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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章

北侯-第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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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射击训练强度可以加大了,装备火枪的数量也不会受到弹药不足的困扰,自己手里的军事力量可以增加好几倍,其中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李从年惊喜之余也感到万分庆幸,幸亏自己当时想办法把这两人留在了身边,否则这个难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破解。

李从年立即召集实验室所有人员,当众宣布重奖孙元化和瓦特各五百两银子,封大匠师称号,并且奖励为国勋章,每月的薪水翻两番,并允许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研究。

通过这次□□,李从年要向所有人员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只要是为大明做出了贡献的功臣,他绝不吝啬奖励,而且奖励的力度会出乎大家的意料,李从年的发言在军械司诸人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巨额的金钱奖励超高的地位和待遇让他们羡慕不已,许多人暗下决心,也要向他们俩一样,创造出有价值的发明,只要自己努力,他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而在晚上和工人们的聚会当中,李从年举起酒杯朝军械司所有工人说道:“国家的繁荣是靠你们这些工人辛苦劳动换来的,在这里本侯在代皇上和朝廷感谢你们了。”李从年举起手里的酒杯,对着燃烧的木材堆望着在旷野中所有的工人说道,大明的繁荣昌盛靠得其实就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大明复兴根本就是一局空话而已。

晚宴上摆放着许多工匠们都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佳肴,更不会出现酒不够喝的情况,可是镇北侯今天晚上说的话,却是让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怀,他们找回了自尊心,找回了心理的那丝感动。从这以后,军械司的工人们,发挥着他们的能力,为着大明的复兴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一夜李从年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的酒,说了多少的话,可是他却记得这些为了大明任劳任怨的工人,为大明的富强,牺牲了一切的人。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口普查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口普查

明朝的户籍管理有一个严重的弊端,那就是明代的户籍制,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等,只要你被划了其中的一个身份那可就是世代承袭,不能随意变更的。但由于在大明的军户匠户的地位较低,根本不可能进入科举入仕为官,又有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得逃户隐匿很是普遍。

明代的匠户制,源自元代,较元代管制已是较为宽松,洪武年开始实行轮班制,匠户分住坐存留轮班三种,轮班匠每三年前往京城服役,尽管每次役期仅三个月,但加上来回路程就要半年左右了;若再加上官吏与作头的勒索,匠户们往往要借高利贷,甚至典卖田地儿女了。

直到成化年间,近百年的轮班制才被废除,改为征“匠班银”。由于匠户受剥削严重,早就大量逃亡,至嘉靖年,匠班银不过能征六万多两。而皇家与官府工程多由住坐存留匠供役,这种服役在匠户中的不平衡,匠户的逃亡隐匿更趋严重,到天启崇祯年时,匠班银更是征收寥寥,皇宫劳役越来越依靠市场供给了,这也就是崇祯将乾清宫东暖阁装修为藏书室时,太监竟上报需几万两银子的原因,如按明初的匠户制度,崇祯只需出点木料钱即可,工匠的劳役是无偿提供的。

如今的匠户制,早已败坏不堪,事实上早就无法运转,匠户制的废除,也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需要捅破了。至于军户制,同样败坏已极,如若没有粮饷发放,根本就别想能调动得了这些卫所官兵,如辽东采取的兵制,已与军户制大不相同,基本同募兵制没什么区别了,但军户制的废除却不是匠户制那么简单,一是涉及的户口过多,占各州府户口两成多,二是天下乱象频仍,正是需要军队保障稳定的时候。

而李从年自从入朝之后就曾经考虑过户籍改革,可是诸事繁杂,再加上海禁开放之后,人口流动一定很大,所以根据镇北侯李从年提议,内阁大臣进行讨论之后,认为此次户口普查已是势在必行,人口普查是变法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准确的户口黄册。

而这次人口普查的背景是陕甘移民四川,陕甘两省本就是边穷之地,土地贫瘠再加上连年大旱,百姓早就过不下去四处逃荒了,但毕竟有着明朝的户籍制管制,大量的农民还是被束缚着,这次大举移民四川,既有良田住宅,官府还免税五年,更又提供一些迁移所耗费,这些身无片瓦的农民那还不积极响应,而陕北各府县的官吏,早就被乱民闹怕了,朝廷能把这些“穷鬼”迁走,正好了却心头烦忧,难再加上各地都察院和监察司官员的督查下,这次移民十分顺利。

然而户口普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陕甘两省移民登记户引的试行过程中,这种技术性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仍有那么多的波折,就与户口隐匿严重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镇北侯李从年趁机提出身份牌制度,也就是每一个居民在成年之后,可以凭着这个身份牌外出务工和游历,而这种身份牌就成为了个人身份的证明,这个庞大的计划,却因为身份牌的防伪而不得不在很的地方进行实验。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口普查(2)

移民计划是根据黄册记载的陕甘当地户口而制定,尽管户部也想到这点,却不好向皇帝明说,而崇祯虽对黄册记载有所怀疑,却也未想到这点。由于崇祯制定的政策,确实对陕甘百姓是雪中送炭,许多隐匿中的户口逐渐浮出水面,最后需要移民的数量远超最初计划。也正因此,崇祯的移民计划不断修改,但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却总也赶不上移民的需求,这也可说是叛乱不断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隐匿户口浮出水面”却是崇祯和李从年满是头疼,户部尚书曾经隐晦地向崇祯提出过,这个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不是户部能够自行解决的,因为它涉及到大明的赋役制度。因为每个在册人户都要缴赋税出徭役,和缴纳人头税,而当百姓不堪重负税收的时候,地方必然想方设法隐瞒人口,逃避税收。要想举行人口普查,清查人口,前途下就要进行赋税改革。

但是,税制的变革,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明的税赋制度的在户部尚书的解释下,崇祯皇帝和李从年这才明白,这里面对饿利益纠葛,根本就不是短时内能,除非崇祯和李从年能快刀斩乱麻,可实现在开放海禁在即,崇祯和李从年也不想节外生枝。

李从年越是了解深入,越感觉税制改革不容易,大明立国已二百四十余年,田赋徭役制度已经数度变革,每次赋役制度的变革,目的都很正确“均赋役,减轻百姓负担”,无不是与权贵富商们博弈的结,然而幸福的理由各有不同,失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政治□□,权贵勾结”。

赋役制度执行起来,被那些□□官吏不断地扭曲,以至需要再度变革;赋役制度再变革后,在吏治仍不清明的情况下,权贵富商相互勾结,再度扭曲了税改本意,反而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再度引发下轮税改的动力,这也是前朝名相张居下变法时,“考成法”先行,“一条鞭法”随后,也正是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原因,在根本上触及了权贵富商们的利益。张居正死后,十年变法即被终止,本人也落得个家破名裂。

“一条鞭法”尽管在张居正的强力压制下,也只在部分省府真正得以施行,即使这样一个效果,仍挽大明狂澜于既倒,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朝廷钱粮满仓”,万历帝可以完成“三大征”,再二十余年不临朝,但是到了崇祯朝时,张居正变法的成果已消耗殆尽。历史上,也正因再未能出个百年一遇的“张居正”,终于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中,大明朝终走到了尽头。

明税制的合理与不合理,主要在于权贵富户有各种手段可以避税,最终普通百姓成为纳税的主体,如此税负岂不沉重。贫民百姓当被逼到绝境时,只能是卖田地卖儿女,最后落得逃亡为流民,才能躲避了那些沉重的赋税。只是,普通百姓被逼为流民,也就是朝代走到末世的象征,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

田赋役税,在有明两百多年中,每逢百姓负担极不合理,赋役已不合时宜时,即出现许多有识有志之士启动税制变革,以明朝的徭役为例,从明初的“均工夫”,到徭役制度化后的正役与杂役,正役不断变迁,先后出现“里甲银均平银纲银会银”等的变革试验,其趋势是:徭役定额征出,徭役依人丁田地多寡,均平征派。徭役可折银钱改征,裁撤里甲支应征派的权利。

杂役,则先后出现均徭法十段册法的变革试验,仅役法的变革就如此繁杂,而每次变革的原由,都是役法从最初的适应社会,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的官僚机构,有科举取仕的规模限制,官员的编制膨胀有限。但在明代中后期,政治□□,各地官府的吏役却是无限制的膨胀,尤其是万历帝不上朝的二十多年中,各地官府为着私利膨胀更加无度,徭役征发更趋增加,征输的名目方式繁多。

李从年看到每当广大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大明统治面临危机,即有有志之士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均平徭役的探索和试验。税赋的变革多从南方发起,南方的经济繁荣发达,权贵豪门的势力较北方为弱,因而变革措施更加积极,在徭役货币化的同时,田赋的货币化趋势也愈加明显。这就使徭役与赋税的变革,最终走向赋役的一体化货币化,诞生了后来的“一条鞭”法。

税制的变革,促进了明朝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统一大市场。在税赋货币化的导向下,地主的地租也多改为征收货币,如今,各省各府的税赋征收,或征白银或征粮食,各地不完全一样,江南地区为朝廷税赋的最主要来源,民间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

明朝税赋的货币化变革,是比较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但是由于吏治败坏,税赋主要由普通百姓承担,导致朝廷税源不足,社会矛盾激化;徭役虽然折银征收,但路桥工程河湖治理仍要大量役工,朝廷税赋征收本就不足,再有官吏在工程中的大肆贪污克扣,就更加左支右绌了。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曾上疏,大明官场吏治□□,买官卖官成风。总督巡抚的职位,要个五六千两银子,补个道台知府的缺,也要两三千两,至于其它大小官吏举人监生,无不明码标价,贿赂交易。而且他自己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曾两次推却了五百两白银的贿赂。

后世李从年虽然没有进入官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那些官场的潜规则看去真是大同小异,如果不是李从年来到这个时代之后,设立改组都察院,设置监察司进行监督百官贪腐之事情,不然整个大明的早就被这些□□给吃垮了。

☆、第一百九十九章 报纸

第一百九十九章 报纸

“爱卿是说让官员公示早就的财产?”崇祯望着李从年提出的这个办法,心理却是有些疑惑,这个财产公示法令,能起到多大作用,崇祯抱着严重的怀疑。

“皇上,一个好的制度,是需要看执行力度的。只要朝廷有着严厉的执行力度和决心,这个财产公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李从年知道就算在后世,那些号称是人民公仆的老爷们知道需要公示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却是支支吾吾,遮遮掩掩的。就是因为你不公示财产也不会有多少的惩罚,让这种好的制度浮于表面,李从年认为只要有严厉的处理才能让官员们知道,大明朝廷不是吃素的。

而在收税方面,李从年决定增加其他商业税,或是提高中高档奢侈消费品方面的税率,比如烟税。烟草在万历末期才由福建方向传入大明,但传播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十年已传遍大江南北。历史上的崇祯,为了禁绝烟草,曾颁旨“凡种植贩售者皆斩首”,仍难抑制其传播速度。

在财政宽裕的情况下,则逐渐减少北方灾荒地区的税赋,以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而刚刚开放的五省海禁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收取了高达达到近两百万两关税,这是崇祯原来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也正说明明代的海外贸易已达到了何等程度。

而当初大郑芝龙受抚明廷,借朝廷名义剿灭各路海盗,控制了对外贸易的大部分海路,凭借武力收取商贾的保护费十取其一,每年即达千多万银两相比,大明朝廷在三个月时间里,关税只收了不到两百万两。这不过是开放海禁时间过短而已,再加上一方面是偷漏税严重和关税是制度还不完善的缘故。

“陛下让草民办报抄,以伸张民意,上达民情,又要求与朝廷保持一致,这个草民做不到。朝廷意旨与民意,若让草民办这个报抄,怕只会以民意为主,以和陛下所赐民报》之名。”刚刚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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