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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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所是山海关沿线的一个关口，而山海关在其中起着统摄作用。明朝自建国以来，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大者称卫，小者称所，山海关最初就是被称为山海卫，此关建于明朝一三八一年，是大将军徐达为抵御关外元朝的残余势力而修建。
世人常以为山海关建于明代，其实不然，山海关自古以来就存在，其地域归属频繁变迁。商代，山海关属孤竹国辖下，春秋时归属北燕，秦代则归辽西，两汉时期隶属幽州辽西郡临榆县。魏晋以后，山海关地区成为少数民族纷争迁徙之地，曾先后属于慕容、拓拔、符氏等少数民族氏族，历经北魏北齐北周等王朝，直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才在此初置北平郡，唐以后，更名古城县。
因为地处在辽西一带，位于河北之东北部，又与辽宁接壤，因此，山海关的命运始终与民族间的融合纷争联在一起。辽金时期，山海关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运动，契丹统治者大量移民于此，也正因此，此地后又被重新命名为“迁民”镇，一个“迁”其实也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山海关在历史沿革上的独特特点，河北与东北两地文化也在这个“迁”字上尽有体现，甚至影响到了后代的民风民俗与民族性格。契丹铁蹄最后敌不过女真人的弓箭，而金人夺取北方天下后，迁民县被废，更名为镇，直至元代，划归辽阳。
迁民镇后来引起了朱元璋手下第一大将军徐达的注意。他对迁民镇的注意，其实是迫于无奈的。当此之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被打败，元家天下尽归于朱家天下之手，但是元朝势力仍然纵横漠北，徐达几次与元家军队决战，均未能将其扫清，山海关一带当时归属于辽阳行省（元初定行省制）的瑞州，紧连着中书省所属重地永平路的抚宁，此地处于辽西走廊要塞，归平滦府（后改为永平府）管辖，因其地理位置显要，自然成为元军攻守之要塞地。
关城里的少年英雄（2）
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已登大统，为防备退居漠北的元残余势力，他采纳徐达李善长刘伯温等文臣武将之意，决定兴修长城，加强战备。徐达当时主持重修的是京北锁钥居庸关。
洪武四年，徐达上奏朝廷，要求迁移北平军马百姓，移师到永平府，这个永平府就是当年的平滦府，此时已被收复，改为永平府。明朝历史上曾有过几次移民，都是出于军事目的，这次是首开先河。永平府一带背处燕山地带，境内人烟稀少，燕山以南是一片旷野平原，需要高山险隘，边墙排布方可拒元军残部及一切外族势力，所以移民于此，建设重镇之打算就是一个为长远考虑的“大手笔”。这一建议得到朱元璋采纳，同年，十几万人的大迁移活动开始了。这是明代第一次大型的移民活动。这次移民的结果不光是增加了军事上的实力，还促进了蛮荒之地走向繁荣的变迁。
洪武六年，元军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袭击，燕山以南的抚宁县城惨遭剽掠，元军直犯瑞州、迁民镇，所至之处，血火交融，一片惨景，抚宁满目疮痍，瑞州夷为平地，迁民镇断了人烟。此种情况下，明政府不得不再次发动迁民。周边居民进入永平府的滦州，有的居于抚宁县免耳山下，这次大战使得建关之势刻不容缓。
洪武十四年，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打响了，这年十一月，元平章（辅佐丞相处理军政大事的高官）完者不花与乃尔不花率数千蒙古兵入今卢龙县桃林口，进攻永平府，激战中明指挥刘广战死，千户王辂分兵在迁民镇、界岭口设下埋伏，堵截蒙古兵的归路，明军又从燕河营出兵夹击，元军退走。至迁民镇，进入明军的埋伏圈，平章完者不花被俘，乃尔不花逃遁，这是明朝连年来与元军残余势力争战中取得的一次大胜利。胜利出现在迁民镇，这一地由此引起徐达重视。
今天看来，说徐达是山海关真正的缔造者是确信无疑的事情，这位帝国当时最具备军事远见的人才，在胜利之后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当他在迁民镇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开始思考军事防御方面的更长远的问题。
由至高处向下望去，在山与海之间，徐达发现迁民镇的地势特点，顿时若有所悟。
迁民镇在当时位于永平府界，横跨辽西走廊，处在汉蒙两股势力的咽喉地带，更难得的是还夹山襟海，“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临榆县志》）这一望之下，徐达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于是果断的发出了一个命令，“发燕山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道关”，“九月甲申，卫城定名山海关。”
我们在这段描述历史中可以发现，山海关从建城到城破，都与“甲申”这个词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徐达逝去多年后的一###四年，是为甲申三百年，山海关再次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焦点，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徐达的苦心终于实现，此地成为军事关口后，给迁民镇带来的不只是驻守燕山的屯兵一万五千人以及一个崭新的名字，更让这个地方在以后几百年的时间一直成为关系中国政治命运的要塞。山海关一带成为了“关里”与“关外”分界线。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关里，关外是两个社会，关里是汉家文化，也就是农耕社会的世界，关外，则是游牧民族，游牧文化的发源地。长久以来，这两种文化的斗争与融合、争夺与取舍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因此在当时，谁拥有了它，谁就抓住了中原大好山河的“死穴”。
山海关建成后，作为军事要地，不断地得到完善，军人政权在其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山海关关外延伸处还有两座军事据点，因为比卫小，称之为所，东门外三十里是中前所城，再行三十里，是前屯卫，就是今天辽宁的前卫，前卫之前三十里，就是中后所城，也就是吴三桂少年时经常活动的地带。此地古来属广宁挟制，虽然占地不大，但位置很重要，正好处在辽西地段，西距山海关，东距当时明朝第一军事重镇宁远，地处两镇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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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城里的少年英雄（3）
山海关不仅作为军事重地存在，这条要道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为“朝鲜等国入贡及通辽商贾所由”，它的作用不仅仅是打仗夺权那么简单，它还是发展经济文化商贸的渠道，不光是斗争，还是民族间经济融合的产物。因此后人在研究山海关时，更要综合的看待它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多重作用，而不能一一割裂。
吴三桂就是在这座历史悠久，地处汉满两地交界的要塞中成长起来的。自小就生活在兵危马乱的地方，这对他的成长起到重要的影响，在他年少的时光里，他亲眼看见了北京的许多文官以及包括皇帝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见到的血淋淋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广宁战役，在天启年间发生的这场战役中，熊廷弼与王化贞一退几十里，把山海关外的大片土地全部丢失了，丢弃的尸体堆积如山，有人捡了几年的尸骨都没有捡完。这些事，吴三桂都拥有第一手记忆。而这场战役对明朝来说至关重要，此后多年间，满清时有侵犯，明朝再也没有缓过手来，到崇祯十三年后，明以山海关为界，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山海关一带的这些狭长战线，也成为吴三桂最初的军事启蒙教育的园地。
吴三桂也亲眼见到了与文官集团迥异的军人政权在山海关一带的成长壮大，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其中的中坚分子。他从军是受父亲吴襄的影响，但在成长为一名军事奇才的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父亲，而他的舅父——当时辽东督师袁崇焕手下第一名将祖大寿。
后人推究吴家发迹史，发现祖大寿在里面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位祖大寿虽然位在袁崇焕之下，但在辽东实力及影响似乎犹有过之。作为辽东最炙手可热的军人政权的代表，他们全家世代守护辽东，所有的男性家庭成员几乎都在宁远、山海关之间任职，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祖大寿是从最基层做起来的将军，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名动天下，升为前锋总兵，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上至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一脉，因为颇多军事强人，终于成为辽西首屈一指的军人巨族，崇祯一生刻薄少恩，但唯独对祖家青眼有加，这也是有原因的。辽东世代征战，地处苦寒，被称为“危城”，当时朝中诸臣均以为险地，不愿驻足，祖家在这里坐镇，实属不易，故而“安抚”政策必不可少，崇祯虽愚，这层道理也还明白。
吴三桂的继母为祖大寿妹妹，这个资源对于吴家的兴衰非常重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非等闲人物，他于天启二年中武举进士，此后投奔辽东巡抚李成梁处，多年征战，战功赫赫。吴家真正的兴旺，是在吴襄投靠祖家门下以后，他长年来一直在祖大寿手下任职，后来更娶祖大寿妹妹为妻，最后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一六三一年）时，吴襄已是锦州总兵官，位居辽东八镇首领之一，这个职位已经是明代一个军区最高的官职，可拥兵万人以上，因为这层上下级关系与裙带关系，吴三桂早早的就得以进入军中担任要职。不光是他，吴家子弟也多数都进入军中，到最后，与祖家一样，成为而控制辽东势力最强的军人集团。
与以前的名将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杨嗣昌、洪承畴等文人将领不同，吴襄早在多年前就注重培养个人的势力。因为辽东地域险恶，崇祯多年来奉行的安抚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祖、吴两家向军阀集团化的方向迈进。祖、吴两家人除了执掌皇家军队以外，还明目张胆的扩充势力，仅吴家就拥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他们身边的亲戚、部属、心腹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即使皇帝，也不敢对之太过苛刻。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进攻明朝帝都北京，并在城外设反间计，令崇祯皇帝抓捕袁崇焕，当时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捉，激于义愤，竟然放弃勤王，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这样的罪行，放在平时，早该死一千次，但是崇祯一反常态，竟然没有处罚，这固然是孙承宗力争的结果，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亦对辽东望族有所顾忌，而祖大寿此举与传统士大夫“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行为迥异。这个事出在他身上，而不是出在比他职位更高的袁崇焕、孙承宗等人身上，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军人出身的新贵，身上甚少桎梏。他们倚仗拥兵自重的权力，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明朝不光是祖大寿，后来的左良玉、高杰、贺人龙等都曾有过忤逆之举，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战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公然抗命，杨嗣昌传诏他十九次居然都不来，其嚣张气焰尤见一斑，崇祯对此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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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城里的少年英雄（4）
清天聪五年（崇祯四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对付的主要目标是守将祖大寿，他将该城围困起来，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在重兵围困之下，守将祖大寿弹尽粮绝，不得不降，后来又用计回锦州救出家属，再次夺下该城。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再次容忍，表现出了极难见到的宽容。军人政权之威，在当时可以想见。吴三桂就是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
祖大寿数次忤逆甚至投降，朝廷都不怪罪，这个对于常年跟着舅父作战的吴三桂来说，肯定会有影响。后人提起吴三桂，常将其脸谱化和妖魔化，却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复杂的渐变过程，绝不可简单定性。从祖大寿身上，少年吴三桂看到了一个真理：“有枪就是草头王”。祖大寿敢如此横行，无非是他有两个实力：一是他有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势力，二是他占据了明朝最重要的军事重地，此二者缺一不可，连皇太极都知“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以其（祖大寿）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清太宗实录》）这种实力是挟制皇帝的重要手段。吴三桂不是孙承宗或是袁崇焕，从小读忠孝节义理论长大，他生于戎马之间，十七岁就中了武举投身军队，深知谁有实力谁能胜利的道理，再加上他从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