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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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如此沮丧。”
就在这个时刻，邱吉尔第一次遭受到他称之为“黑狗”的折磨——周期性的令人疲惫的几番消沉使他一度接连几周都打不起精神来。还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师，英国第一部词典的编纂家，塞缨尔·约翰逊也遭受到同样的折磨。他在那段时间里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见的，这也许倒为他这个本来是乐观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为未来战斗做好准备的条件。
给他提供的和平和快乐的取之不竭的一个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了婚，正如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自从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诚然，美满的婚姻并不意味着它从无烦恼。邱吉尔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热烈的信徒，但是她从来就不喜欢作一个职业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许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生涯，他们必须达成某些谅解。有许多时间他们不在一起生活。他忙于公务，而她则去法国或是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度假。邱吉尔从不对其他妇女表示过任何兴趣，他们经常通信，书信内容详细，这些信件极好地反映了他们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尔似乎已不被重视。当他刚刚四十六岁时，许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过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经历，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继续提升，人们还保留着对他易党所带来的残存的不信任。他也无法摆脱达达尼尔远征招来的痛苦的反责。
1922年是邱吉尔经历几次低潮时期的最低点，当时急性阑尾炎手术使他无法参加竞选活动。由于他无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他被击败了。这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员。正如他略带嘲讽地说：“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没有职务，没有席位，没有一个党派，甚至没有阑尾。”他的情绪很低落。
劳埃德·乔治的前助手之一当时看到邱吉尔后报道说：“温斯顿是那样的低沉，整个晚上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认为他的世界已经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兰德曾经说过：“在战场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为了东山再起。”邱吉尔的生涯显然证实了这个真理。当然，一个谚语对一个刚刚落选的人只不过是一点点慰藉。因为我自己落选过几次，我品尝过这种滋味。朋友们会对你说：“没有职责缠身，你可以随时出去旅行、钓鱼、打高尔夫球，这不是很好吗？”我的回答是：“好吧——那就试一星期吧。”随后，你就会有一种完全空虚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直接的后果倒并不特别坏，因为你被竞选运动搞得精疲力尽正处于麻木状态，还因为你的肾上腺素还处于高水平上。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后，现实使你认识到你已经失败，你已无法收回或者改变作法去挽回这一结果。除非你很有钱，否则，不管你心情如何，为了支付每周涌来的支出账单，你就必须重新开始新的职业。
邱吉尔确是如此。他重新为报纸撰写文章以得到一些收入。他两次想重返议会，但都未成功。他向世界显示了一张勇敢和精神愉快的脸。我当然确信，每次失败都是令人痛苦的和丢脸的失望。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它或者退出政界，在政治上被击败并不是致命的。邱吉尔不知道“退出”这个词的含义。
到二十年代中期工党几乎全部吃掉了自由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由党员加入了保守党。作为一名重返保守党的成员参加竞选，邱吉尔终于在1924年回到了议会。
一个月后，邱吉尔有了一点好运气，后来却成了倒霉的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成为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件负有责任的却是内维尔，张伯伦。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原打算任命张伯伦任财政大臣，让邱吉尔当卫生部长。但在最后一分钟，张伯伦出入意外地说，他想当卫生部长。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尔正在接待室等待。鲍德温就改变脚本，问邱吉尔是否愿意作财政大臣，这使邱吉尔为之大吃一惊。邱吉尔抓住这个机会腾然而起。
在邱吉尔任财政大臣的四年里，争议迭起。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是一件难以成功的使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英国的经济仍然很虚弱。为了使经济能在可靠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复苏，许多著名经济专家敦促进一步紧缩财经。军方则要求拨给大笔新的军费开支，以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和重建英军的霸权地位。
没有什么人为这高昂的社会福利计划说话——诸如，国民养老金计划和寡妇儿童保险。这个计划正是邱吉尔决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有关发放养老金的计划，在税收条例方面，他采用了一些新的变革，从而减轻中等阶层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通过刺激生产力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作为财政大臣的邱吉尔的名声，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样形象受到扭曲的类似的问题。他们两人时运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萧条时期。如果不由当权者负责，又该由谁来对这一灾难负责呢？胡佛不象邱吉尔，他没有吸引人的热情的性格。因此，他也无法使人们了解他是怎样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困境。数十年后，当我了解胡佛后，我发现他虽然外表相当生硬，冷若冰霜，但却是一位腼腆的、敏感的、热心肠的人。在他任总统期间，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讲到失业者的痛苦遭遇时泪水曾夺眶而出。
一个意想不到的运气曾把邱吉尔抬得很高。现在，几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势力又把他撵了下来。一个冗长的、孤独的、令人心灰意懒的政治上的在野时期又开始了。不景气的“黑狗”经常登门侵扰。邱吉尔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
在这期间，他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尔巴勒》和《伟大的同龄人》，同时，他还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许多文学评论家嘲笑邱吉尔的文风过于华丽，甚至言过其实。但是，我认为，除了他战时的领导能力外，他的书籍就是他的最大遗产。
他所采取的一些立场，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声。他强烈反对政府让印度独立的计划，为此，他辞去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职务，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权者之间构筑起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由于支持国王爱德华八世企图在与两次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同时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离开党的队伍。他以提醒议会警惕德国迅速地重新武装的危险来开始他的竞选活动。
不管对他在印度问题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他关于德国威胁的警告，却使他成为在一片自欺欺人声中的真正预言家。邱吉尔的预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为他定期从军事部门的那些为他们上级的盲目性感到忧虑的文职人员那里得到内部情报。确切地讲，使得邱吉尔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正是这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身分现在才为大家所知。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据，他可能会立即被当作好战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会发生改变，否则人们总会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泄露情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目的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某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危险性。也许有人会提出诘问，那些泄露三十年代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情报的人们受到赞赏，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报界泄露越南战争的人们却受到谴责，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问题是，这两种情报有本质的不同，对后看来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当《纽约时报》开始公布五角大楼的文件时，已经有四万五千多名美国人战死在越南，而且每周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为试图结束战争，我们正在进行极为机密的谈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象洪水般地被泄露出来——破坏了我们的谈判，致使战争不是缩短，而是延长。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泄露文件人们的意愿。然而，这无疑是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泄露给邱吉尔的消息是经过选择的，使他在议会关于政府政策的辩论中能够陈述问题。向邱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我确信邱吉尔也会认为，在战时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一种叛国行为。
1939年夏天，当纳粹摧毁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时，邱吉尔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张伯伦立刻召回邱吉尔，任命他为海军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担任过的职务。“温斯顿回来了！”这一令人满意的信号从伦敦发到了全英国的舰队。
显然，信誉扫地的张伯伦已不可能继续长期占据首相位置。但是，无论张伯伦还是国王都不希望邱吉尔来取代他。他们更喜欢哈利法克斯勋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当首相不能由上院产生的决定被勉强通过后，六十五岁的温斯顿·邱吉尔才最后出任这一职务。他写道：“大约早晨三点钟正当我要去睡觉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赢得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仿佛觉得和命运女神在一起散步，并且觉得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一时刻和这次考验作准备的。”
如果人们设想邱吉尔当时不当首相，继续留任海军大臣去指挥海战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话，这倒能够使人们找到一种客厅游戏的乐趣。但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位领导人会花费许多时间去思考它。为考虑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就会寸步难行。
在美国，如果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塔夫脱在选举后的十个月就死于癌症。如果邱吉尔死于1939年又会怎样？他会被看成是英国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动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上将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邱吉尔的运气、坚韧不拔、才能和长寿再度得到报偿。
当邱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发表演说时，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出来的，只有鲜血、辛勤、眼泪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条：领导能力。如果没有他的领导，英国不可能生存下来，西欧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国现在也许成为一个在敌对营垒中壁垒森严的岛屿。“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多的事。”用这句话可以解释他战时最值得纪念的一次讲话的意义。
当他们的地位突然发生颠倒时，邱吉尔十分宽宏大量地对待内维尔·张伯伦。邱吉尔坚持张伯伦应留在政府内，并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邱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却相当和蔼地讲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政治活动中最好的典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在他任总统的十三年中，他从未在任何场合邀请胡佛去过白宫。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胡佛出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使胡佛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邱吉尔提供了一个与他非凡的能力和个性相称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战争环境里，伟大的领导能力才能显示出来，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实。
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的强硬决定。但是他没有象迪斯雷利或战时住在唐宁街10号的其他首相那样为人们广为怀念。在美国，情况类似的是詹姆斯·波尔克，根据历届总统的能力和业绩，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尔则是另一种范例。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且保持和平达八年之久。但是，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定、果断。因为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掷了原子弹。因此，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发起战争比结束或是避免战争，更应是衡量人物伟大与否的尺度。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就邱吉尔个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简直不算胜利。
正是斯·皮·斯诺注意到了邱吉尔在其著名讲演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主持英帝国的解体，我没有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这个讲演是富有戏剧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诚的。因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须履行视察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