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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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不做工作也行，但必须有东西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否则谁能够拿到物资局的指标批文呢？”另一个小工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知道哪里有木材就可以了，因为其余的工作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完成的。”楼忠福冷静地回答。
　　领导见楼忠福说得这么干净利落，也就立即干净利落地宣布：“好，既然楼忠福能这么痛快地完成工作，那这个科长就让你做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做小工了，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材料科长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去东阳水库边拆一个老祠堂，那个祠堂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有很多砖和木材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建筑材料。你明天就出发！”
　　大家一听，都觉得好笑，以为这下楼忠福可有好看的了。祠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供奉祖宗“神主牌”的地方，虽然解放后中国人早已经破除了封建习俗，但这种地方多少还有点神秘、有点骇人的。那个祠堂原本是属于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修建水库，村子搬走了而祠堂还留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再去过问过它，可关于它的鬼鬼怪怪传说不少。但楼忠福并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出发去拆祠堂了。几天后，就顺利地把砖瓦和木材都运了回来。
　　这一段故事很类似于《致加西亚的信》★中所说的道理，但是那个年代能够翻译成中文的美国书籍还很少，更不要说这个完全属于商业社会畅销书的《致加西亚的信》了。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在中国形成文字和书本，但是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却仍然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童年时代给父亲送饭和青年时代追求爱情的经历，都十分明显地显示了楼忠福身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卓绝精神品质。这种卓绝的品质，在一般社会大众已经是很罕见的了。而在当时已经实行了30年计划经济、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按上级指示来行动的中国，这种天生的精神品质更是稀缺得如同漫漫黄沙中的金子。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被宣传成英雄的人物都是一些一心想着为集体、服从领导、忠心耿耿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自己开动脑筋的人物。没有人把个人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看作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品质将是未来一个时代中国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但他在担任材料科长的时候确实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种“自己创造条件把一个目标完成”的品质。
　　

散沙里面有黄金（2）
担任公司材料科长之后，这个过去经常赶着水牛耕地的东阳汉子很快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这种“铁牛”比他在生产队以前用过的水牛还是要时髦和先进很多的。后来，他经常骑着那头“铁牛”去购买公司用的建筑材料并运回来。
　　他不但能够在体力上吃苦耐劳，而且在结交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过人的长远眼光、度量和耐性，为了能够顺利购买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他和掌管物资的政府部门的人员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在1992年离开政府下海从商并成为广厦集团高层管理者的王加仁，当时就是东阳木材公司的经理。王加仁说，楼忠福当时不但跟他熟悉，而且跟木材公司仓库的管理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他非常明白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意味着别人买不到的物资他可以更容易地买到。
　　那个短缺的年代，中国各地区之间，特别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通常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是在国民党末期通货膨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贸易方式，这个时候又经常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短缺的年代出现了★。
　　有一次，王加仁掌管的木材公司想从福建购买一批木材，但是福建方面提出不要现金而要用金华火腿来交换木材。可是金华火腿虽然主要在东阳生产，但是火腿的买卖也得按指标进行，这个指标则掌握在东阳物资局手里。王加仁首先需要从物资局拿到足够的火腿指标，才能购买到足够的火腿来换取福建的木材，否则生意就做不成。可是王加仁跟东阳物资局的人不熟悉，物资局这关恐怕过不了。正在这个时候，楼忠福来找王加仁购买木材，王加仁把他遇到的困难跟楼忠福说了。王加仁还许诺他只要能够弄到火腿做成这笔生意，换到的这批木材随便他要多少都可以。楼忠福得到王加仁的许诺后十分高兴，这种喜悦不是中国经济告别短缺之后、生活在“买方市场”年代的人能够体会的。
　　楼忠福立即开着他的拖拉机去弄火腿指标了。这个差事对王加仁不容易，当然对楼忠福也并不顺利，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王加仁的木材公司终于从物资局弄到了足够的火腿，然后拿到福建去换取木材了。但是福建方面的木材并不是自己送到东阳来，而是堆放在深山里还没有运出来。这时候建筑公司正等着木材用，如果按常规，等待福建林场方面的工人搬运可能两个月也未必能够全部搬出深山。而国有林场的效率就是这样，除非你有上级领导的紧急指示，否则林场工人就按部就班地磨洋工，反正干多干少每天都是拿那么多工资。
　　但是楼忠福没有时间去等了，他立即找到搬运队的队长商量，问清楚每个工人搬一根木头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在这个搬运费的基础上多加了一点钱。于是，本来需要两个月才能够运出来的木材，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完成了。短短的“金钱杠杆”一下子就撬动了巨大的工作效率，工人高兴，而楼忠福自己也高兴，他的建筑公司的领导更夸他能干，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在那个连头发的长短都按计划来执行的年代，除了像楼忠福这样游离在国有体制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金钱杠杆”撬动的“剩余价值”。计划体制下的按部就班、有困难找领导的观念已经蒙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睛，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
　　当时的楼忠福，当然也没有自觉到他的做法，就是运用了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利益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的字典里是找不到“利益激励”这个词的，然而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虽然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其名称，但是像楼忠福这样天生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浙江人，他们在运用市场经济原理的时候可能比那些从学校出来的人更娴熟和得心应手。后来，负责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也利用了这个“利益激励机制”。他把司机每运一车泥土的运费提高五分钱，效果也十分显著，司机运输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这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富有改革开放味道的口号便迅速走向了全国★。
　　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口号叫得最响的从来都在中国主流体制内，因为政治口号言说的对象首先就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他们。但是那时候真正解放了思想并在制度和机制上进行创新实践的，却是处于体制外的边沿组织和人员，这些人不仅具有最高的创新动力、最低的机会成本，而且也载负了最小的旧思想包袱★。在旧体制下，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放开手脚的尝试即使有风险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从1978年开始，这部分人终于意识到，个人的努力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勤劳、节俭、勇敢等美德上。这些东西并不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生活的改善，真正能够造就繁荣、改善生活的努力，主要在于人在制度、机制创新方面的努力。这些人和楼忠福一样，开始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创新和尝试，并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各方面的突破和变革都离不开民间和主流体制外的力量。这些被称为“匿名的少数”的体制外人士，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和他们的经验，替整个社会找到了“过河的石头”，找到了使改革能够突破的缺口和经验依据。
　　

散沙里面有黄金（3）
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不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口号仍然叫得很响，但是如果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此时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显然已经比较“自由”。因为自由社会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自由”了，而在于每个人都被允许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创新的自由，至少在经济活动上，当时的中国已经“默许”了这种创新的自由。
　　

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1）
过人的体力、精力和脑力，天生就决定了楼忠福属于极度活跃的“表演型”性格★。
　　由于家庭背景和特殊时代的影响，楼忠福强烈的“表演欲望”从儿童时期起就未能在正规渠道上充分舒展过。在学校的教室里不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中不能，在生产队里也不能。能够弥补他“表演欲望”的场合都属于非正式的场合，如在孩子们平日玩耍的时候，在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追求爱情的波折中。这些非正规渠道上的“表演”，非但未能够平息他性格中强烈的“表演”欲望，反而愈加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决心和意志。从父亲被当做“反革命”抓走的儿童时期起，楼忠福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时时呼唤：“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做一点像样的事业。”这个在内心里呼喊了多年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启动，而越发变得响亮清晰。
　　任材料科长的几年时间，不但让楼忠福看到了市场中潜藏着的巨大“闲置”价值和效率空间，还让他找到了如鱼得水的自信，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位置上展示了自己的能量。这一时期楼忠福的内心感受，可能就像跟一棵长期被压在石头下的小树苗突然迎来了将石头拱翻后的蓬勃生长季节一样痛快。
　　但是楼忠福并不满足于此，面对不断变得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经济环境，他预感到机会应该不会太远了。如同一只在空中盘旋的雄鹰，他在注视着每一个动静背后的机会；如同一峰迎风呼吸的骆驼，他在鉴别每一团空气所包含的信息。他开始每天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一有空就坐下来看报纸。他激动着，但他也静候着，而他身边的多数人则沉醉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温饱喜悦之中了。
　　对于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中解脱出来的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确实是一个一日千里的年代。让人觉得新奇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新事物每时每刻都在涌现，而大快人心又有点不可思议的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又有变化。很多事情就这样在“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不争论”的政策下，不断被“匿名的少数”尝试着、探索着。对于那些还留恋旧日子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要颠倒过来了。
　　从1979年到1983年，几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逐渐从“匿名的少数”变为家喻户晓的时代英雄。第一个就是安徽的“傻子”年广久★。他在计划经济执行得最严酷的时候就从事一些小买卖，并多次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打击，改革开放后，他凭买卖瓜子而迅速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第二个是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如果说年广久是那时候中国个体商贩的“教父”，那么步鑫生可以成为那时候中国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导师”了。可以说，中国僵化的国企体制的传统命脉，是被这个身材瘦小的浙江裁缝首先剪断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家的“样板”，也是这个瘦小裁缝首先裁剪出来的。这两个人的事迹都曾经惊动中南海，并成为中南海改革决策的“过河石头”。他们不但影响了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终于催生了1984年的改革开放高潮。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一年。这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改革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变，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单项走向整体的体制改革。
　　这一年，在中国GDP构成中，非国有经济（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达到亿元，在总量上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亿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在当时还相当敏感的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基层的“社队企业”也更名为“乡镇企业”。
　　这一年中国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更自由地移动，农民外出打工也不需要谁来批准了。当时的中国领导层横下心来决定以极度危险但社会震动相对温和的“双轨制”方式，来分步“撤换”物价计划体制的“毒瘤”，此举催生大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