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上卷)-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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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虽是咸丰帝的妃子，但她的儿子做了皇帝，她升为太后，便是君了。恭王虽是道光帝的儿子，从血统上来说也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但一旦这个皇位没有继承上，他便只是一个臣子，只能听从为君者的号令。违令便是欺君，反抗便是造反，上下形势，一转眼工夫就这样铁定终生。于是慈禧可以对恭王发号施令，恩威并加，而恭王也只有臣服的份。
裂缝出现，慈禧对恭王很是不满，亲自动手写了一道错字连篇的上谕，把恭王的一切职务都给罢了。过了几天，因为满朝文武都不赞成，慈禧又把职务还给恭王，但“议政王大臣”这个最高头衔却始终没有交还。
再过几年，同治帝亲政，在母亲的授意下，下令修复圆明园。身为当家人的恭王知道国库窘迫，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来，便力劝侄儿收回成命。恭王的不合作，既得罪了侄儿皇帝，也得罪了嫂子太后。小皇帝刚执政，不知轻重，为了讨得母亲的欢心，也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竟然下令革去恭王的一切差使，并贬为庶人。这道命令太骇人听闻了，整个皇族为之震惊。咸丰帝的五弟惇王代表王公大臣向太后求情。
慈禧原只想警告一下恭王，给他一个处分，却不料儿子这样不懂事，弄得阖朝不满。她只得教训儿子一顿，将罢免几个时辰的各种差使又全数奉还。恭王当然知道这背后的原因，彼此之间的裂缝遂更为加深了。
上个月，因越南前线的军事失利，军机处全班下台，恭王心里明白，这是二十余年来，他和慈禧在国事及私事上，各种积怨的总爆发。
恭王是一个集器局开阔和性格软弱于一身的王爷，罢官以后，他几乎谢绝所有人的拜访，自己更是足不出户。他在王府内赏花观鱼吹箫听戏，倒也自得其乐。过去太忙，没有时间读书，现在有的是清闲，他捧出几本唐诗宋词来读，立刻就被汉人祖先所创造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给镇服了，成为一个诗迷词狂。
恭王聪明，从小起又受过严谨的宫廷教育，学问基础好。一两个月下来，他居然写出了几十首很像个样子的诗词来，而在集句这方面，则更显出他过人的才情。
吃过早饭后，他在王府的东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随意背诵几句唐诗。忽然间灵感上来，又得到一首集句佳作。他急忙回到书房，抽出一纸花笺，将这首诗记下。刚写完，王府长史便来禀报：李中堂的轿子已停在府门外。
恭王虽然被罢了官，但他还是王爷，且他执政多年，得过他好处的人不少，故家居以来虽大为冷清，却也并非门可罗雀，还是有人前来看望问候。若是寻常的大臣，恭王看过名帖后，交代长史一句“知道了，多谢”，就没有了下文。长史明白王爷的意思，出去婉拒来访者。这样做，来访者并不见怪，反而觉得十分合适。因为这种时候，来访者也不过是表示一种慰问之意罢了，彼此之间都不便深谈，甚至还不知王府旁边是否有醇王的暗探，轿子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心意到了就行了。长史说完这句话后，来访者便会立即起轿离开。
第七章 和耶战耶（4）
这就是官场之间的交往，本来不合情理，然而大家都这样做，反而合情合理了。但是，李鸿章不是寻常的大臣，他和恭王的交情也不同寻常。李鸿章这半年来都住在天津，恭王离开军机处后，他只来过一封慰问函，这是罢官后的第一次拜访。恭王放下手中的笔，对长史说：“将李中堂请到阅报室去。”
王府里的阅报室，是专为恭王阅读西洋各国报刊所辟的一间房子。恭王不懂洋文，这些报刊上的文章自然是已经总署翻译好了的。室内所有摆设，全是西洋的一套，精美考究，舒适实用。
“王爷。”李鸿章一进阅报室，便要行跪拜大礼，恭王忙双手扶着他的肩，不让他跪下。“中堂年事已高，千万不要这样。”
说着，亲手把李鸿章领到墙边的座椅旁，请他坐下。这是一套西洋牛皮沙发，是英国公使威妥玛送的。
“王爷，近来身体还好吗？”李鸿章望着五十刚出头便已显衰老迹象的恭王，关心地问。
“托祖宗的福，还好。”奕䜣微笑着说，“中堂气色甚好，我真佩服你的保养功夫。”
“哪有保养功夫，不想事罢了。”李鸿章哈哈一笑，“听说王爷在用功读书，这两天读的什么书？”
“读的都是闲书。”奕䜣猛然想起自己的诗作，忙叫长史从书房拿来刚写上字的那张花笺，递给李鸿章，“中堂是翰林出身，诗文很好，看我这首集唐人句，有没有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
李鸿章恭敬地接过花笺，看那上面写的是一首题作《 无题 》的五律：
白发催年老，颜因醉暂红。
有时弄闲笔，无事则书空。
缥缈晴霞外，筋骸药臼中。
一瓢藏世界，直似出尘笼。
李鸿章出身书香世家，小时候在父亲的严督下，刻苦攻读过经史子集，诗文的确做得不错。当年，他的父亲李文安想让儿子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李文安说：“把你家二少爷的诗文拿给我看看吧。”
李文安送上儿子的诗稿，曾国藩慢慢地翻开着，目光久久地停在那十首《 入都 》组诗上，默默地念着这个二十二岁的年家子的诗作：“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心里在点头赞许。当他读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时，大为惊讶，他合上诗稿簿，对李文安说：“二少爷志向高远，前途无量，这个学生我收下了。”后来，在曾国藩的指点下，他的诗文长进更大。但李鸿章要做英雄的事业，不乐意在笔墨之间耗费太多的功夫。后来，军务政务繁忙，他几乎与诗文绝交了。
此刻，他读了奕䜣这首集唐人句诗，不觉大为叹服：“浑然天成，如出一手。王爷唐诗功底如此深厚，真令我这个翰林要汗颜了。”
奕䜣听了很高兴：“中堂说好，看来这个事我今后可以长做下去了。”
李鸿章说：“吟诗作赋，毕竟是文人的事业，王爷尽管在这方面才华横溢，也不必下过多的功夫，还有许多大事需要王爷您去费神哩！”
奕䜣笑道：“我现在无官一身轻，军国大事都不考虑了，正可以全副身心来做这个名山事业。”
李鸿章佩服奕䜣的器局，奕䜣赏识李鸿章的才具，又加之无论对内对外，二人在大计上十分投合，故二十年来，李鸿章与奕䜣，除开在官场上配合默契外，在私交上也有较深的情谊。对于两个月前的政局巨变，李鸿章的心中是大不以为然的，但无奈这是太后的决定，新军机处的后台又是皇上的生父，何况军事上的失利，军机处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李鸿章不好说什么，只能对此保持缄默，而对奕䜣的同情，则是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之间的身份上有近支王爷与汉大臣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因为相知颇深，李鸿章说话也就不顾忌。
“王爷，话虽这么说，但哪能呢，祖宗留下的江山，王爷能不操心吗？依老臣之见，王爷不久还得复出，朝廷这个家还得王爷您来当呀！”
奕䜣眼睛一亮，猛然想：李鸿章一向住天津，这会子怎么到京师来了呢？莫非太后有什么大事召他来商议？
“说了这多闲语，我还没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京师，住在哪儿。”
“昨天午后到的，住在贤良寺。”
奕䜣点点头：“有什么要事吗？”
“有一件大事要当面禀报太后，还没有递牌子，先到这里来了，一来看望王爷，二来也要向王爷请教。”
“什么大事，还要找我这赋闲家居的人。”奕䜣说着，神情立即肃然起来。他知道，李鸿章亲来京师禀告太后，自然是有极大的事。二十多年来的执政生涯，养成了他以国事为己任的习惯。这两个月来无国事过问，他的心空落落的，读书也好，集句也好，实在是百无聊赖的自我消遣。他的内心深处，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往日权势的追忆。
“越南的战争，赫德来了电报，说法国政府专门派了个特使要来天津见我，谈停战签约的事。”李鸿章说着，从衣袖袋里取出电报，递给奕䜣，“这是赫德的电报，请王爷看看。”
奕䜣接过电报，细细地看过一遍后还给李鸿章，端起茶碗来，慢慢地抿着，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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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和耶战耶（5）
李鸿章谦恭地问：“王爷您看，这个法国特使，见还是不见？”
奕䜣又沉默了一会，方才开口：“按理说，这样的大事，我现在已不便说什么了。一来如你说的，事关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我再没有一官半职，也是太祖太宗的后裔，宣宗成皇爷的儿子；二则你打老远的来，看得起我，就冲着中堂你的面子，我也不能不说两句。”
“王爷言重了。我这张老面子可有可无，倒是您说得好，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为重，别的过节都是小事。”
奕䜣听出李鸿章的话中之话，说：“老七早就想自己动手了。也好，看人挑担不费力，让他自己来挑一挑吧！”
“王爷这话说得对极了！”
奕䜣这句话真是说到李鸿章的心坎里去了。这二十多年来，他每受到别人的指摘时，心里就老想起这句话，满肚子都是怨气。
“你问我的看法，我就实说吧。与法国人打仗，是绝对打不赢的，早和早好，迟和迟好，和总归是好。你就辛苦下，抓住这个机会，与这个法国特使谈出个和局来。谈成了，就是大清江山社稷之福，是太后、皇上之福。”奕䜣以十分明朗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好，有王爷这番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奕䜣的这个态度，也正是李鸿章的态度。
“你什么时候去见太后？”
“过会我告辞后，就去递牌子。看明天上午太后能不能召见我，我在贤良寺里候着。”
奕䜣又端起茶碗来，慢慢地喝着茶。李鸿章心里想：电报，恭王看了，对谈判的看法，恭王也说了，可以告辞了。正想着要起身时，奕䜣开口了：
“在越南带兵打仗的两个巡抚，都是那些清流党极力推荐的，坏事后把责任往军机上推的，也是那些清流党，真不知这班人要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才肯罢休！”
奕䜣所说的两个巡抚，一个是指广西巡抚徐延旭，一个是云南巡抚唐炯。徐延旭在广西做藩司时，幕僚中有人在越南住过一段时期，徐便通过此人的讲叙，写了一本关于越南山川形势的书，自以为把越南的国情都掌握了，主战的调子唱得很高。唐炯乃将门之后，对兵戈一事也自视甚高，主战甚力。
对外一贯主张强硬的清流党人，很是欣赏徐延旭、唐炯；尤其是徐延旭，还是一个研究越南的专家，更为这些书生所看重。就在法军挑衅日甚之时，张佩纶极力主张将原来的滇、桂两省的巡抚换下来，擢升徐、唐为巡抚。张佩纶怕自己一人的力量单薄，便邀请已为一方疆吏的老友，在越事上与自己持同样观点的张之洞会衔。张之洞也是同意的，只是这两个人都和他有些亲戚瓜葛：唐炯是他死去的唐夫人的弟弟，徐延旭是鹿传霖的儿女亲家，为着避嫌，他请陈宝琛与张佩纶会衔。张、陈的折子递上去没有几天，徐、唐二人便分别升为桂、滇两省的巡抚。
不料，这二人都只是纸上谈兵的角色，一到实战时便不中用了。电报传到京师，大家都很愤怒。盛昱上了一疏弹章，先是指责张佩纶、陈宝琛滥保匪人，继而强调最终责任还是在军机处。于是，便有军机处大换班的变局出现。因为官居左庶子的盛昱也是个喜欢参劾大员的言官，时人也将他视作清流党。这便是奕䜣所发怨气的背景。
李鸿章说：“清流误国，的确是不刊之论。这些人只唱高调，不办实事，出了麻烦惹了祸，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还得别人来替他了结。就拿前些年天津那桩烧教堂杀洋人的事来说吧。都说陈国瑞是幕后的指挥，其实陈国瑞是受那帮唱高调人的煽动。后来又说什么趁此机会烧掉所有教堂杀尽一切洋人，听起来爱国得很，若真照他们说的去做，祸还不知要闯多大。亏得文正公委曲求全，总算较好了结了，却背了个汉奸的罪名忧郁而死。”
“趁此机会烧掉所有教堂，杀尽一切洋人”这句话，便是醇王奕说的，李鸿章不便点名，奕䜣一听就明白。在洋务这方面，他们二人是完全一致的，对清流党的指谪都是深恶痛绝的。
奕䜣说：“这班子清流党，我看都得给他们派点实事做做为好，免得他们天天说自己怀才不遇，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