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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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科幻小说、嘻皮士文化和黑客现象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尽管他们在时间上先后之别，如同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不可能相同一样。

　　　　“把一切都归功于嘻皮士”这一主张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尽管勃兰德在很多局部问题上表现出独到的见解，但在解释电脑革命的整个过程时他不就不能自圆其说了。他自己注意到：“当然并非电脑国度里的每个人都认同６０年代的反文化根基。你很难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葛洛庞蒂，把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称为‘嘻皮士’。”

　　　　其实，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尼葛洛庞蒂，他们都以反权威、反成规的自我依靠伦理作为自己技术活动的行为规则。他们的技术成果是由他们的“创造性破坏”（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行为方式决定的，换言之，他们的成果本身就是对既有的技术形态和水准的“创造性破坏”。他们与嘻皮士出身的电脑革命者的不同只是他们反权威、反成规的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但在科班出身的人看来，他们的技术探索都是“野路子”，所不同的是“野”的方式和程度。

　　　　代替“我们把一切者应归功于嘻皮士”说法应该是：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七月四日。在那一天，与美国一起诞生的，是一种个人的独立性或个人的自我依靠的伦理。没有“自我依靠”精神，就不可能有个人电脑。

　　　　当尼葛洛庞蒂在１９８５年创办ＭＩＴ媒体实验实时，在正统计算机科学界看来，他纠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不懂得这个学科的基本规矩的外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少数计算机专家（也是在正统计算机科学界受排挤的）外，更多的是音乐家、视觉艺术家、建筑学家（尼氏本人就是学建筑出身）、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传媒学者。“就像１８６３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创始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然而他们相对于正统计算机专家的劣势恰恰是他们的优势——正因为他们对于某些“常规”的无知或漠然，他们才敢于异想天开。他们能够在技术上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主要在于他们对于计算和计算机的看法不同于就事论事的正统计算机界。他们相信计算机不会永远是一种辅助性设备，不会永远停留在人从事某种工作时充当助手（尽管是相能干的助手）的水平。尼氏把自己的媒体实验室称为“离经叛道者的沙龙”。他这样写道：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向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和的人都是“江湖骗子”。这些被人称为“江湖骗子”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如今再也没有人说他们是“江湖骗子”了，“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主流”。从尼氏的“媒体实验室”的历史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到“正统”与“异端”的辩证转换。由此看来，尼葛洛庞蒂等人的行为和思想方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离经叛道”。而正是在“离经叛道”这一点上，他们与嘻皮士出身的电脑黑客是相通的。正是因为有了形形色色的离经叛道者，才有了数字时代。如果听任那些循规蹈矩“资深教授”们颐指气使，计算机科学界很可能仍然在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等方面纠缠不休，就像如果对巴黎美术界的当权派们唯命是从，现代艺术就不会出现，至少，现代艺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电脑技术的当权派们没有勇气对既有的技术时代说“不”，他们只追求一种能臣式而非开国者式的成功，他们乐于使电脑为大众时代（在产业和文化上分别表现为工业时代和电视时代）服务，想象不到或不敢想象电脑能瓦解工业时代，开辟属于自己的时代，即数字时代。甚至在数字时代已经来临的美国，也有人仍然遵循着把电脑作为服务、优化工业设施和电视设施的工具来使用的思路，从而导致重大的经济和文化战略的失误。这种思路体现的是一种与离经叛道、闯荡江湖的技术牛仔心态绝然对立的，循规蹈矩、归化正统、寻求安居乐业的技术官僚心态。

　　　　４．２　“男孩革命家”

　　　　朗登？温勒（Ｌｏｎｇｄｏｎ　Ｗｉｎｎｅｒ）在《从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Ｗｈｏ

　　　　Ｗｅ　Ａｒｅ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一文中指出：“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我们美国人必定在某些时候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我们持续不断地再度更新（ｉｎｖｅｎｔ，亦可译为“再度发明”）我们自己。这种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再度再新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初期。”

　　　　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发明的民族”（彼德？雷登），还不如说美国是一个“再度发明的民族”。他们的发明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固步自封的发明，而是不断重新开始的发明，他们从来把自己的发明看作是成熟的、完美的，而是永远在进行中的、尚待完成且永远不能完成的。在发明、创新方面，美国人仿佛得了一种强迫症（“必定在某些时候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

　　　　温勒回忆了美国人从建国初期直到现在的不断再度发明的历史。“殖民地人反抗乔治三世的成功战争也是一场政治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这件束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身衣。起义的领袖们、开国的国父们在从古代的共和制改造而成的模式基础上，建立了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个人自由与被统治者的认可，直到现在仍然是指导性原则，但政治制度依靠于少数有教养和美德的人组成的小团体。但没过多久，这种共和制的观念本身受到了来自更加民主化特点的规则、角色和关系的挑战。到１９世纪早期为止，美国人匆忙地断定国家必须承诺使普通的劳动人民获得物质上的财富和真正的独立自主。一个生活在１７５０年到１８２０年间的人经历过三种给个人在事物的大秩序中定位的方式。急剧转变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有什么稀奇之处了。今天，信息时代和赛柏空间的狂热支持者们常常极力强调我们面临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环境，它要求社会的迅速转化。”

　　　　前面已经指出，电脑革命是一场不断进行的革命，一代一代的黑客在电脑革命史上是都是一代一代的过客。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人在政治的发明、创新上也是如此。可以说，“发明强迫症”或者说“革命强迫症”是各个时代、从事各种业行的美国人的“通病”。适可而止、成家立业、坐享其成等成年人的观念和心态对于美国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革命家来说是相当隔膜和陌生的，对于更新形态的追求是美国人难解的苦闷和渴求。

　　　　美国人的这种在发明创新和革命上的“强迫症”就是一种典型的少年人的心态，即ｂｏｙ的心态。一代一代的美国的革命家，无论它们的年龄有多大，都可以被称为“男孩革命家”。在富兰克林、杰斐逊身上，在从美国独立至今的所有以“离经叛道者”面目出现的“革命家”身上，都明显存在着这种少年人心态。

　　　　少年人心态是一个人，一种文化处于健康、活泼、向上状态的显著标志。虽然这种心态在美国人身上最为明显，但却并非美国人所特有。

　　　　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痛感传统的中国文化暮气沉沉，如同一个老年人，缺乏一种生龙活虎的少年精神，所以特意提出“少年中国”的概念，为将来的中国树立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其实中国文化中本来并不完全缺乏一种少年精神。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篇谈论中国侠客精神的文章（《青衿无名》）干脆把侠的精神称为“少年精神”。作者定道：“现在尚无力为这一诗意的称谓找到与之匹配的概念解释，只能以下面不够周全的形容讲述它的内涵：少年一般的心情，青春气，活力敏锐，是积极，是不拘于文化的个性，是创造文化的可能，是充满向往、希望、梦幻的心理定位，是活泼，是有所为……。据说中国的唐代是这一精神的一种文化典范，在儒、佛、侠混合的时代而出现的少年精神，体现在最能代表唐代的诗歌上，返顾历史上李白等人的咏侠诗，侠骨以文的形式保留下来，而少年精神的表现不仅局限于文学，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个方面，所以称为盛世，这是此前此后者未能达到的峰巅；它在文化上不仅可与世界对话，而且事实上是引领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而在唐代，最重要的文化精神，是不能不考虑它的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的。”

　　　　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我们可以把唐代时候的中国称为“少年中国”，然而唐代之后，唐人那种少年情怀和趣味在以重文轻武著称的宋代迅速消散，尚武尚侠的风气以及集中体现在李白诗歌中的对于少年精神的颂扬从此而绝（后世文人学者论唐宋文学的差别，常常把唐人精神归结为少年气质，把宋人精神归结老年气质，因此有“少时喜唐音，老时尚宋调”的说法。钱钟书的概括最为准确：“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忧，乃染宋调。”）。

　　　　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少年美国”。少年气，或者说“牛仔气”，一直是美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基本特色。这种少年气与具体哪一个人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人在骨子里也充满着少年气或者说牛仔气。数字时代诞生于并且只能诞生于美国，原因就在于数字技术本来就是一种少年气、牛仔气而非成年气更非老年气的技术。

　　　　在这一点上，尼葛洛庞蒂的描述可作为很好的旁证。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是他发表在《连线》杂志上的专栏文章集结、整理而成的。他能成为《连线》杂志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儿子——正是由于儿子的推荐，他才注意到这份杂志。在为《连线》杂志撰定文章的过程中，他发现，在这份杂志的读者中，有很多是１０到１５岁的少年。这些小读者不仅自己阅读这份杂志，而且把它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父母。这种现象说明，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知识，打破了学习一般知识时父母充当老师，孩子允当学生的常规。面对数字化技术，孩子们如鱼得水，父母辈反而感到焦虑。儿童和少年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时候之所以如鱼得水，是因为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少年精神的时代。要知道“在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就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或保持这种少年精神（少年气或牛仔气）。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成人气甚至老人气，那么在赛柏空间和数字时代里只能是充满焦虑、无所失从的落魄者，只能沦为信息和财产（在数字时代，此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上的穷人。只有怀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持续不断地再度发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不至于在如早年美国西部那样动荡不宁的赛柏空间里丧魂落魄。

　　　　乔治？吉尔德在《对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焦虑》（Ａｎｇｅｓ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一文中谈到了许许多多“焦虑”，在我看来，这些“焦虑”说到底都是一些垂垂老者对于青春少年的阴暗心理，鲁德主义和技术虚无主义是其极端。吉尔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了一位名叫阿维？弗里德曼（Ａｖｉ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的经历，意在表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的真正生机所在。弗里德曼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少年精神如何是数字时代的时代精神的。

　　　　弗里德曼１９７０年出生费城。他从８岁（１９７８年）起就对电脑着迷。在这一年的出埃及节（Ｓｅｄｅｒ，基督教为纪念当初摩西带领犹太人成功地逃离埃及而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