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战争-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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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航空公司的市场争夺战（5）
90年代末，美国运营商们又再度回到以前的状态，开始了另一轮悲惨的命运。他们凭借着拼凑出来的一些资源和以前的信誉，依旧不断获取更多的飞机。而在雇佣劳工的方式上公司则进行了一些修改，因为原有的模式虽然在状况不错的时候不会给公司带来什么束缚，一旦面临发展的低谷，就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运营商们开始把运营的重点放到了商务人士身上，指望可能出现的丰厚回报。大多数航空公司都感觉到商务人士不在乎机票的价格有多高，他们只是需要更快更准时地到达目的地。这些乘客购买的机票不用交税，而且航空公司在他们身上花费的成本也不大。
过了不久，航空业的快速成长阶段结束了，它的网上业务开始流行起来。对于资本雄厚的老牌运营商来说，之后的发展非常艰难。不断增加的商务人士和其他类型的乘客开始给低成本运营商们提供了发展平台，由于因特网使该产业的透明度变得更高，乘客们可以在任何旅行网站上，例如Expedia 、环球旅讯网和Orbitz查到最便宜的价格。
更高的透明度给航空公司带来了长期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它们的财政压力也不知不觉地增加了。而在911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冲击背后，提供贷款的企业采取更为灵活的贷款方式为这个行业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在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四年里，美国航空公司拿出了62％的资本来还债，然后又举借了160亿美元的贷款以挽回损失。从2000年开始，老牌运营商们不得不取消100多个城市的空运业务，即使支线客运航空公司不会与自己在这些航线上竞争，它们也没有能力再支撑下去。
强烈的连锁反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坦帕国际机场（可以称得上是组织结构最完善合理的航空公司）的执行理事Louis Miller说：“六家老牌运营商财政的不稳定所造成的影响是各个机场面临的最大问题——机场无法从公众那里筹集资金，完全要靠自己来支撑运营。坦帕机场每年的收入是亿美元，30％来自航空公司，其他则是从停车费、租车费、食品和饮料中获得的。根据规定，任何超过200万人次运营量的商业机场都不能受到政府援助。那些处境艰难的航空公司只能使用自己的机场或其他的资产来抵消债务。”他透露美国航空公司就曾拿出自己机场上一个价值2 700万美元的新飞机修理库来赔付给债权人。
印度尼西亚国际机场也有着和联合航空同样的麻烦。由于它部分产业已经破产，这家运营商不得不将作为自己第二大维修中心的一个机场设施租借给其他的公司使用，以此来筹措资金偿还它背负的租赁费用。
难以控制的燃油价格也是航空公司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还有就是雇佣员工花费的巨额成本，特别是飞行员。
对《航线解除管制法》心存抱怨的还有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们，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工作者。在美国航空业历史上最低迷的时期，飞行员的酬劳以及与维持与他们的雇佣关系的费用带给老牌运营商极大的压力，加快了一些雇佣飞行员过多的运营商的倒闭速度。老牌运营商的高级管理层和飞行员联盟——航空飞行员协会之间的关系在《航线解除管制法》颁布后开始恶化，一些业界的分析师认为飞行员一方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非常奇怪的是，他们拿到的薪水非常高，而且还与自己驾驶的飞机的体型大小——尤其是重量有关。也就是说，假如一个飞行员平时的工作是驾驶一架四发动机宽体客机直接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较远的地点而不做任何停留，那么他的薪水就会比不定期地驾驶更为小型的飞机并要在途中的机场降落的飞行员要拿得多。
所以这些飞行员对该行业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他们罢工，就会使得花重金购买或租赁来的飞机闲置，从而导致航空公司的收入锐减；另外，让飞机发动机长时间闲置也会带来高额度的燃油损耗费用。飞行员们也能够造成航空公司的整体运营速度放慢，例如，联合航空公司的全体飞行员曾经在2000年夏季放慢了自己驾驶的飞机的飞行速度，给该运营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后公司被迫向他们提供更为优厚的待遇才得以将事件平息下来。而这种高级待遇使这家全美第二大的运营商损失惨重，并在两年后也根据《破产法》第十一章的内容宣布破产。
第4章 航空公司的市场争夺战（6）
《金融时报》曾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使用了很多直接的案例和证据具体描绘了飞行员联盟管理队伍的巨大影响力。协会曾经的领袖雷克·杜宾斯基（Rick Dubinski）曾在20世纪90年代直言不讳地谈到过这些情况：“我们不想杀死这只金鹅，我们只是希望卡住它的脖子，要求得到它的每一枚金蛋。”
美国航空公司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克兰德尔（Robert Crandall）是个名声不怎么好的人，他同时指责双方说：“航空公司的雇员能拿到美国其他行业人员两倍左右的薪水。在我们国家收入最高的职业就是医生和飞行员，但医生每个星期平均要工作41个小时，而飞行员只要上班22个小时就可以了。”也许他这话在某些程度上来说是对的，不过这只是美国航空在公司运营好转时期大量购买飞机所显露出来的情况，而不能代表整个行业一直以来的状态。
日渐衰弱的老牌运营商们也有一个“武器”能够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那就是《破产法》第十一章中的申请破产程序。其中的第113条的有关企业破产的条款使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权取消与飞行员之间的劳动协议，减少飞行员联盟给自己施加的压力，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就曾经以破产相威胁迫使该联盟做出了让步。美国航空公司也学会了这个策略，在2002年把飞行员的薪水从15万美元压低到了7万，缩减了自己的运营成本。如果这些飞行员、机组服务人员不答应，那他们的退休金就会失去保障。
联合航空威胁要取消一些退休金计划，除非这些人在与公司签定的合同上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使公司能够节约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一些二手飞机（因为大多数乘客都不愿意乘坐破产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如果只是搭乘二手飞机还是可以接受的），两方面的利弊权衡自然使这些公司成员放弃了一部分的酬劳。
到了2004年11月，联合航空宣布它将不再给予任何退休金补助，由此从安抚退休人员支出的抚恤金和财务中节约出来的费用共计63亿美元。而这些工作人员的退休则由政府资助的美国养老基金担保公司（the 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oration，简称PBGC）负责的福利制度来给予保障。不过美国养老基金担保公司当时已经处在严重的亏损之中，它在2004年9月30日提出的报告中显示该年度的财政赤字达到了233亿美元，是上一年度的两倍。
一个星期后，联合航空又宣布和公司内部的飞行员联盟达成一项暂时性的交易。这些人员同意放弃自己的退休抚恤金，换取可以抵消他们大部分退休金损失的价值共计150多亿美元的兑现券。与飞行员的这笔交易的数量，是根据公司内其他的员工放弃退休金计划所得到的赔偿额度而定的，而其他员工在飞机服务人员的带领下都拒绝接受这一方案。联合航空没有退缩，将局面强压了下去。
2005年2月初，《金融时报》的一篇关于航空业的文章在开篇就提到：“由于去年各家航空公司各自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员，并且大力缩减成本和减少突发事故，第四季度的赢利状况应当会有所回升。但事实却是：六家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的净亏损达到了上一年度的7倍——410亿美元。”
达美航空的首席执行官吉拉德·格林斯坦（Gerald Grinstein），上任后对飞行员的退休金计划进行了更大的改动，直到雇员答应在要求的其他待遇方面做出让步。和其他老牌运营商的执行官一样，他非常重视在这方面的举措，只是有关的举措推行得晚一些罢了（是在2005年开始的），而且在方式上与其他公司有根本上的不同，格林斯坦的举动非常惊人，或者说极端。事实上，他打破了以往的做法，将达美航空的各种损耗费用简单化，并制定好上限，此外，他削减了公司内部运营费用的50％，甚至让达美航空的运营方式达到了低成本运营商的标准。各种额外的工作内容——包括要求星期六通宵上班在内都被取消了，这就节省了公司加班的费用支出。另外，公司还鼓励商务人士更多地购买折扣机票。格林斯坦在宣布公司的收入状况得到回升时说道：“如果一个航空公司的各项成本耗费都那么繁杂，管理者们又没有能力将之理顺，他们又怎么能让客户相信，自己购买的便宜机票能够换取高质量的服务呢！”
第4章 航空公司的市场争夺战（7）
达美航空采取这种方法也是迫不得已，它必须要抵制低成本运营商的入侵。在针对亚特兰大机场、美国东海岸和佛罗里达州的业务上，达美航空都遭到了他们的挑衅。这些竞争对手中的捷蓝航空、西南航空和埃尔川航空（AirTran）都把单程机票价格限制在了299美元以下，比达美航空以前制定的499美元要低得多。捷蓝航空的大卫·尼尔曼也承认：“也许他们制定的票价才更为合理。”
制定更合理的票价，意味着要从根本上采取新的方法来削减成本，使公司提供的机票能够达到达美航空那样低廉的价格，并且拥有简单的费用构成，同时还要保证自己在这块市场能够存活下来。老牌运营商们可能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费用构成——这等于就是要他们采用低成本运营模式，这样做的话公司与那些低成本运营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这样做所换回的结果是：在911事件之后的三年里，这些公司的飞机座位使用率降到了从未有过的最低水平，他们的财政数字如自由落体一样急剧下降。
六家老牌运营商寻找自己的出路只是时间问题了，谁能存活下来取决于如何改进自身的运行。他们中有几家已经找到了出路，那就是提高服务质量，保证飞机客运的准时性，以及争取到自己员工团体的最大支持和让步。六个航空公司中有两家——大陆航空和美国航空摆好了进行自我整改的姿态，要不然他们可能比其他四家更接近倒闭的边缘。
一些航空业观察家担心，捷蓝航空、西南航空和埃尔川航空三家低成本运营商会把其他处在困境之中的航空公司控制的最好的航线抢占过去，并且还可以随意地占领其他的航线。争取其他方面的投资是否能够增大老牌运营商存活的几率呢？可能不行。捷蓝航空和其他低成本运营商反而会借此投资来获取他们50％的资源，然后使自己成为更为强大和侵蚀力更强的航空势力。
飞行员和管理层之间关于薪水和退休金的小冲突制造了一条员工联盟间的规定——不允许主动处理一些没有事先被要求进行的工作，飞行员不会去帮助搬运行李，乘务员不许更换坏了的灯泡，这种情况无疑使老牌运营商要耗费一大部分模糊的费用。
而低成本运营商们根本不需要被这些苛刻的工作条例所限制，因为他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开或者包容这些员工联盟的要求。他们付的薪水刚开始就较低，或者自己会安排多余的飞行员完成其他工作。西南航空公司就能够长时间地保证自己的飞行员拿到业界最高的收入，但又不给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增加压力，在这方面，它可以说是航空业做得最好的一家企业。
在这个航空业最为艰难的年代，成功的低成本运营商往往会给自己的员工灌输团队精神，让他们为公司感到自豪，将个人的发展与公司的成长看成一体，这保证了企业能够继续活跃在业界舞台上。没有死板的工作条例的限制让低成本运营商拥有比老牌运营商更大的竞争优势。他们中的客机服务人员会在飞机停飞期间为机舱做日常的清扫工作，这样间接地缩短了飞机的在港时间，还可以为公司节约一些额外工作任务所产生的费用。同样，行李搬运人员也会经常协助车辆拖挂飞机的工作。
而在西南航空和捷蓝航空，管理人员也能毫不犹豫地清扫飞机或帮助提拿行李。赫伯·凯勒赫在乘坐自己公司——西南航空的飞机时就会这么做，还不时地抽空与乘客交流；捷蓝航空极有创新意识的创始人，领袖人物大卫·尼尔曼在旅行中也曾协助自己的机组人员完成工作，为公司员工做了很好的表率。在中途停留期间他会为乘客拿送行李，甚至有时还加入到空管人
