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打"运筹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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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是将企业交给经营班子，签订经营承包责任书，后来发现不少企业越包越穷，庙穷和尚富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看过当年艺术家们对这种现象作的漫画，一幅说：走一个厂长倒一片车间。还有一幅漫画说：船坏了，钉子还可卖钱，最后一任厂长抠钉子卖的情况。

　　为什么艺术家和我们这些迂腐小文人都看到了，上级领导和所谓的“改革之父”、“经济之母”们就看不到呢？这倒好，让某些关系户好好的“权力寻租”了一把。不久一批新贵应运而生。

　　过了好些时候，大概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上边看到了，知道再这样下去，祖宗那点东西就保不住了。比如，金阳县1994年虽然迟了点但毕竟还是进行了商业企业改革。

　　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后，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改制”成了善抓机遇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各地纷纷送出靓女“投怀送抱”，搞的许多已经获得第一桶金或者随时可以通过融资获得资金的各色人等，像野狼抓小羊般席卷全国，我把它称之为“狼性扩张”。

　　记得四川有位搞茶的老板，请我给他做策划。我们俩一边喝酒一边聊工作。他向我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制。

　　他说：“洪老师，你晓得我这个厂好多钱买的不？”

　　“好多钱嘛？”我问。

　　他兴奋地说：“老子100万元买的，叫朋友划100万给我，拿到会上亮一下，第二天老子就拿去还了。”

　　看他得意的样子我即为他高兴也为我们这个体制担心。

　　乖乖，这不是原罪是什么？鼓起眼睛，伙起权力机构整钱嘛。

　　对这事尽管我一提起就激动，最近，从报纸上知道这家企业搞得非常好，税收多多的，就业安置多多的，茶农收入多多的。你再想说它“原罪”似乎已经说不出口，只能说：“运气来登了”。

　　这个典型改制案例以及其他许多放手兼并国有企业的案例告诉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叶那股兼并重组浪潮中，迅速发达的老板们相当部分是有“原罪”的“功臣”。

　　为什么这样说，讨论起来比较复杂。

　　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总之打伙干的企业，包括现在有些合伙企业，干起来都很费力。政治经济理论家说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也许是。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所有者缺位”，或者说没有“守夜人”。偌大的摊子谁是老板，谁说了算，谁对后果负责。此时，我突然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内江遇到的怪事，领导说：“农村改革能不能深入关我屁事”。

　　是啊，不关我事！难怪柏杨先生说“三个中国人是条虫”，实际上只要没有责任意识，没有责任制度，三个外国人同样是一条虫。人家之所以变成了龙，甚至在商业竞争中称霸世界，不就是人家几百年前就把“守夜人”的问题解决了吗？

　　最可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连我们这些娃娃都看出来了，那些“之父”、“之母”们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似乎浑然不知。

　　1999年4月，在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小国企改革研讨会”时，有位一线专家给我聊到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时谈到三个概念：

　　一、归谁所有；即产权问题。

　　二、谁来负责，即责任意识和责任制度问题

　　三、契约化，即法律意识淡薄问题

　　所以，我对发横财者说：“你们有功”，原因就是这么三条。是，随便怎么说第一桶金，甚至后来继续寻租权力得来的钱都不光彩。但他的的确确解决了社会公共资源、资产长期无人对它真正负责的问题。

　　单纯的集体负责最后总是落不到实处，因此与其让他几爷子“愰”脱，还不如“零价或低价承债式”交给能人治理。就像上面谈到那些老板，个个整得风车斗转。资产可能名字变了，支配人变了，但价值基本上还未变，甚至变多了，变强了。

　　面对不公平竞争，面对权力寻租，面对第一桶金表现出的诸多“原罪”，亡羊补牢未为晚。在处理未来的社会资本及其他公共资源时，但愿更理性、更科学、更公开、更公道。

　　现在要研究的问题不是要他们偿还，而是要鼓励他们发展，创造更加适合他们发展的条件。不要几弄几不弄，又把他们弄到国外去了。这样你想让老百姓原谅你当初搞出的那些“原罪”的东西都难。难道你还想用“手艺不好，交点学费！”搪塞过去。梦嘛。

“灰色营销”在阳光下疯长——怎么办？
“灰色营销”在阳光下疯长——怎么办？

　　
　　
　　党的十七大对“公平”、“正义”提得很重，“灰色营销”这种典型的普遍的“权力寻租”活动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十年代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实践时间紧任务重，可以叫拨乱反正，因此，权力寻租比较突出，很多人因此发了财，获得了“第一桶金”，以至后来离开机关到企业后继续当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老板。

　　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召开后，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比较从容了，有精力、有时间务虚了，研究科学发展了，就不应该总是匆匆忙忙的定事、做事。搞得“公平”、“正义”这些争取了100年的民主权利还得重新思考和解决。

　　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被我的许多同仁视为“杀手锏”的“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灰色营销活动踪影”。

　　国外对“灰色营销”这类带有商业贿赂的行为也想了很多办法治理，但常见报端的还是谁、谁、谁被绳之以法。因此，他们的所谓“代表”不主张权力集中，主张法制化，主张小政府。总之想方设法降低“人为”的操作因素。

　　好在我们的政府也在社会化上有相当的进步，政府直接操控指挥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减少。只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权力寻租”习惯仍然使得一些行业“灰色营销”盛行，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医药行业和正在显现化的教育战线。总之，公共权力越集中，权力寻租为己牟利的现象就越严重。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权力寻租作一番探讨。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等。

　　有一句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

　　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

　　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我们希望政府从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入手，学一学武则天的“节俭和诛杀”，提高法检威慑力，尽全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让倡导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公平、正义重回我们的和谐社会。

“青蛙”生存哲学
“青蛙”生存哲学

　　
　　
　　从1980年也许是天下第一批（之前没有招聘之说）打工仔开始，到2001年离开希望房产锦官新城项目，20年过去了，突然有人告诉我：“你做的是青蛙，越老越跳不动越不中用；要做蜘蛛，年轻时辛勤织网，享受网上飞虫，老来还可过继给后代，让子孙继续享受网络成果”。这个说法有点像“穷爸爸，富爸爸”，也有点像“管道的学问”，醍醐灌顶，突然间似乎明白了许多。

　　于是2001年开始搞“洪顾问”工作室。由此，我便是“蜘蛛”了。

　　想想20来留给自己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只有一身的小毛病：什么椎间盘问题、劳损问题、结石问题等。好在仍然年轻，还可以学习蜘蛛结网。

　　一段时间后，发现蜘蛛结网网虫比青蛙现找现吃麻烦多了。

　　在虫们稀少、分散、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下，青蛙比较灵活，那里虫多往那里跳。就是我们常见的“跳槽”。

　　20年打工生涯好像都在跳槽。先是当乡干部，每月元，工作饱和而辛苦，也常自得其乐，弄一点诗文书法、吹拉弹唱之类，坐在高出街道几十米庙宇般威严的乡政府办公楼前的石凳上，看看卖苕藤、买化肥、送女相亲、吆三喝四的芸芸众生，不免飘飘然。

　　造化弄人，干不长，4年刚到就只好遗憾的离开。

　　后来当记者。用我们乡政府老干部“何公事”的说法，单位出钱供你游山玩水，造访民风，感触民情，机会多好。给同僚即将回家务农比起来，甚至给城里那些拿了电大文凭尚不能如愿当记者的同学比起来，的确运气来了。

　　当记者每月工资47元钱，一个娃娃家也够了，按说也没有跳槽的理由，结果还是离开了。

　　到凉山，说是“逼上凉山”，可能是文人喜欢用现成的经典短语，实际上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在内江，虽然环境好一些，机会多一些，造化可能大一些，但只能等候继续做临时工啊，既然“泥饭碗”端起来悬吊吊的，到凉山吃商品粮，端“铁饭碗”；不正是少年时期做鸡生意时的梦想吗？加上运气不错，遇到个好县长、好主任，一展几乎平生报负。有什么理由离开呢？

　　跳槽为什么？

　　也不管什么原因，还是离开了。好不容易端了个“铁饭碗”，即正式的县级机关干部，也似乎呆不下去，还是离开了。

　　既然喜欢私营企业的用人机制，追求平等自由竞争，那就好好的干吧；连希望集团、迪康集团这么好的单位，干了那么久，甚至那么得志，还是离开了。离开为什么？现在想来，这就是“青蛙”的悲哀了。

　　做“青蛙”20年，先是月底摸出两毛钱都说是大票子，接着是出门找工作还让父母去邻居家借钱，到了30岁该结婚的时候，置办不起家具，让人家董主任操心，最后到了梦中的“希望”总该有钱了吧？

　　1994年春节，我从“希望”携全家“衣锦还乡”：从三姐家拿了台旧彩电，月薪400元，半年存了1000元。我和母亲、老婆、一岁的孩子登上了成都开往西昌的“站票火车”。可恨的是母亲帮我揣的钱被小偷割包偷走。回到家里一分钱没有。同僚说：“老洪出去挣了大钱了？”，我只有苦笑。

　　1996年从上海回四川过年，原想兄弟们帮上海希望饲料公司赚了2000多万，老板该让大家坐得起飞机噻。总经理王长青说：“你们中层干部至少万把块钱要给噻”。没曾想，坐火车都只能坐硬座。

　　有个兄弟伙画了幅涂鸦式漫画，说一位老板提着一麻袋钱准备出工厂大门，有位兄弟说：“老板，今年就是这样子啊？”，老板不好意思，从麻袋里掏出几万块钱：“兄弟伙，拿去喝茶！”

　　好在遇到比较耿直的迪康集团老板，一见面就给我说：“老洪，你来不来迪康，我都帮你解决‘农转非’”。这话让人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慨。

　　“迪康”待人就是不一样，工资是成都市同等企业最高的，月薪4800元，比“希望”这个中国“500强”翻了一番。配手机、租住房，最潇洒的是“一个月报一次账”，言下之意，兄弟们偶尔朋友之间消费也可报账。用曾老板的话说“兄弟们凭良心哈”。

　　很幸运，从“迪康”工作三年下来，存了20000多块钱。当然所谓来不来迪康都给你解决“农转非”，戏言耳。

　　在凤凰卫视举办的招待会上，有幸与尊敬的“小平同志”之长女见面，当说起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举牌亿元”者是位农民时，与席朋友都觉得很稀奇。

　　我给他们说：“我这个农民可是有大专文凭，进修过研究生的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