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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乱世奸雄纵横三国:品曹操-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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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屯田制度正式推行。广漠荒凉的原野上,出现了一处处农耕的人群,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掀起了一个农业生产的热潮。
  三“克定天下”之业
  曹操在许下屯田的初期,并不强求扩大耕地面积,而是强调精耕细作,务求多有收获。各屯以种植黍、粟、麦为主,但因当时正值连年荒歉之际,为了救急,曹操也曾下令种植稗子。稗子是一种叶子象稻、果实象黍米的一年生草本植物,产量较高,每顷可收二十斛,每斛可磨米三四斗。粮荒缓解之后,屯田土地上间或有种植桑、麻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许下屯田的第一年,即获得收谷百万斛的好收成。初战告捷,振奋人心,曹操立即下令推广屯田,在各郡、国中都设置了屯田官,不几年这些地区都积贮了粮食,粮仓不少被装得满满的。曹操征伐四方,一般情况下不用再为缺粮发愁,也不用再为转运粮食操心。
  几年后,曹操让司空掾属国渊主管全国的屯田事宜,国渊多次陈述利弊,选择合适的土地安顿屯田农民,根据人口的多少设置屯田官,宣布对屯田官的考核办法,调动起了屯田农民的积极性,只用短短的五年,就使粮食产量大增,将屯回事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5)
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根据司马懿的建议,在建立民屯的基础上,又在一些军事驻地建立军屯,组织士兵生产,建立了“且耕且守”即一面戍守、一面务农的体制。兵屯保持着原有的军事体制,以营为生产单位,其屯田事务最初可能由典农中郎将或典农都尉代管,后来由大司农委派的司农度支校尉和度支都尉专管。军屯的建立,对于开垦荒地,减轻农民养兵运粮的负担,起了积极的作用。
  许下屯田成功之后,随着曹操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屯田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曹魏建国后,北方有不少地方成了屯田区。先后实行屯田的地方除许昌外,还有颍川。襄城、荥阳、洛阳、野王、河内、原武、汲县、弘农、南阳、汝南、梁国、谯郡、沛国、芍陵、皖县、魏郡、钜鹿、河东、上党、长安、上邽陵等地。内地多为民屯,边地多为军屯,最大的军屯区在淮河南北,即今皖北、苏北一带,最多时军屯官兵达十余万人,每年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有大量积余。
  除大力推行屯田外,曹操对非屯田区域的农业生产也抓得很紧,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当时地广民稀,未垦植的荒地很多,曹操竭力督促荒地的开垦,按照各州郡的户口数目比较垦田的多少,以此作为赏罚地方官的标准。对长期以来水利失修、以致闹得水旱蝗灾不断的情形曹操也给予了关注,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兴修了不少渠堰堤塘。其中有在今河南商丘境内修筑的睢阳渠,有在淮南地区修筑的芍坡、茄陂、七门、吴塘等水渠,有在今河南南部开通的贾侯渠,有在今安徽宿县一带兴建的郑陵,有在今河南陈留境内修筑的太寿陵,有在今河南北部修筑的沁水石门,有在今河北境内修筑的戾陵陵,车箱渠,有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修筑的淮阳、百尺二渠,有在今陕西南部修筑的成国渠、临晋陂,等等。这些水利工程遍及整个中原地区,西至关、陕,北至幽、冀,规模不算小,大都发挥了良好的效益。如淮南芍陵,周围一百二十里,可溉田万顷;七门三堰,可溉田二万顷;车箱渠浸润四、五百里,溉田万余顷;淮阳、百尺等渠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非常密切,搞好了水利,也就保障了收成。郑陂修成后,连年丰收,产量大增,国家收取的租谷比平常增加了一倍。这些水利工程,很多是在广开屯田的要求下兴修的,可以说没有屯田事业的发展,也就不会有水利事业的繁荣。而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又不仅仅是屯田区获益,同时也有利于周围非屯田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建安九年(204)至十一年(206)间,曹操为便利军事运输,还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等工程,把整个河北平原的各大水系连在一起。这些工程在水利灌溉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曹操推行屯田政策的成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它使北方的农业经济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得到了比较好、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使“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其一)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观。王粲在《从军诗》其五中说:“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原畴。”曹丕在《于玄武陵作》诗中说:“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反映的虽只是局部的景象,但应当说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把在长期战乱中弄得凋敝不堪的农业经济重新振作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功劳。
  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由于战争对兵器的需要,也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需要大批铁制农具,冶铸业获得了很大生机。冶铸业在战乱中也曾遭到严重陵坏,铁非常缺乏,以致出现了斫棺取钉、用木制刑具代替铁制刑具的事情。曹操攻占冀州后,开始恢复冶铸业,设置官营冶铸机构,任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韩暨为监冶谒者,主管冶铸事宜。王修在司金中郎将的岗位上一干七年,有一次给曹操写信提出工作上的建议,同时流露出盐铁工作平凡、影响建功立业的情绪。曹操给他回信,说当初任他为司金中郎将,是因为没有别的人可以胜任,认为司金中郎将的职位虽没有军师祭酒高,但谈到建功立业,却比军师祭酒更为重要。韩暨在职七年,也做出了很大成绩,扭转了当时铁制用具匮乏的局面。韩暨特别注意采用新技术。东汉初年,杜诗做南阳太守,制造了“水排”,用水力鼓动风箱铸造农具,比原来用人力或畜力带动风箱大大提高了工效。韩暨将这种“水排”推广到河北等地区,并在技术上加以改进,用结构较为复杂的卧轮式取代原来水排所用的立轮式,进一步提高了工效,如与马排相比,可多得三倍的利益。曹操对韩暨的政绩非常满意,特去信表彰,并将韩暨提升为司金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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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6)
在当时的冶铸业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煤。曹操攻占邺城后,曾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冰井台,台下有冰室,冰室内有井数口,每口井深十五丈,里面储藏着冰和石炭(煤)。西晋人陆云在写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提到冰井台下还藏着石炭(煤)数十万斤,并对此感到惊奇。邺城的冶铸业大量使用煤,这对铁制用具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无疑都是大有益处的。此外,丝织业、制盐业以及商业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屯田使在长期战乱中被迫离开土地或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重新和土地结合了起来,从事农业生产,既解决了流民无家可归、无业可从的问题,也解决了大量荒地闲置的问题。流民生计无着,最终必然走上反抗道路,从曹操来说,这自然也是他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但在客观上,确也对解决流民生计问题、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招募流民屯田这一措施的带动影响下,后来在非屯田区也开展了大规模招回流亡人口、分给无主荒地、并贷给犁牛以帮助恢复生产的工作。关中在李傕、郭汜之乱后,人民流入荆州的有十多万家,后来听说家乡恢复了秩序,都希望回来,但回来后却因没有牛、犁等生产资料,仍然无法自立。尚书郎卫觊给荀彧写信,建议实行食盐专卖,以其收入购买牛、犁,贷给归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以使关中富裕起来。荀彧请示曹操,曹操采纳了卫觊的建议,实行后收到很好效果。
  屯田制度的施行,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董卓之乱后,各地有不少豪强搞武装割据,在风暴过去之后,他们竞相侵占土地,招纳流民,以不断扩展自己的实力。流入荆州的关中人民回乡后,地方豪强就曾争相招纳,使为部曲,而属于官府系统的郡县由于财力贫弱,却无力与之竞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日益强大起来。如果放任自流,让土地和劳动力无限制地流到那些私家手中,就会影响到官军的兵源和粮食供应,最终还会发展到尾大不掉、难以控制的地步。曹操自然是绝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形出现的。因此,他推行屯田,就是要利用自己的势力和地位,将流散的劳动力和荒废的甚至还有人耕种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使豪强势力不能无限制地占夺土地,招纳流民,成为他统一国家的障碍。曹操在很大程度上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的。
  而实行屯田给曹操带来的直接和最大的收获,则是解决了长期为之担忧的十分紧迫的军粮问题。实行屯田后不过几年,各地收获到的谷物每年总量即达数千万斛之多,基本上满足了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需要。而且这些谷物分储各地,军队开到哪里大体上能做到就地或就近供应,既免除了转运之劳,又能保证及时,有力地支援了曹操对其他割据势力的战争。曹操最初为解决军粮问题而实行屯田,从这个角度说,他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修耕植以蓄军资”的战略方针取得了预想的胜利。
  屯田事业的成功,同枣祗、任峻等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枣祗首倡屯田,并在许下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给人们增强了信心,为大兴屯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幸早逝,任峻在他死后承担起了大力推广的工作,使屯田事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曹操对他们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建安六年(201)曹操打败袁绍,在追思枣祗的功绩时明确指出:
  (枣祗)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曹操此前已经追赠枣祗为陈留太守,但觉得这还不能与枣祗的功劳相称,应当再给他封赏。曹操还觉得这件事情早该办了,拖到现在才办,是他的过错。于是下令给枣祗的儿子处中封爵,使对枣祗的祭祀永远继续下去。任峻则在官渡之战后被封为都亭侯,赠给食邑三百户,并升调为长水校尉。平常任峻有什么建议,曹操也总是乐于接受,大加赞赏。建安九年(204)任峻去世,曹操为之悲痛流泪,不能自已,立即让任峻的儿子任先继承了其父的封爵。
  

第六章‘修耕植以蓄军资’(7)
曹操屯田的成功,在天下三分之后也曾影响到吴、蜀两国,他们都曾相继实行屯田,不过其规模和功效都不能同中原地区相比。
  当然,屯田制也并非曹操赠给农民的一块“乐土”,农民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政府同屯田农民的关系,还是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屯田农民则成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带有农奴性质的佃农,他们的地位同过去相比变化不大;而有一部分原来是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身份是比较自由的,而现在却成了被束缚在指定土地上的隶属农民,生产要受各级屯田官的管理和支配,地位则是大大地降低了。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国家的,自己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还有可能随时被移往他处,身不由己。军屯是用士兵进行生产,其隶属性更强。再就剥削量而言,他们须将收获物的十分之六(使用官牛者)或十分之五(使用私牛者)交给政府。这个剥削量同汉代耕种豪强地主土地的佃农的地租负担(十分之五)差不多,但却远比自耕农的赋税负担(除人口税外,三十税一或十五税一)为高。因此,在曹操屯田初期,主动应募的流民并不太多,很多虽名为招募,实际上是被强征来的。这样,逃亡的事情也就不断发生。后来,沛郡南部都尉袁涣对曹操说:
  “老百姓安土重迁,这个习惯不能一下子加以改变。应当顺其心意,愿意的加以招募,不愿意的不必勉强。”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将强征改为自愿应募,同时免除了屯田农民的兵役,让他们安心种地,多打粮食,得到了屯田农民的拥护。当然,根本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逃亡的事情也就不可能完全杜绝,建安二十年(215),还曾发生屯田农民吕并自称将军,率众在陈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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