人物马胜利，也是在1984年开始在石家庄造纸厂推行承包制，而他的改革思路和勇气也直接来自步鑫生的启发。马胜利的成功经过媒体宣传后，很快便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他因此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罕有地赢得了两个“五一劳动奖章”，其后他的经验成为众多国有企业模仿的对象。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改革英雄，而在短短几年内授予他的荣誉更是多达400余项，他成了中国转轨初期极富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现象。
自身的经验和当时改革的大气候让楼忠福明白承包制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不仅跟镇政府进行公司层面的承包，而且在公司内部也大力推行承包制，用自负盈亏的办法激励公司内部职工努力创业。
承包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到了元旦，楼忠福借此机会立即在东阳县电影院连放了三场###。此举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效果十分显著：一是庆祝自己签订的承包合同；二是感谢各方面对自己出任经理和承包经营的支持；三是宣传一下城关建筑公司；四是为当地百姓增添点娱乐生活。
在还没有太多娱乐可言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招确实很灵。楼忠福和城关建筑公司的名声一下子就在当地传开了。这个小小的文化活动，也充分表明了楼忠福十分明白个人事业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明白如何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明白一些看似跟企业经营不相干的事情的价值所在★。
楼忠福后来能够完成很多别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非凡的能力其实从这里已经让人隐隐感觉到——他能够清楚看到并很好地运用那些别人知道其存在但却掌握不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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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铁锤（1）
战局已经看清，决心也已横下，但事情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作为铁匠的儿子，楼忠福知道一把利剑不是一锤就能打出来的，利剑需要多次煅烧、需要多次锤锻、需要多次淬火。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但要有胆量、魄力，还需要有耐心、韧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那时候的中国仍然是百废待兴，很多物资都极度短缺。所以各行各业的发展都非常迅速，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也非常旺盛，整个经济增长也非常迅猛。到1985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78年的亿元增长到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8年的331元增长到1063元，第一次突破了1000元大关。浙江的建筑业产值则从1978年的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亿元。
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楼忠福根据大势判断东阳三建暂时的生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浙江的建筑业需求增长很快。那时候中国的建筑高度和难度都比较低，对建筑施工队伍的各种要求都还比较粗放，整个建筑市场还处在建筑队伍短缺的状态，而且垫资、欠资的事情都还闻所未闻，开发方的资金一般都是有了真金白银才搞建设，并且会预支一部分工程款★。因此只要有适当的市场布局，凭借公司将士们的勤奋、努力和拼搏精神，短期内业务量和利润的增长都是有保障的。
他把市场分成三大“阵地”——东阳、杭州和宁波。东阳及金华周边地区是传统领地，人脉关系熟悉、市场信息灵通，企业信誉基础比较好，这块传统领地需要巩固。浙江以外的业务，也属东阳阵地。杭州是省会，市场大、要求高、操作规范，目前虽然成绩不大，但这里潜力大，是必须扎根立足的高地。宁波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