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打"运筹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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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某些行业形成“潜规则”，你想“官”多了，还了得。
看过电视剧《纪晓岚》的朋友都知道，皇上批评纪晓岚：“你把肥鸭子给我杀了，又弄来一批瘦鸭子，以此往复，我这江山还不给吃垮吗？”
无独有偶，有些单位给“官”发廉政补足，或者年初收廉政保证金，年末双倍发廉政奖金。
另外，深圳有家名气很大的企业老总说：“我给主要干部发高薪，高薪养廉，高得超过普通员工18…20倍，红塔山香烟随便抽（当年红塔山香烟是上档次的商务烟），我看你还收不收红包”。说得振振有词，可这家公司的问题多多。
对此，我与四川大学一位哲学学者做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
他说：“只要财富达到极大的丰富，实现各取所需了，廉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什么叫极大的丰富，什么叫各取所需，我想到银河系去旅游一下，不过，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同船”我狠狠地幽了他一默。
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穷性决定了“必须抑制没完没了的欲望”，只是抑制的办法未必只有所谓廉政建设。办法多的是。
一是通过政策的、宣传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弱化“官本位”。据说深广地区“官本位”就不是太强。让人的价值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体现，就像我们农民，如果国家早几十年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我上什么凉山，到什么海南，挖什么“野斋”，像人家三圣花乡的农民那样开个茶馆多好。所以，治“官”之道还在于社会公平。如果老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老是“考不起就走独木桥”，老是看到当“官”的“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你看谁还想做生意、谁还想挖泥巴，还不如想点“歪点子”整个“官”来当，稳当些。
二是弱化公共权力，许多东西能往下交就往下交，能够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最好不要“统起干”。就像当年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挑土边、撕包谷可以计件，能干“包工”就不要吃“大锅饭”。
对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几百年前就看到了，特别是亚当斯密就特别推崇那只“看不见的手”，甚至有人说：“维多利亚女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了9个孩子”，可见其看待权力的态度。因此，应该学学人家，更多的依靠市场平衡供求，调节资源，“官”们当好裁判，当好参谋，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就行了。
当然，我们国家大，群众的文化、觉悟、法律意识、自我意识差异很大，现在又出现较大的贫富悬殊，因此中国“官”的作用肯定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用要大，不能按他们的说法，把政府搞得小小的，把“官”搞得少少的。但往“小”努力，往“少”做文章肯定是方向，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
对此，企业走到了前面。我曾经提到希望集团子公司的机构设置，在统一、精简、效能的一般原则指导下，其管理体系非常精干。我知道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就只有7个主要干部。几个亿的摊子几个人就玩得风车斗转，并且，一个个干得非常起劲。
当然，人家解决了“能上能下”的问题，和你那个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能上能下不一样；干不好，说走人你就得走人，不需要取证、不需要讨论，更无须考虑以后不好见人，因为主仆双方都知道什么是“双向选择”。
我们国家关于机构精简的文件发了很多，开的会也很多，多得来就连我们这些秘书都记不清楚。正如老一辈作家马识途《十日谈》中“再论文山会海”所批评的一样：一个县委书记一月收到文件资料13斤6两，怎么读？天书！
所以，文件也不要发了，来点真格的，像希望集团那样，干不好就走人。当然最好不提“干不好给老子爬”！因为听起来好像在骂我们农民工。
“世上官多不太平”这句民谚不知传了多少年，也不知还要传到什么时候，但愿越传传少。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令人疯狂者，岂止“邪教”！
令人疯狂者，岂止“邪教”！
1991年，金阳县几位老师准备组织“养生益智”培训班找到政府办要我帮他出个手续。
我问他们可有依据，他们拿出当时中央政治局领导级别的人题的词想说服我。我一看领导的题词是“可以探索”，于是对他们说：“人类对生命本身的确尚有许多未解之谜，‘养生益智’可以探索，既然是探索，你让我同意‘普及’怎么行呢？不能拿我们的身体给你‘张天师’做试验嘛。”
遇到咬字眼的，莫法。手续虽然没办，但课我还是去听了一次。老师在上面说：“两眼微闭…手心向上…屏气…发热没有？”
有人说：“发热了！”
“你们看到了什么？”老师问。
“没有”我们回答。
老师说：“我看到张天师了，张宏堡老师红光满面，穿套西装，向我们走来了”，言下之意，他开天眼了。
过了一会老师开始传授用“养生益智功”治病，他叫一个正在生病的学员上讲台，他伸手在病人胸前一晃，一个抓的动作，说：“我把病魔抓住了”，然后又一个往地下甩的动作，念念有词：“入地三尺”。
我在下面说怪话了，“老师，下面还住着一家人啰，传染给人家怎么办？”
老师自己都稳不住笑了。
后来到了成都，有位朋友叫我陪他到青城山“生命科学院”，说是去给张天师过生日。
好家伙，数千人，我还以为张宏堡要来呢，结果说是全国都在给他“老人家”祝生日。
在参加完山呼海啸般的生日庆典之后，晚上我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住在一个宿舍。我原想，与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说话可以随便一点，没曾想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居然敢对张天师产生怀疑”、“你居然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
乖乖！文革没有赶上，今天碰到了，人上了神坛那就不是“人”了，是“人仙”，就像“济公活佛”一样。
有过了好多年，家里几位老年亲戚在练“###功”。
呵！更神。
好在这些老年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听人家说练“###功”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没事就练，练些什么，我也搞不懂，反正他们说：“练了，精神好多了，身体好像也好些了”。
我说：“既然对身体有好处，你们就练吧”
没过多久，上面说“###功”是邪教。
乖乖！把他们吓惨了。
我说：“你们邪没有邪？”
他们说：“我们连正反都没有搞清楚，那里知道邪没有邪呢？”
看到这种现象，我就想起《王保长》
李老栓回答王大爷说：“管他蒸熟（征属）还是炕熟（抗属），反正都是拿来吃的”。
王保长纠正李老栓：“啥子讲种菜呵，那是蒋总裁！就是总发财，反正都是有钱的”。
对普通下层老百姓而言，你“剿共”也好，抗日也好；你种菜也好，你总裁也好；一点区别都没有。
就像我那几位练“###功”的亲戚，上面喊不准练，他就觉得自己好像犯罪了。
中国人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鸟叫”都有人欣赏。
时下，比较流行的民间活动就是传销了。
我1998年花了700多元钱成为某产品“消费”经营者，就像我推销“佳禾月饼”策划的“提前购买，消费增值”一样。
无论你走进传销的那个会场，无论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人人都把你当亲人般接待，在会场上几乎人人都异口同声的说“好！”就像赵本山在小品中当选奥运火炬手即席发言，言不由衷的自我欢呼“好！好！好！鼓掌！”
有位级别很高，号称年薪百万的传销“老师”，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对我说：“你娃就不敢当众说‘吔！吔！吔！’嘛，不疯狂怎么能把你这只孤雁裹进群里，群众运动都不晓得嗦”。
有一次见一位邻居对她的上线，她们称“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她开玩笑。她一下就生气了，其他“传销”也跟着说：“你不了解传销，不怪你”
别的传销更是“吓死背时”。
由此，我联想到“养生益智功”、“###功”，传销又是个什么“功”呢？也有如此魔力，让人疯狂！
后来，我在想：中国这个林子真的太大太大了吗？随便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并且达到膜拜的程度。
如果说毛老人家一挥手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那是人家打了那么多大胜仗，那硬是“诸葛亮在世”啊，人家这尊神那是真神呐！就是今天哪个怀疑，也会被“骂脱”呵。
那么，张天师，还有###怎么给毛老人家比，魂都不在了嘛？
特别是“传销”说起来好像比对毛主席都好，怪哉！
“传销”的理论依据是减少中间环节，将用于渠道建设和广告推广的钱让利给消费者，从而理解为“靠消费损钱或者叫赚钱”，由于中间环节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就只能靠“人”来进行，因此就需要“传”，即“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下去”，要不商品交换的链条就会断裂，生产经营就无从开展。
为了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所以他们总结出八字真言“打货，卖货，带人，听课”，还有许多类似“开口即开业，闭口就关门”等许多经典口号和经典活动。
最近几年“传销”活动频繁，传销者不失时机、无孔不入的市场渗透，包括观念渗透，已经成为新时代难得一见的奇特经济现象。
有人说，中国数以亿计的闲散或半闲散人员，如果“观念、利益”双双到位，足可掀起一场“经济邪教”，因其与个人利益充分联系，其影响将远远超过“政治邪教”。
但愿不是危言耸听。 。。
“革命和改革”是否意味重新洗牌呢？
“革命和改革”是否意味重新洗牌呢？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24年来，我们国家在许多领域都放开手脚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失误难免，漏洞也肯定不少。
在改革中，一些思想解放比较彻底，风险意识强，有一定背景的人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其中，造成负面影响的我们批评他们是“官倒”。当然这“官倒”的含义可不仅仅是倒腾生意，还包括许多“权力寻租”，简单说就是“有偿租用各类权力为我所用”或者叫“有偿出租各类权力为我谋利”，通俗的说叫“勾兑”。今天偶尔见诸报端所谓“原罪”就是对各时期善于投机者或者叫善于抓住机遇者，获取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公正性提出的质疑。
因此，我对“原罪”作了一个不确切判断。
既然“原罪”只是老百姓对第一桶金的质疑，并非结论。加之当时的法律制度或操纵法律制度的人已经给他放行。因此现在来讨论这个关系老百姓心里平衡的问题就应该理性、公正，并且依法进行。要不，就可能矫枉过正，对谁都不好。
作为问题探讨，我的看法是“原罪”主要分两种情况。
一是“权力寻租”东窗事发者，这种原罪自然有罪。尽管时过境迁，迁延困难，但道义上就叫第一桶金挣得不光彩。如果形成社会舆论，极可能影响今天的发展。
二是因信息不对称、宣传不到位、操作失误等原因致使所谓有背景者抓住机遇的情况，说来好像也有“原罪”之嫌。但这种“原罪”似乎不应迁延追究。
毫不疑问，第一种“原罪”是有罪的。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应予申斥，甚至敦促有关方面加大侦破力度，将不法之徒绳之以法。
难点是第二种情况，坊间人士常说的程序合法，操作得好，该人家发那笔横财。
我这几年做策划遇到的这类现象很多，现在看来，也许正是这些所谓“原罪”改变了整个中国经济总的治理结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的改革思路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就是将原来全民所有变为单位集体所有，甚至落到具体的人头上。有点像我们农村土地下放，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是操作上适应大生产的需要而已。简单的看：企业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公平的分给了全体员工，似乎公正。但谁对这些资产负责仍然没有落到实处，所谓“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所有者缺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从有关报道来看，苏联前期改革效果不好。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是将企业交给经营班子，签订经营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