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历史不再徘徊-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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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党的高级领导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时为1978年秋季。冲突之一方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另一方是党中央的主席。根据万里后来对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回忆，他并不是势孤力单的，在党的最上层里有着一种力量在支持他。当华、万二人发生明显的分歧时，在场者至少还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二人。邓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泽东批判过的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叶剑英则较为和缓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这等于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当时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万里所辖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个兴风作浪的小岗。
1976年12月，也即“小岗事件”之夜的两年前，华国锋着手为中国农村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的舞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其序曲是按照二十多年屡试不爽的办法——意识形态之战——展开的。
会议在这一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前台作主题报告，他本人则在适当的时机出面肯定报告的内容。这不仅因为今天他已位及至尊，照传统的为政之道当超然于第一线的角逐，而且更由于有关华国锋的种种颂扬与溢美，以及他与江青的种种仇隙与争执，如果由其本人亲口陈述，显然还有若干技术上的细节难以处理。从华国锋的心理上来说，他召到北京来的这五千位代表，包括了二十九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五百多个地委书记，以及两千多个县委书记。这些人构成了八亿农民之上几乎全部的领导力量，足可左右农村之局面。而他在刚刚完成权力的转换之后，对于自己驾驭局势的威信显然还不具有充分的信心，因之更需有人为他代言，以试群情。 。。
风起青萍末（7）
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他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们后面还要更多地涉及。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激起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具有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陈永贵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这样的神通，他不正是从这个小村走出来的吗？他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居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以云、贵、川、闽、浙、赣六省为例，述说那里由于“四人帮”的阻止而令学大寨的运动夭折，以至贫下中农受气，阶级敌人高兴。这六省在中国由东南到西南占据了五分之一的版图，如此广大的地区发生了问题，可见事关重大。所以，陈便以一敌一地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也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于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等于是为今后的农村工作方针定下了主调。
按照华国锋对八亿农民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筹划“包产到户”，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有崇高的激情。他更不会料到，两个月后他发明的“两个凡是”，在新一代领导中间引起第一次重大分裂，使眼前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进程与设计之间，形成极大差异。这是后话。现在，华国锋的动员立竿见影，五千名代表连夜学习，连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宾馆里糊满了大字报。中共最有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它的版面上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气象：
怒火，在代表们心里熊熊燃烧！
仇恨，在代表们胸中翻滚激荡！
来自祖国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同仇敌忾上战场，
万炮齐轰“四人帮”。
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指斥与声讨，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气氛，而于理性的判断则要大打折扣。但对华国锋来说，仅仅有这些也就够了。不过，事情还是出了一点麻烦。经过二十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日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议论纷纷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逝世已有三月，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华说道：
风起青萍末（8）
“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江青的判断是继承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判断，但他的表述显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简洁与自信。为了支持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证据冗长而笼统。他实际上是在述说中国若干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包括周恩来这一代开国元勋；包括依然权力在握的和失去权力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包括工人和农民；包括青年；包括军队；包括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华国锋希望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和他站在一起来痛恨“四人帮”，这无论从心态还是从策略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图画之黑暗，与过去几十年党在人民中间极力渲染的光明成了鲜明的对照。党中央主席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令人惊讶。华国锋的错误不在这里，可是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四人帮”，并且作出“右得不能再右”的结论，则令人生疑。他把毛泽东列入受迫害者的队伍，显然是想把毛泽东的夫人排除出毛泽东的体系之外。既然毛泽东是左派，江青们是一定要成为右派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这样的推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它在日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又出乎“英明领袖”的意料之外。
现在，面对五千领导者和他们背后的亿万农民，陈永贵尽其所能为华国锋的逻辑提供注释，不过，显然并不成功。他对着听众陈述了“四人帮”反对大寨，反对华主席，也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所列虽然详尽，却有些琐碎。平心而论，江青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确已势同水火，但是若说江青一贯反对大寨，实难令人信服。凡对中国农事稍有注意的人都会知道，“四人帮”是如何鼓动“学大寨”的风潮，大寨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感极而泣地迎接江青的到来，而且，人们也很难看清大寨的经验与“四人帮”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何区别。所以，将“四人帮”归入“极右派”，就连华国锋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怀疑。这一点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证实。而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能意识到，在他们的“万炮齐轰”之下，不仅“四人帮”的理论将在中国破产，而且人民公社的理论也会遇到麻烦。对人民公社的理论进行修正是必要的，而学大寨运动的继续推进，无疑是在强化这种理论。在把有害的大寨经验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加以巩固的时候，又怎能在七亿农民中间清除“四人帮”留下的遗产？
但是，按照华国锋的作法，当日农村中弥漫着的对于大寨和对于公社的种种不满和失望，便成了“四人帮”的罪孽。陈永贵在他的报告里面，即用很大的精力来指责“四人帮”到处破坏学习大寨，“闹的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陈还把一个叫做温州的偏狭的地方作为攻击的目标，毫不含糊地说，那里的分田单干是“四人帮”纵容的结果。这位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包产到户是“四人帮”向学大寨的运动发起的政治挑衅，因之，与“四人帮”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很明显，这样的方针如果得以延续，将给中国农村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
陈永贵的讲话令满场掌声经久不绝。这些鼓掌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正是由于与“四人帮”奉行的理论的决裂，导致了两年之后的中国出来一个“分田单干”的小岗，且从此一发难收。
华国锋取得了胜利。他打倒了“四人帮”，但却留下了中国农民已经厌恶的一种制度。他的胜利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77年，而人民公社终于日暮途穷以至败象毕露，亦出现在这一年。
1977年是人民公社这个幽灵在中国农民心中日益可怕起来的一年，但是，在整个中国，大多数像小岗一样的村庄，仍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那时候，中国人还未从大同社会的梦呓里醒来，邓小平还在京城北面一个无人注意的四合院里养精蓄锐，他在日后发动改革所倚重的左右将帅还毫无影响。华国锋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两亿多个有线广播喇叭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风起青萍末（9）
京城的信号传到江淮丘陵的时候，已是这一年年初。隆冬时节，日短夜长，凌晨。星光未褪，凤阳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古老的钟楼再度成为革命的心脏。那上面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其主旨在于动员农民行动起来，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横七竖八的广播网络则把那钟楼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这样，华国锋充满激情的声音，便控制了整个凤阳县的村村户户。
凤阳为明代开国皇帝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